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西山，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廷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明廷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于陕西

陕西是明末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陕西地瘠民贫，生产落后，而封建剥削沉重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政府只是规定按亩增加，而省份的穷富不为区别，田土的肥瘠不分等级。

陕西地广土瘠，加派不因土瘠而稍减，却因地广而增。因而加大的负担，在陕西人民便感到格外痛苦。陕西又历来是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肆虐的地方。在万历48个年份间，有灾荒记载的竟占25年。而天启、崇祯年间，又是灾荒连绵，甚至奇荒大作。

如陕北延安府，崇祯元年一年无雨，乃至草木枯焦。是年八九月间，人民已食山间蓬草。至十月以后，则蓬草已尽，人民只好剥树皮以食。年终，树皮又已尽，人民则掘山中粘土而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堕而死。由是死者比比，枕藉山谷，情状悲惨。因此，灾荒便成为起义的导火线。成群的饥民为了寻找一条生路，便纷纷起而“相聚为盗”。

此外，陕西又是边防重地，附近有延绥、宁夏、固原等边镇，驻屯大量军队。由于明政府极端腐败及经费困难，陕西兵卒经常得不到兵饷。天启年间，有数月无饷的，有经年无饷的。崇祯初年，甚至有的缺饷至36个月之久。

缺饷的兵卒无以为生，因之相率逃亡及聚众叛变的事层出不穷。这些叛兵逃卒平时从事劫掠，而在饥民发动起义之后，也便纷纷相从起义，甚至成为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

从王二起义到渑池渡

揭开明末农民起义序幕的是天启七年陕西白水农民王二的起义。这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严催赋税，王二率领数百饥民，以墨涂面，攻破县城，杀死知县张斗耀，将队伍拉到洛河以北的山上，插旗召兵。

自王二起义后，响应者四起。崇祯元年，府谷王嘉允、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一时并起。高迎祥自称闯王，王大梁自称大梁王。崇祯二年(1629)，后金兴兵入关，明廷征集四方军队勤王，甘肃、陕西、山西兵在出发途中，因缺饷乏食，哄然遗回陕西、山西一带参加起义。

同年明廷为节省开支，又裁撤了天下驿站。陕西依靠驿站为生的驿卒特别众多，被裁的驿卒生活无着，也有不少加入了起义。后来成为农民军主要领袖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于此际投身到起义队伍。

李自成，陕北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原在甘肃当兵，于崇祯二年勤王兵变，率众投王左挂起义。张献忠，陕北肤施县（今延安）柳树涧人，因当兵犯法逃去，于崇祯三年据有米脂诸寨起义，自号西营八大王，简称八大王。

从崇祯三年起，农民军开始由陕西流入山西。当时，农民军中最大的首领是王嘉胤，他以陕西、山西交界的府谷、河曲作根据地，出没于陕西、山西一带，所部有数万之众。

这时活动于陕西、山西地区的农民军，分散为若干部，缺乏集中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基本上各自为战，分合无定。而且主要是为生活所迫，以逐粮就食为目的，遇见官军，胜则进，败则逃入山谷。

明朝政府对待农民起义军，开始是采取“招抚”政策，主张“招抚”的主要人物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所谓“招抚”，实是“抚”、“剿”兼用，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在这种“招抚”政策下，农民军有的接受“招抚”，解散还乡，有几十个重要首领接受“招抚”投降。但是农民军“受抚”之后，依然无法解决生活问题，并且有不少人被阴谋杀害，因而不得不“降而复叛”，重新起来反抗。

崇祯四年，明军攻下山西北部河曲，王嘉胤率众退走山西南部阳城，为部下王国忠所杀。王嘉胤遇害后，众推其部将王自用为首，号日紫金梁。

王自用乃联合高迎祥、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李自成等36营，占据山西，众至20余万，成为以后农民军发展的骨干队伍。这年九月，明廷下杨鹤于狱，代之以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改“招抚”政策为急剿政策。陕西农民军屡战不利，大都突围进入山西地面，与山西农民军合流。

崇祯六年，王自用病死，闯王高迎祥代为首领。山西农民军在明军压迫之下，向山西南部发展，不久会集于黄河以北的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人怀庆（今河南沁阳）三府。农民军趁冬季黄河结冰时，渡过黄河，进占河南西部。这次渡河是在渑池县境内登陆，史称“渑池渡”。

渑池渡是农民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前农民军局限于陕西、山西一隅，此后农民军活动的区域扩大了，转战于河南，湖广（今湖南、湖北）、南直隶（今安徽、江苏）、四川、陕西诸省，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

荥阳大会

崇祯七年，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对农民军发动全面攻势。当时农民军多集中在河南西部，陈奇瑜即调兵包围而来，农民军不待其完成包围，则已转移到陕西南部。

