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专家都在谈民营经济,因为形势的好坏,看国企意义不大,要看民企。
国企不存在破产,城投负债65万亿,是恒大的30倍的量级,债务到期,银行可以将债务展期20年,头十年只还利息,后十年还本金;有二十年的通胀叠加,债务就稀释了,但是,城投没有破产,并不等于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债务最终会分摊给全社会。
民营不同,恒大破产的影响是直接的,是看得见的雪崩。
民营经济又是什么情况,专家谈民营总是在谈信心,信心背后的经济学语言又是什么?是系统性问题,也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共产党宣言》表述的很清楚:“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从理论上说,民营不具有长期性,于是,《意见》出台了,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做了一个妥协,指出民营是中国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把时间窗口推后了一百年,这真的有意义吗?
民营完全无感,为什么?
因为民营想的不是百年以后的事,而是一年一度的年关怎么过,能要回多少应收款,民营失去的不是信心,而是信任与基本的市场信用。
什么是信任?是政策的一致性,
什么是信用?是司法权高于行政权。
改革开放初期,邓公的做法是将经典理论先搁置,让经济发展的实践去下结论。不谈剥削,不谈资本家,不谈消灭私有制,这是改革开放最起码的政策基础,是安全的保证,如果这个基础发生了变化,整个方向也就变了。
民营投资人对政策的信任比金子还珍贵。
那时,背上一个空空的行囊就敢闯荡深圳。
现在又是什么情况?一位友人的儿子要创业,问我怎么样?我的回答是做点小生意可以,马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很多美好的语言落入了塔西陀陷阱,失去了公信力。社会舆论也重返改革前,又在重提剥削、剩余价值、消灭私有制,那还创什么业?
现在与改革开放初期又有什么不同呢?
形式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划出了一条所有制的边际,它的政策语言叫“规范有序”。
规范有序有错吗?没错。
当然要规范有序,但是,这就是李迅雷说的,中国政策的语言单纯从字面上是看不懂的。规范有序规范的是民企的生存空间,价值取向是重建国企在经济总量中的垄断地位,以此为标准,就有了对私企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私人资本的扩张成了对所有制的“入侵”,问题也就严重了。
所以,马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放弃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人。
规范有序的代价是什么?
当政策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反复,当市场信用链出现了裂痕,付出的代价就是资本流失与沉没。专家说是民营经济失去了信心,我要说民营经济失去的是市场信用以及对政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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