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7岁读博，42岁当教授，65岁评上院士，他说人生“跟着感觉走”！

江明院士倡导的《旦苑晨钟》公众号

讲科学背后的故事，探故事背后的科学

应江明院士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房喻先生为《旦苑晨钟》撰写专文，回顾了其人生几次关键节点的坚毅与智慧抉择：中小学饱受运动侵扰，高中毕业返乡务农、任教；高考重启，迎万千困难，圆梦大学；后留校任教，风生水起之时，再次迎难而上，年近37岁出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学成之时，毅然决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扎根西北，潜心科研、教育。每一步看似云淡风轻，“跟着感觉走”，实则迎风破浪，充满坚毅与智慧，还有那份家国情怀与师者风范！

作者简介：

房喻，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1987年获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英国Lancaster大学博士学位。2004—2014年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和“建国70周年纪念章”等荣誉/称号。

抉择人生：跟着感觉走

房 喻

题记：作为智慧生物，人在成年之后，几乎每天都面临抉择。如何在关键时期做出明智的抉择，对个人、对家庭意义都十分重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个体的集合，每个人潜力的最大释放是社会最大发展的基础，因此，个人的抉择实际上也关乎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基于这些考虑，我想用几段文字回顾个人在人生几个重要节点所做出的抉择和进行抉择的态度，以期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借鉴。

十年前，我以我想上大学、我只想读书，以及我的学业导师为主要内容写了《断想钩沉—我的大学》一文，不觉中，我已从年届花甲到了年届古稀。回顾自己在人生几个关键时期做出过的几个抉择和进行抉择时的态度，对于后来者可能会有点借鉴意义，对我的女儿、我的外孙女也会留下一点记忆。

参加高考

我始于1963年9月的小学教育和直到1971年7月的初中教育均在一所戴帽学校（小学+初中），陕西省临潼县（现在的西安市临潼区）通灵寺小学完成，其后的高中教育也是在离家不足3公里的马额中学完成。在我的记忆中，高中学业完成之前没有离开过所在的临潼县境。好在爷爷是一位在当地很有些声望的老中医，领养的姐姐（后来因家庭成分原因返回她的父母身边）是一位初中生，他（她）们自我稍稍懂事起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父亲、母亲虽身为农民，异常辛苦，但仍然想尽办法确保能够供养我和领养的姐姐上学，以至于让学业十分优秀，还在小学三年级的亲生姐姐辍学参加劳动。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加能够理解父母当年的无奈，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位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的深深愧疚。

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美好而令人留恋。但好景不长，二年级起就开始遇上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运动，三年级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几年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运动对正常学校教育的冲击却远远没有结束，以至于进入高中之前，我没有上过一节化学课，初中物理课也只是由一位大概只懂得些许焊接技艺，只有初中程度的民办教师讲授。实事求是地讲，他讲不明白，我们更是听不明白，一年的物理课程只能是围着焊接表演打发时间。

我的高中教育在已经提及的马额中学完成。这所学校虽然只是一所初级中学升格的高中，但较之我的初中教育，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一是教师队伍质量明显提高，二是教师职业操守完全不同。至今我依然记得很清楚，进入高中后，学校要开始讲授在现在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高中课程，老师们才发现这些所谓的初中毕业生知识基础是如此之差，根本无法组织正常教学。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同课程老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副校长，王向林老师负责我们的化学课程，决定拿出几周时间，集中补习初中化学知识。之后，稍显正规的高中教育才慢慢起步。不过，各种运动对教育的毒害已经深入骨髓，抓教育老师们心有余悸，“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思潮依然泛滥，“造反无罪、造反有理”大有市场，除个别胆子大一点的老师外，多数老师根本不敢放开手脚要求学生，组织教学。

转折发生在1971年的“913事件”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推动下，教育开始回归正轨，学校、老师们才得以理直气壮地抓教育、抓教学。与之相应，流行多年的“读书无用论”思潮也逐渐失去市场，恢复高考制度的希望初露端倪。发奋读书、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成为当时众多年青人的梦想。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员，我也不例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1973年临潼教育部门组织全县7所高中的学生参加带有竞赛性质的高中数学、物理会考，我本人是全县5位数学满分考生之一，物理也以93分位列全县第三。这些成绩的取得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学习动力，增强了自信心，也为畅想大学梦奠定了基础。然而，1973年4月以后，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小学生黄帅反潮流事件接踵而至，来之不易的教育回归正常再次遭受巨大冲击。作为农村孩子，对于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完全湮灭。没有别的选择，高中毕业后只能返乡务农。