陈奇瑜又率军赶到进行包围，高迎祥等在转移途中，误入车箱峡（今陕西岚皋东）被困。李自成献计假降于陈奇瑜，始得脱险。高迎祥出峡后，进入陕西，其他农民军复来相会，陈奇瑜的围攻被粉碎了。明廷又以洪承畴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再次向农民军展开进攻。

洪承畴调兵入陕，农民军则纷纷移师出陕。崇祯八年正月，著名的农民军首领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聚集于河南，共有13家72营，声势大振。这时洪承畴正调兵7万余往河南会战，为粉碎明军这次进攻，13家72营的首领便开大会于荥阳，商讨作战方略。

会议结果，采取李自成“分兵定所向”的主张，不仅分路防御明军的围攻，并且以主力进攻明朝兵力薄弱的东方。荥阳大会在农民战争史上有重大意义，农民领袖共聚一堂商讨大计，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在这次会后，农民军向明朝防守空虚的东南江淮一带发动攻势。高迎样、李自成与张献忠离开荥阳东进，正月十五日，攻克凤阳，焚毁明朝皇陵，这是农民军向名都大邑进攻取得胜利的开端。凤阳是明朝的中都，又是南北大运河的重镇。农民军袭破凤阳，明廷大为震动。

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意见不合，彼此分军。高迎祥偕李自成西赴归德（今商丘），由河南率众人陕。张献忠则南下庐州（今合肥），由安徽南部西还，辗转进入陕西。洪承畴的围攻计划全盘破产。

崇桢八年九月，明廷改变战略，命洪承畴总督关中，卢象昇总理关外，各专一方，分地剿防。崇祯九年秋，农民军首领高迎样在陕西整屋（今周至）黑水峪遇伏，为陕西巡抚孙传庭所俘，不久被杀害于北京。

高迎祥死后，李自成由闯将被推为闯王，流徙川、陕界上，消沉数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农民军中以张献忠的势力最强，其次是与张献忠联合的罗汝才等。其间，张献忠曾由湖广那、襄山区东进，沿江而下，打到安庆、江浦、六合，威胁南京，然后西还那、襄山区休息士马。崇祯十年，明廷用熊文灿总理湖广等六省军务，专则农民军。但熊文灿害怕剿而无功，于是重新采用招抚政策。

崇祯十一年春，张献忠进袭南阳大败，退回郧、襄山区的谷城。同时李自成在四川北部梓潼也打了败仗，即走匿陕南商洛山中。于是明军势力复盛，各军又都集中到湖广。

张献忠势孤，这年夏季在谷城伪降熊文灿，不久罗汝才等也假降，分驻于那县、均州（今均县西）之间。由是，崇祯十一、二年暂时出现农民军的沉寂时期。

张献忠谷城再起

张献忠伪降以后，仍然保持原有的军队组织，不接受明朝的改编，占据谷城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一面修造战船器械，操练士兵，一面要挟明朝，请发10万人的粮饷，熊文灿无法应付。罗汝才在郧县一带，表面上解甲归田，实际上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与张献忠遥相呼应。

张献忠和罗汝才等经过一年的休养整顿，力量日益壮大，足以复起。同时河南、山东等数省普遍灾荒，流亡载道，饥民成群，也正是农民军再兴的好机会。因此，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重举义旗，史称“谷城变”。

张献忠谷城再起后，罗汝才等也群起响应。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听到消息，也出来重整部队，同明军进行战斗。从此农民军沉寂的局面立刻改变。

张献忠自谷城出发，攻克房县，七月在房县西罗猴山大败明左良玉等追军，杀明将罗岱。明廷闻变大惊，怒逮熊文灿弃市，以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襄阳，统兵10万，又一次对农民军发动大“围剿”。

当时农民军仍然以张献忠势力最大，因此杨嗣昌首先以全力对付张献忠，下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及将领扼守冲要，以左良玉为主力军，对张献忠大张包围之网。张献忠奋战突破包围，遂进入四川。杨嗣昌集兵入川追击，张献忠乃利用“以走致敌”的战略，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由崇祯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正月，半年之内，张献忠几乎走遍全川，行程五六千里，明军疲于奔命，无法追击，但尾随而已。张献忠讥诮杨嗣昌说：“前有邵巡抚（指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指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指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明军精锐都聚在四川，张献忠侦知湖广防务空虚，乃急由四川开县东下，进入湖广，昼夜急驰，仅以八天时间，行军千余里，突然出现在襄阳城下，遂一举破城，杀襄王朱翊铭及贵阳王朱长法，发银15万两赈济饥民，时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杨嗣昌闻知，忧惧自杀。

这年正月，李自成也乘势进入河南，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声威大振，不久声势出张献忠之上。自是局面大变，农民起义进入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