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世间若有君子在，名字一定是胡适。
1949年，胡适避走美国，在美国一呆就是10年。此时的唐德刚先生在美国纽约就学时，经常和胡适在一起，甚至也去胡适家中吃饭。唐德刚曾说胡适的特质使得他很愿意和青年在一起，青年也愿意和胡适在一起，在青年面前，胡适就是一个让人没有距离的长者。所以胡适很快就能和青年融入一起。
当时唐德刚先生曾问过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是谁说的，胡适高兴地摇头说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有人说是傅斯年，有人说是梁实秋……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在民国很流行。胡适的朋友之杂之广之多之泛，确实超越了他的同辈学人。既有鸿儒也有白丁。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留学期间，经费困顿，走投无路的林氏开始求助北大的胡适，可否先借贷1000美元，待回国时，即刻偿还，胡适说：回国后要回北大教学，此款算是工资预支。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又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待到林语堂学成归国时，他向蒋梦麟校长致谢，蒋校长有点懵，后来方知对林氏的资助，全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但胡适从未对人说过，也可见胡适对于后学的关照和爱护。
胡适去世后，林语堂说：
除了对后学的资金资助外，在学术上，胡适也是积极关照后辈，比如红学大家周汝昌。
当时周汝昌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此时的周氏已经在红学研究领域展露头角，此时已是北大校长、誉满全国的胡适给周氏写信予以鼓励。胡适的来信令还是学生的周氏激动不已。周汝昌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
这时，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适保存了20年代的甲戌本《红楼梦》，此是孤本，对于藏书癖的人来说，孤本向来不示人，更不借人，但是胡适却同意把孤本借给尚不熟悉的周汝昌。并委托孙楷第教授亲自将书送给了周汝昌。周汝昌当时回忆：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
周汝昌和兄长居然在没有征询胡适的意见的前提下誊抄了一本，这在当时学界中，此行为是非常令人不齿的，从此孤本不孤。但胡适知道后，胡适在1948年9月13日给周汝昌的书信中对于这件事是这样表态的：
周汝昌在回信中感谢胡适：我既钦先生前者（慷慨借孤本），尤佩先生后者（允许周氏兄弟抄录副本并自留）！足见胡适的豁达、宽厚。
除了关照周汝昌，胡适在之前就已经提携俞平伯、顾颉刚、孙楷第、罗尔纲、吴晗、邓广铭、沈从文等后辈了。提携周汝昌，只是胡适的一贯风格而已。
胡适不仅仅资助才子，也资助贩夫走卒。比如卖烧饼的袁瓞，当时袁瓞和胡适闲聊，说到鼻子中间长了一个瘤子，胡适就给台大医院院长写信：“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后来胡适去世后，在一众悼念的学人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扎眼，就是袁瓞。胡适的仗义，可窥见一斑。
可见，“当代孔子”的胡适在为人方面，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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