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是不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学者做了一次有趣的定量分析

文 |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指出要加强基础研究，避免科技创新“卡脖子”。要想推动科技创新，就需要避免行政权力对科研自主性的干预和扭曲。权力的影响无远弗届，但是有关权力对学术发表的影响却研究不多。这主要是人们普遍相信学术界可能对权力有免疫力，能够按照学术水准来运转。但是，在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作为象牙塔的大学也无法置身事外。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会受到权力的干预和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聂辉华和西南财经大学的肖伟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报》的论文，对中国高校经济学院的研究显示，中国高校的论文发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研究显示，在中国高校经济学院担任院长，年均论文发表量大约会增加0.7篇。这些额外增加的论文主要是同本校其他人的合作成果。换句话说，希望和院长合作的同事较多，这使院长发表的论文也增多了。

该研究还发现，这些新增的论文研究主题多数不同于院长上任以前的研究领域。当了院长以后，院长合作研究的并非自己所擅长或长期从事的领域，而更多是合作者主导的研究方向。由于“隔行如隔山”，更换研究领域往往很难；加之院长的行政事务较多，日理万机也难以开启新的研究方向，这意味着院长在合作发表论文时“挂名”的可能性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发现对于顶尖大学和顶级期刊而言，权力带来的论文发表影响甚微。对于上任以前论文发表量就很多的学者而言，权力效应也相对较小。因此，这意味着院长发表论文数量的增长主要同其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有关，很难说是院长的能力或声望使然。因此，这说明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存在值得关注的权力扭曲现象。换句话说，高校竞争和学术声誉机制可以抑制权力的任性。

经济学院院长的权力效应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科技论文大国，政府也在大力扶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期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在权力对论文发表的影响方面，此前研究多数关注自然科学，而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关注不够，所以选择经济学进行研究会有比较意义。

院长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学者在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包括求职和职称评定、各类校内外基金项目申请等。院长即便不再担任了，多数也会得到提拔，并占据更加重要的管理职位，对学者可以获得的资源而言也更加有影响力。

研究人员选取1990-2009年设立经济学院或经济学系的95所211高校，其中有29所是985高校。研究人员关注这些高校的经济学院院长或经济学系主任，共99位，因为他们是所在单位资源配置的掌权者。

该研究主要关注中文论文，因为其从投稿到发表费时通常不超过一年，更易于观测权力对论文发表的影响。其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是顶级期刊，其他期刊是一般期刊。

使用院长上任前五年之前发表的论文标题，提取出现频次最高的5个关键词，将其定为院长的研究领域。如果此后院长发表的论文中出现这些关键词，则意味着仍在开展同样主题的研究。

院长上任的平均年龄是44.2岁，只有6位是女性，只有11位在境外取得博士学位。每位院长平均每年发表1.9篇论文，其中1.3篇是合作的，同本校合作的比例是外校合作的四倍。94%的论文是在一般期刊发表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基金项目资助的比例是7.6%。

权力如何扭曲学术发表？

院长上任导致的论文发表数量增长，可以至少从三个方面解释。

首先，这可能是“能力效应”，即科研能力不断增强的人更有可能被提拔为院长，所以其上任后出现的论文增长只是这一趋势的自然表现。当然，人们会说院长本身的学术能力强，所以可以发表更多的论文。但是，院长的学术能力不会在上任前后很快变化。院长的任命不完全基于学术表现，而主要源自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研究显示，院长上任前并没有明显的论文发表量增长趋势，但是上任后却很明显。有趣的是，院长上任后并没有带来学院论文发表总量的增长。因此，这一解释可能并不成立。

其次，“声誉效应”。其他学者希望“拉大旗树虎皮”，相信有院长这样的“牛人”作为合署作者，可以增加论文发表的命中率。研究显示，院长上任以来新增的论文主要是合作论文，每年平均增加0.71篇合著论文，而独作的论文数量并没有增加。在合作论文中，明显增加的仅限于同本学院人员的合作研究，每年平均增加0.66篇，而同外校的合作研究并没有显著增加。如果人们是为了“拔高”论文档次而求院长“挂名”的话，那么合作研究的学者不应仅限于院长任职的本单位，因此这一解释也难以成立。与此同时，院长上任后发表的论文往往并非其研究专长，也无法发挥声誉效应。此外，上任前就发表论文较多的院长在上任后增加的论文数量，反而少于学术履历不那么漂亮的院长，这显然同声誉效应不符合。

最后，“资源效应”。因为其他学者知道和院长关系越近，在资源分配中得到实惠的机会更多，所以心甘情愿地在论文发表时请院长“搭便车”。研究显示，院长上任前平均只有8.1个合作者，而上任后则增加到13.7个。院长上任以后，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数量也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院长卸任以后人走茶凉，其论文发表数量则显著减少。从上述研究发现而言，这个解释可能是最合适的，即权力扭曲了论文发表。

对于不同高校、期刊和院长，权力的扭曲效应可能不同。研究显示，对于985高校、顶级期刊，以及在担任院长前就拥有优秀发表记录的院长来说，权力效应并不显著。研究发现，非985高校的院长年均论文发表量显著增加了0.85篇，而985高校的院长仅增加0.57篇且增长不显著。985高校内部的学术竞争激烈，这有助于限制院长的权力。非985高校的学者往往很少有外部职业流动机会，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选择追求权力的庇护。

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发现的权力扭曲学术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家干预强大和缺乏自主权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学者如果把宝贵的科研时间和精力用在搞关系上，真正投入到科研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就会相应减少。如果学术界是以效率为导向的，那么就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如果学术界的运转受到了权力的扭曲，则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

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破除科技界长期存在的弊病，包括“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学阀”作风等。要想让科研人员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科研活动，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就要进一步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和强化科研人员的自主权，避免行政干预和权力扭曲而导致科研创新活力降低。加强高校内部和高校之间的良序学术竞争，使科研人才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也有助于规避权力任性。此外，在院长选聘时应更多地依据学术能力和声望，使学者能够“学而优则仕”，也是抑制行政权力扭曲学术研究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