相对于同龄人，命运对我还算公平。一年多后，我有幸成为一所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又回到了梦牵魂绕的学校（图1）。1977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已经在城市工作，我的一位儿时好友从外地发给我的一封信件，告诉我，他在出差途中得悉文革前的高考制度要重启，劝我提前开始准备。得到这个消息，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久，这一消息就被公开。社会各界闻风而动，适龄青年积极备考。当时我的情况十分特殊，母亲病故，姐姐出嫁，父亲有病，需要照料，加之在学校干的顺风顺水，深得师生好评，有望在几年后转为公办教师。因此，亲戚、朋友、同事多在劝我，认命吧，珍惜当下，就别再参加高考了。在人生路的这个关键节点，我必须做出抉择。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清楚，当时的抉择就是跟着感觉做出的。亦即，不管怎样，先认真备考，因为即便参加，也未必能够考上，有幸考上，也可以不去。如果真的不参加梦寐以求的高考将永生抱憾。基于这一考虑，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自己几乎倾注了所有心力，挤出了几乎所有的可能时间，在没有耽误照顾父亲，更没有耽误学校工作的条件下，走上了考场，参加了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几个月后，喜讯传来，我被第一志愿，离家不远的陕西师范大学录取（图2-4）。可以想象，如果不录取，可能还要简单些，最多留些遗憾而像以往一样，继续教书，照顾家庭。这一录取，真要像考试前所开导自己的，放弃资格，不去读书，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不得已，我再次跟着感觉走，心想纵有困难万千，也要去读这个书。决定一旦做出，那是不能再改变的。感谢父亲当年对儿子不能床前日日尽孝的理解，感谢女友，我后来的夫人的鼎力支持，感谢亲朋好友的多年相助，使我圆了大学梦，也为后来能够从事自己心仪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图1. 1978年2月上大学前与民办学校同事合影

图2. 1978年2月刚上大学时的留影

图3. 1981年11月同宿舍舍友合影

图4. 1981年12月班级毕业合影照

出国留学

到了这个年龄，越来越能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伟大。他们可以主张不同，但他们为国为民的初衷从未改变。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民族的发展，这个国家的未来。围绕教育他直接推动恢复高考制度、大量派遣留学生、建立中国自己的学位制度。现在看来，这些举措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几十年，乃至未来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问题。

我是这三项教育改革措施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想象，没有这些改革，我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至今，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那是因为我知道，相对于那些因这样那样的运动，因家庭出身已经耽误了的人，相对于同龄人，我幸运，我抓住了那个只有可怜的不到5%的录取率机会，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否则，愧对改革者们所给予的厚望，愧对家人和亲朋好友所给予的支持。

依然是要照顾父亲，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因，大学毕业后自己没有直接去接受自己很想接受的研究生教育，而是选择了留校任教。家庭困难有所缓解后，本来是备考科学院研究生，但因所在学校所在专业有了招收可以带工资上学的在职研究生名额而改变了初衷，留在了单位攻读硕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后，自己的工作依然尽力尽责，教学深得学生喜爱，科学研究也多有成果产出。陕西师范大学最早，也是转让费最多的一项成果就出自以我自己为骨干的小组。我自己也有幸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在36岁时还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学校历史上差不多最年轻的一位享受此等荣誉的教师。

一晃，到了36岁，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进行新的抉择，要么继续留在单位，就这样毫无压力地，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地工作下去；要么，在国内找个单位，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再继续工作；再要么，干脆走出国门，接受挑战，感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科研。慎重思考之后，决定还是要跟着感觉走，国家既然允许出国学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遇，扩大视野、增加见识、历练自己、提高自己？（图5）

图5. 出国前与导师孙作民教授（右一）一起前往西北轻院（现在的陕西科技大学）拜访田家乐教授（左一）（1993.05）

决定做出之后，真要付诸实践，还是要面临诸多困难。语言可以自己学，但出国学习所需机票费、学费、生活费根本负担不起，只能寻求资助。为此，查阅文献，广泛联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到了世界级酶工程学者，英国Birmingham大学John F. Kennedy教授的邀请函，他答应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他的实验室工作，除了免除台板费（Bench Fee），还可以给予每月300多英镑的生活补贴。依此，我在37岁生日之前的一个月抵达Birmingham大学化学系，加入由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和英国本土的学者或学生组成的，真正国际化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工程实验室”，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又另觅机会，获得英国政府海外杰出研究生奖学金（ORS Award）赴英国Lancaster大学高分子中心，师从国际著名光物理学者Ian Soutar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专注高分子光物理研究工作（图6）。经过三年系统学习，于1998年3月顺利通过由英国皇家化学会后来的理事长，Imperial College的David Phillips教授和Lancaster大学高分子中心主任John R. Ebdon教授共同主持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图7）。之后，受英中友好学会资助，继续留在Ian Soutar教授实验室工作。

图6. 在Lancaster大学Polymer Center从事时间分辨荧光测试（1995.10）

图7.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与导师等的合影。从右至左：Prof. Ian Soutar，Prof. John R. Ebdon，作者本人，Prof. David Phillips， Dr. Linda Swansea （Ian Soutar的助手）（1998.03）

