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中华：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够遏制官僚腐败的制度
2024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万2000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与前年同期相比，两项数据均有增长。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绩硕果累累，反腐高压已形成常态，“不敢贪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懒政庸政”现象。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懒政庸政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
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峻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
长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旗帜鲜亮地反对腐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目前反腐败形势仍旧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仍旧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从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大都发生在资源和权力较集中的领域和岗位，体制机制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机会，这正是为什么反腐败反不胜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根源所在。
官僚腐败，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也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改革体制，加强监督和惩罚，以及提高社会的道德意识，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使官员不敢贪不敢腐不敢不作为的制度，任凭官僚腐败愈演愈烈，最终必然造成亡党亡国。所以，官员官僚腐败，一定要严惩不贷，该杀的必须杀。除体制机制方面尚需改革和完善之外，加大违法违纪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要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纪检部门必须严格履职，纪检部门应强化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不断加强监管反腐力度。有效利用群众反映、网络实名举报、组织监督检查等手段，坚持露头要打、潜伏要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让严打成一阵风，吹过了就散了，彻底斩断公仆变硕鼠的机会。
二，相关领导必须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制度，在干部成长过程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正确用人导向，规范和拓展干部晋升渠道，加大民主推荐、组织推荐的力度，加大公开、公示力度，坚决封堵“带病提拔”的入口。
三，必须提升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的能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道德观等，通过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前车之鉴下，保持清醒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升防腐拒变的能力。保证政通人和、风清气正，杜绝小人得志、贪官横行，牢固党的执政根基。
四，加强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官员，官员才能不敢官僚腐败。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遏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僚腐败。我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够遏制官僚腐败的制度。目前；党内有些人一看有人提倡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
其实，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党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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