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千万女性用过的保胎神药，竟让患癌风险激增132倍！癌症延续三代

有这样一项癌症研究历时 50 余年，开展了六轮，广纳超 21000 名志愿者，贡献出 40 余篇极具分量的高质量研究论文，堪称全球范围内罕见的、横跨三代人的癌症研究丰碑。

然而，它却被冠以 “医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亡羊补牢” 之名。这便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CI）主导的己烯雌酚随访研究（DES Follow-up Study）。回溯往昔，己烯雌酚，这个如今被醒目标注为 I 类致癌物的化学名称，在 70 年前竟被近千万怀揣着保胎希望的女性视作 “救命稻草” 般服用。

彼时，她们满心期许着新生命能在这药物的庇护下茁壮成长，却万万没想到，一场如噩梦般的灾难就此悄然种下祸根，其灾难性的余波，即便在科技发达、医学昌明的 21 世纪今天，依旧如阴霾笼罩，挥之不去。

曾被寄予厚望的 “保胎神药”

在医学的漫漫长河中，人类对于保胎药物的探索从未停歇。每一次新生命的孕育，都承载着无数的期待与希望，而保胎药物的出现，无疑是为这些脆弱的小生命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时光回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保胎药己烯雌酚横空出世，以其结构简单、合成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吸引了医学界的目光。

1941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己烯雌酚用于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然而，上市初期，它的销量却不尽人意。毕竟，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更年期综合征并未得到女性群体的广泛重视，市场需求有限，众多药企瓜分之下，每家所得份额更是寥寥无几。

但转机很快出现，一些妇产科医生尝试将雌激素制剂开给孕妇，用于保胎。那时，医学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流产和早产与妊娠期间雌激素、孕激素水平的失衡密切相关，补充雌激素成为了预防流产和早产的潜在手段。1946 年，哈佛大学的史密斯夫妇在《美国妇产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指出己烯雌酚能够纠正胎盘内孕激素水平的异常，有望预防早产。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背后有着药企的资助。次年，FDA 批准己烯雌酚用于预防流产和早产，“保胎神药” 的传奇自此拉开序幕。

1948 年，奥利弗・史密斯进一步宣称，在其研究中有 72% 的孕妇服用己烯雌酚后成功诞下健康婴儿，并提出 “史密斯方案”，引得妇产科医生纷纷效仿。

此后的三十余年间，近千万女性在妊娠期服用过己烯雌酚。

神药 “失灵”，癌症阴影浮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末期，平静的医学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所震撼。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妇科医院里，医生们接连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病例：短短几年间，竟有 8 名年仅十多岁的花季少女被确诊患有阴道癌。而在此之前，20 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报道的该年龄段阴道癌病例总数，都远不及这个数字。

这异常现象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科学家们迅速展开了细致入微的流行病学研究与分析。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惊人的线索逐渐浮出水面：这些罹患阴道癌的少女，她们的母亲在孕期都曾服用过己烯雌酚作为保胎药物。进一步的大数据统计显示，孕期服用过己烯雌酚的女性，其所生女儿罹患阴道癌的风险，竟然高达未服用此药女性的 132 倍，这一数据让整个医学界都为之惊愕。

己烯雌酚的销量（黑线）与对应20年后的阴道腺癌发病数（紫线）的对比

时间并未停下脚步，更多的悲剧接踵而至。至 1972 年，全球范围内共报告了 91 例年龄在 8 至 25 岁之间的阴道癌病例，而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有 49 名患者，她们的母亲无一例外在孕期都明确服用过己烯雌酚。这些年轻生命的消逝，让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哭声，仿佛是对己烯雌酚的声声控诉。

己烯雌酚，这个曾经承载着无数保胎希望的 “神药”，为何会变成引发癌症的恶魔？当它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它保胎的功效上，却忽视了对其远期安全性的深入探究。

孕期，是一个女性生命中极为特殊的阶段，母体内的胎儿如同一张纯净的白纸，对外界的各种刺激异常敏感。己烯雌酚作为一种外源性的雌激素，进入孕妇体内后，打破了原本微妙的激素平衡，干扰了胎儿生殖系统的正常发育进程。那些在子宫内就暴露于己烯雌酚环境下的女婴，她们的阴道上皮细胞在发育过程中出现了异常变化，为日后阴道癌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就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下，悄悄埋下了一颗颗危险的炸弹，随着时间的推移，炸弹被逐一引爆，以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代女性，逃不开的 “噩梦”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个更加令人痛心的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己烯雌酚的危害，如同一场跨代的噩梦，笼罩着三代女性。

第一代女性，也就是那些在孕期服用己烯雌酚的孕妇们，她们满心期待着药物能够保住腹中的胎儿，却未曾料到，自己的这个决定，竟为子女的未来埋下了祸根。在当时，医学知识的局限以及对新药的盲目信任，让她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己烯雌酚摄入体内。这些药物进入母体后，穿过胎盘屏障，干扰了胎儿生殖系统的正常发育进程。

