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农业文明：中国文学精神的物质前提

中华民族以其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传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呈现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等突出特性。在中国文化的丰富宝藏中，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其鲜明民族特征和审美风范，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要想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就要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进行文学溯源，亦即从文化连续性等方面，深入探索具有源头意义的早期文学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其广博深厚的民族精神特质。

中国文学精神溯源，理当着眼于上古三代，即从原始氏族社会以至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三代；而其重点，则在夏商周三代。因为三代社会性质和文化传承具有深刻的内在连续性，影响所及，作为反映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的精神形态的文学，也自然形成了三代一体的内在连续性。当然，讲到夏商周三代文学，不应仅仅局限于后来诉诸文字的书面文学，还应把源头久远的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学纳入视野，将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紧密结合起来，并揭示其传承发展的历史轨迹。这表明，将夏商周三代文学作为一脉相承、紧密衔接的连续性的整体，加以全方位考察，将极大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更加丰富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精神特征的认识。

探讨一个民族的文学精神及其文化特征，不能脱离其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具体历史条件，以及由此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国文学也是如此。而追溯夏商周三代文学精神及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更离不开对当时人们具体物质生活的了解和认识。只有对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形成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才有可能揭示精神性的文学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规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夏商周三代物质生活的基础，从本质上看，就是农业文明，亦即通过农耕生产方式以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需要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方式。一方面，农业文明的本质，是维持人类自身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已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当其不断积淀传承下来，逐步凝聚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共性时，民族文化特征以及文学精神也就自然形成了。

那么，为什么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会形成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这需要深入探究中华民族的祖先为维持生存、寻求发展而面临的自然环境等外部条件。马克思指出：“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他还说：“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由此可知，探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不能离开中华民族早期赖以生存的特定自然条件。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南部，太平洋西岸，主要处于北温带，地形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不宜于人口大规模繁衍生息，但雪山连绵，冰川广布，湖泊众多，草原辽阔，成为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因而先民开发较早、活动频繁、聚集规模较大的地区，多处于黄土高原东部以至黄河中下游。由于地势、温度、河流、土壤等综合因素影响，这一带具备着极为适宜于形成农业文明的自然条件。陈正祥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在黄土地带，黄土地带占黄河的中有河下游流域。黄土是由西北方沙漠和戈壁地区吹过来尘土堆积而成，质地稀松，土性肥沃，便利于原始农耕的发展。黄土又有特殊的柱状节理或垂直节理，容易挖穴构屋，冬暖夏凉，对先民定居聚落的形成颇有贡献。”由此可见，特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并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特质。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他还通过古代中国、埃及、巴比仑、印度等国家自然环境的比较，指出：“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阔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这些论断，也为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农业文明的无数记载所证实。

古代传说中，作为中国农业文明肇始之祖的，历来公认是神农氏。神农以其在农业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卓越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无比爱戴。可以说，神农氏是从狩猎劳动向农耕劳动进行历史性转折的象征和代表，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周易·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里以物质生产工具为标志，把伏羲（即包牺）作为渔猎时代的代表，而把神农作为农耕时代的代表。汉代陆贾《新语·道基》云：“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在《淮南子·修务训》等典籍中，此类史料颇丰，其真正意义，就是通过象征性人物的载述，表明了中华民族早在远古时代已超越渔猎生产，进入农耕生产，实现了农业文明的历史性飞跃。

这些关于神农等历史人物的史料，兼具丰富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其所蕴含的历史轨迹，并非只是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到形诸文字的书面记载的过程，并非只是出于后世人们对往昔历史的追忆怀想，并非只是无从实证、也不必深究的想象性文学历程；相反，它是为大量考古发现研究所证明的带有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影像。

关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气候、土壤条件之适宜于农业文明形成和发展，苏秉琦等考古学家指出：“文明的产生是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黄河中游地处黄土高原的东端。这里的黄土由于其风成起因，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且土壤中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虽然黄土地带气候干燥，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抗旱作物的生长，这些条件，就使得在这里种植谷物容易获得较高的收成。总之，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世界上农业发生最早的西亚地区的扇形地带接近，具备产生早期农业的适宜条件。”再如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大平原交界处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该地原始居民已把种植业作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主要作物是俗称谷子的粟。磁山文化遗址曾发现88个堆放着黄澄澄的谷子的窖穴，原储量估计达13万斤。”由此可知，“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遗址遍布黄河流域，其中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定居农业村落遗址。”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经过系统的物候学研究，发现“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C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C” 。可见，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条件较后世更加温暖湿润，足以支持农业文明的形成发展。

正是基于特定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特别是黄土高原东部以至黄河中下游的水土条件，早在远古时代，我们民族的祖先就创造了较为成熟的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出特质鲜明、内涵丰富的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后世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是深深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历史根基之上的，只有紧密结合农业文明这一历史根基，才能科学认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特别是其连续性等突出特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昭示的基本出发点。

选自：家国情怀：中国文学精神溯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学考察，《文学遗产》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