湖北
章学诚与王葆心，一个是清代方志学的开山鼻祖，一个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二者虽然并不处在同一个时代，却在学术观点上有着明显的继承。过去由于史料的不充足，我们对于王葆心先生的方志思想探索不深，新近出版的《王葆心文集》弥补了这个缺憾。除了王葆心的方志学巨著《方志学发微》首次被全面整理出版，文集中也大量散见王葆心关于方志学的评论，这些材料对于深入推进王葆心方志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阅读所见，谈一谈王葆心与章学诚方志思想之间的关联。
章学诚之所以被梁启超视为清代方志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在章氏之前，虽不乏顾炎武之类的大儒参与修志，但始终没有人将方志与中国古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结合起来，方志长期被视为学术支流，并不被主流学界所重视。章学诚率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并且提出“志乃史体”“方志为国史羽翼”等判断，这就是将方志的意义与经史结合，使之不再成为史学的支流，一跃而成为关乎文化前途的重要领域。那么对于士大夫而言，钻研经史固然是重要的职责，编修方志的工作也不容小觑，章学诚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章氏的这一论述，为后世的方志学家从事相关的工作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换句话说即是为方志编纂的工作找到了文化上的重大意义。
王葆心对于章学诚的观点有着明显的认同。他在《方志学发微》中评论“实斋之学独见本原”，即是肯定了章学诚对于方志起源的观点。蕲春大儒陈诗曾把章学诚未竞的《湖北通志稿》进行改编而成书嘉庆《湖北通志》，还在《与章实斋同年荆州府志稿后》一文中激烈地批评了章学诚。王葆心考察这段公案之后，并未因乡谊而偏重陈诗，反倒认为陈诗所修之志不如章学诚，最后也给出了陈诗“以考核综博胜”，章学诚“以思力贯通”胜，二者各有所长的公正评价。1932年，夏斗寅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开办湖北通志馆，重修《湖北通志》的工作就此展开，王葆心出任总纂。在《重修湖北通志条议》一书中，王葆心评论章学诚：“其修志之论，则琅然照映宇宙，仍无害其为佳志。”他主张新修《湖北通志》的工作要“沿新派体彩”“以新派志体纠正前志”。所谓的“新派”，就是王葆心眼中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学家，主张“志为史家之支流，兼具正史及通史之归”。
除了认同章学诚的核心观点，章学诚关于方志三种体例的论述也得到了王葆心的继承。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提出了志书、文征和掌故三种文体，以调和撰述和纂辑的矛盾，这一点在王葆心主持的《湖北通志》工作中也得到了呈现。湖北通志馆的任务既有《湖北通志》的编纂，也有近代湖北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地方文献集成——《湖北文征》的搜集整理。而掌故一门，王葆心提议将其以统计表的形式呈现，这不仅体现了方志学家在思想上的继承，还是王葆心依据时代发展变化对于方志的编纂工作进行了创新。
作为一个热爱这份事业的方志学者，王葆心对于方志有着一个浪漫的设想：“吾国文明盛化，苟做到方志、族谱咸诣优美精实，有整齐划一之观，斯时也，庶几真诚为地球文化中心之地也乎?”对于老一辈的方志学家而言，小地方发生的故事和人物并不小，他们都关乎整个民族文化的前途与命运，因此他们的工作显得意义重大。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修志事业也正欣欣向荣地展开，这不正是王葆心先生的梦想得以实现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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