第二代女性，作为第一代女性的女儿，她们在青春期前后，开始承受己烯雌酚带来的恶果。数据显示，孕期服用过己烯雌酚的女性，其女儿罹患阴道腺癌的几率比未服用者高出约 40 倍，尽管这种癌症总体相对罕见，发病率约为千分之一，但对于这些无辜的女孩来说，却是灭顶之灾。而且，她们出现宫颈和阴道上皮发育异常的风险也大幅增加，这些异常细胞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恶化为癌症。科学家们估算，这一代女性长大后，出现此类异常的几率是未暴露女性的 2.2 倍，约 4% 的人会因此发病。

第三代女性，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第二代女性所面临的健康风险，进一步遗传给了她们的后代。研究表明，即便第二代女性自身并未发病，但由于其在胎儿期受到己烯雌酚的影响，她们的生殖系统细胞中可能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通过遗传物质传递给下一代，使得第三代女性患癌的风险依然高于正常人群。她们一出生，就背负着沉重的健康枷锁，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得不时刻警惕癌症的威胁。

追问：悲剧何以发生？

当我们回首己烯雌酚酿成的这场悲剧，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曾经的 “保胎神药” 一步步走向深渊，给三代女性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这背后的首要原因，是当时药品监管制度的不完善。20 世纪 30 - 40 年代，药品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处方药的上市要求相对宽松。1937 年，美国发生了磺胺酏剂中毒事件，这一惨痛教训催生了《1938 年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案》，然而，该法案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处方药的安全性评估仍存在诸多漏洞。

己烯雌酚在仅经过简单的临床研究后，便被迅速批准用于治疗更年期综合征，随后又被拓展到预防流产和早产领域。当时的审批流程，缺乏对药物长期安全性的深入探究，尤其是在孕期用药这种特殊且敏感的场景下，没有充分考虑到药物对胎儿未来发育的潜在影响。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药物的近期疗效，而忽视了远期可能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此外，药企的利益驱动也是关键因素。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药企们将己烯雌酚视为摇钱树，展开了大规模的推广活动。20 世纪中期，美国法律虽禁止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处方药推广，但药企转而将目光投向医生群体。它们在专业期刊上大肆刊登己烯雌酚的广告，派遣医药代表深入各地，向产科医生和家庭保健医生推销产品，甚至直接为己烯雌酚相关的研究论文提供赞助，试图通过影响医学研究来为自家产品背书。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推广行为，使得医生们在开药时，难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大量开出己烯雌酚处方，而忽视了对药物真实疗效的审慎判断。

医学研究的局限性同样不可忽视。当时的医学研究手段相对落后，对于药物在人体内的复杂作用机制，尤其是孕期药物对胎儿发育的细微影响，缺乏深入了解。许多研究受限于样本量小、研究周期短等问题，难以全面评估药物的安全性。而且，部分研究背后存在药企的资金支持，研究人员与药企之间的利益关联，使得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就如前文提到的哈佛大学史密斯夫妇的研究，受药企资助，其结论偏向于肯定己烯雌酚的保胎效果，而后续其他医生开展的更严谨的对照试验，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对己烯雌酚危害的认知滞后了数十年。

以史为鉴，守护孕期用药安全

己烯雌酚酿成的这场悲剧，如同一把利刃，刺痛了无数人的心，也为医学界乃至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在这之后，各国纷纷痛定思痛，大力加强对孕期用药安全性的监管。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率先行动，建立起了更为严格的妊娠期用药分级制度。这一制度将药物按照对胎儿的潜在危害程度，细致地划分为 A、B、C、D、X 五级。A 级药物最为安全，在有对照组的早期妊娠妇女中未显示对胎儿有危险，且在中、晚期妊娠中亦无危险的证据，像多种维生素就属于此类；B 级药物相对安全，在动物实验中证明对胎儿无害，虽未在人类中进行充分研究，但初步证据表明风险可控，如青霉素等抗生素；C 级药物则需谨慎使用，在动物研究中显示可能对胎儿有不良影响，而人类研究尚不充分，像阿司匹林等处方药，使用时必须权衡利弊；D 级药物已有明确证据表明对胎儿有害，但在某些危及孕妇生命的特殊情况下，用药后可能带来的好处大于风险，如治疗癫痫的苯妥英钠；X 级药物则是绝对禁用，因为研究发现其对胎儿危害极大，且应用的危险明显大于任何可能的效益，抗癌药物甲氨蝶呤便是典型代表。这一精细的分级制度，为医生开药提供了关键的参考依据，让孕期用药的选择更加科学、谨慎。

各国的药监部门也加大了对孕期用药的审查力度，要求药企在申请新药上市时，必须提供更为详尽的孕期用药安全数据。不仅要有动物实验的充分验证，还要涵盖不同孕期阶段、不同剂量用药对胎儿发育影响的人体研究。一旦发现药物存在潜在风险，立即采取限制使用或召回等果断措施，绝不姑息。

己烯雌酚的悲剧，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让我们在孕期用药安全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