回国服务

随着学业的完成，我又要就留在西方寻求发展，还是回国服务进行抉择。说实话，上世纪，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收入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出国时，虽然我已经是副教授，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两百多元，而我的女儿到了英国，每个月的儿童福利就达40多英镑，折合人民币至少也在500元，上学还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在Lancaster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考虑到我拖家带口，除了给予我常规博士生生活补贴之外，又从Allied Colloids公司为我争取到另一份补贴，合计津贴每月高达700多英镑，折合人名币差不多1万元，在国内这是不敢想象的收入。加之夫人在成年大学就读还不需要缴费，加班打打工每个月收入怎么也有几百英镑。可以说，经济毫无压力。我自己如果愿意留下来，或者移民，找份工作，收入一定还会更多，诱惑真的很大。

不过，我一直认为，人一辈子不能只考虑经济，还要考虑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访客，西方人在骨子里是不欢迎的，对此我深有感受。日常与发达国家同事尽管可以和平共事，甚至在需要时还可以相互帮助，但我们始终是异类。我的房东，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的香港人，邓先生一家感受更为深刻。当我完成学业决定回国工作时，他们一家是如此之高兴，竟然不在自己开设的店里，非得到八十多公里外的曼彻斯特为我设宴饯行。他们一家的观点一直是，中国强大，国人文明，海外华人才能扬眉吐气。多年间，邓先生一家宁愿以低价，也要将房产首先租给来自香港、大陆，或者台湾的学者、学生使用，以为同胞尽地主之谊。房东每看到来访的华人学者，来学习的华人留学生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学习时，就表达不满，就提出批评。房东一家的所作所为是对歌曲《我的中国心》的生动反映，也让我深受教育。确实是基因，是文化决定了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做些事情，只有通过我们一代一代华人的接续努力，这个民族的命运才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子孙后代日子才能够变得好过。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逃避只能被人鄙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回国才算爱国，身在海外照样可以为民族进步做事。

事实上，一个人只有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才会得到他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尊重。当我决定申请中国科学院在京一个研究机构岗位时，我的洋人导师高兴的手舞足蹈，以至于与秘书配合，在不到十分钟内为我打印了一封热情洋溢，充满感情的推荐信。在他看来，我与很多人不一样，没有嫌弃自己的国家，而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服务。为此，他专门安排我陪他先去澳大利亚参加第37届世界高分子大会（World Polymer Congress），然后以借道北京回英国的方式安排我回国服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我节省回国路费。因为他知道我回国后，收入将会骤减。至今想起这些点点滴滴，依然让人泪目！所以，我经常给年轻一代讲，是海外华人，是洋人教育了我。事实一再表明，在国外，要活得有尊严，就必须自重，就必须爱自己的国家，就不能逃避责任。同时，还要诚实，有正气，有同情心，这是人类都认同的优秀品质。

点滴感悟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接近68年，真正体会到了人生就像开弓箭，一旦射出，就只能前行，无法回头。一路走来，虽小有成绩，但走过的弯路太多，有些虽是大势所迫，有些却是自己不够敏锐或者不够努力，以至于过了本命年才得以出国学习。现在想来，起码有以下几点可以和年轻人分享：一是要有机遇意识。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些机遇，这些机遇可以是上天馈赠，也可以是自己创造，机遇一旦抓住，个人的发展，生命的价值将大不相同；二是要懂得借力。亦即，要努力到好的平台，优秀的团队工作，这样才可以少些盲目摸索，少走些弯路，成长的快些；三是要持续奋斗。平台再好，机遇再多，个人不努力，能力跟不上，一切都是枉然；四是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每个人的人生不尽相同，但坎坷一定都会有，只是有些人来的早些，有些人来的晚些，如何面对，心态最重要，要相信，上苍公平，天道酬勤。

我经常讲，教育责任重大，个体只是沧海一粟，个体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我是教育的受益者，我更是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受益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很难想象我们的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制度，我的人生将怎么度过？因此，在毕业留校做了老师，特别是做了研究生导师后，我日益感受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有了这一认识，恪尽职守工作就成为当然选择，引导学生发展，建言青年教师成长，让他们尽可能少走些弯路也就成为自觉行动。

当然，我也认识到，个人的成长，主体是内因，包括家庭、导师、平台在内的外部环境均是外因。个人心态不好，努力不够，外部环境再好都没有用。此外，要认识到，人一辈子不可能一点遗憾不留，一点烦心事没有，重要的是，要相信，“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办法一定比困难多”、“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可以变好事”！要想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就必须保持进取，就必须学会在逆境中不气馁，在顺境中不癫狂，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心态平和。

我还要说，作为老师，作为导师，富有同情心，拥有爱心至关重要。只有得到学生信任，才能让教育管用，才能让自己说话灵。我一直认为，心地不柔软的人不适合于当老师，也当不好老师，在个性空前彰显的今天，更是这样。

谨以这些拉里拉杂，但却是肺腑之言作为结语。

2024年5月2日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编辑：郭明雨，姚琳通

来源：旦苑晨钟欢迎关注↓↓↓

来源：旦苑晨钟

声明：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水平有限，如有不科学之处，请在下方留言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