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学术研究的“叫得响“与“传得久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20年11月30日第16版“理论周刊·学界万象”。

作者：桑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桑兵：叫得响与传得久

◉首先，学问之事，应当整体之下研究具体，精深与博大相辅相成，即使专题研究，也要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一味窄而深，很可能跑偏，未必一定能够专精。其次，纵观前贤，很少有一本书主义的大家，缺少整体关怀，视野眼界拘泥，具体研究好也有限。

◉一味通过中介的转手负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还会偏离学问的根本之道。

◉研究中国问题，参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凿附会，同时又要把握内在联系，找出本来系统。

◉治学不能只是为稻粱谋，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标，包括名目繁多的奖项荣衔，无论如何叫得响，与是否传得久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反之，转变视角，贴标签与扣帽子其实并无二致。

文学艺术，叫好与叫座往往难以兼得。学术研究，也有叫得响与传得久的差异。好评如潮，未必经得起大浪淘沙；无人问津，不一定就毫无价值。

著述多少并不能权衡学术高下

　　总有一些学人煞费苦心，想要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效果似乎不如预期，普遍而言，还是可遇而不可求。从积极的方面看，专家时代，常有人说治学应当专精，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由此可以占领制高点。从消极的角度讲，针对学术界垃圾太多的情形，或以为解决办法是取消量化，质量第一，应该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此说一般而言，大体不错，但也不宜一概而论。首先，学问之事，应当整体之下研究具体，精深与博大相辅相成，即使专题研究，也要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一味窄而深，很可能跑偏，未必一定能够专精。其次，纵观前贤，很少有一本书主义的大家，缺少整体关怀，视野眼界拘泥，具体研究好也有限。有数的高人，著述都是既多且好。近代学人中，严谨如二陈一王，著述的量都相当惊人，更不要说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才情更盛的郭沫若，连事功大于学问的傅斯年和投身革命、惜字如金的范文澜，论著也较时下多数专家为多。总之，成名学人大都当得起著作等身。考虑到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如果换到承平之世，创获更加难以估量。当然，也有太炎门下终身不著一书的嫡传弟子，以及著述众多名声反而不佳的所谓“大师”。真正十年一剑磨成精品的成例其实并不多见。民国学界被戏称“大师”的卫聚贤和郑师许，都是方面广博，著述颇丰，可是却驳杂粗浅，因而颇受诟病。多固然不能滥，少也未必就是精，可见多少并不能作为学术高下的权衡。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硬指标未必反映学术水准

时下学术评估，往往推重奖项和刊物等级，实则这些看似硬指标的东西，与学术的内容水准未必直接关联。若是以传世与否为准则，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今人称引民国时期学人的著述，极少有人关注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更没有刊物分级之说。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也曾评过学术奖，分为三等，这些著作至今看来虽然水准不俗，可是衡量的标准，却不是获得奖项与否及其等级可以判定。其实评奖本身当时即引起不小的争议，谁能获奖，评为几等，聚讼纷纭，不以为然和不服气的情况所在多有。即使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也的确存在诸多可议。例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胡适读过第一册稿本，就大为激赏：“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也推许说汤用彤“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获得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研究中国问题，参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凿附会

今日中国治学所用的概念、架构，几乎都来自域外，包括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范式的东学。迄今为止，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准的，几乎成为中国的中国研究之一大怪象。实则与欧洲东方学、汉学，日本的东洋学相比，美国的中国研究虽然看似后来居上，对于本国的学术主流却是相当边缘性的学问。国人机械教条式的生搬硬套导致食洋不化，甚至在中文著作中还不得不时时夹杂西文词汇，显示所用概念尚未在汉语言文字中找到恰当对应来确切表达新意。如此这般的新颖，恰是囫囵吞枣的表现，难免遗患无穷。有日本学人笑称，中国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门世界性学问。此说固然可以从瞄准国际前沿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正面解读，可是一味通过中介的转手负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还会偏离学问的根本之道。

　　海外华人华裔学者中的高明，处于不同文化群体的夹心状态，必须左右逢源，才能适者生存，言论行事，不能一概而论，但心中自有一把量学的尺度。清季以来，中国的知识系统、概念分科、著述体例，几乎全盘西化，不以西方观念作比附，或是还能取珠还椟，可谓凤毛麟角。以上述论断为准，则最有价值的当属少之又少。不仅如此，普遍而言仍然在继续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路上高歌猛进，则将来的学术能有多少价值，不免令人担忧。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又终归于歇绝，当然就不可能传之久远。其中的道理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时陈寅恪所写《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文章即有所论及：“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也就是说，研究中国问题，参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凿附会，同时又要把握内在联系，找出本来系统。

　　前贤的金玉良言，值得认真反省。陈寅恪留学欧美、日本各名校，以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而论，极少有人能出其右，所用方法取径，也合乎欧洲正统的比较语言学、比较文献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可是其著述却很少称引西书，即使有所应用，也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寻渊源，以免数典忘祖。治学不能只是为稻粱谋，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标，包括名目繁多的奖项荣衔，无论如何叫得响，与是否传得久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反之，转变视角，贴标签与扣帽子其实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