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王昶：文有略武安邦

作者：乔永胜

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官员能文能武、青史留名的。譬如：高适、范仲淹等。然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位，却是早于他们的三国时期的王昶。

王昶(？-259年)，字文舒，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人。

王昶很早就以才学著称。当曹丕还是太子时，王昶就受命在东宫辅政，任太子文学、中庶子。陪太子读书，不是有学识之人，就是有盛名之人。能有这样的经历，至少说明王昶当时已经是腹有读书，只是还没有什么有名头的学术成果罢了。

人往往是厚积薄发。所谓的天才，毕竟是少数。

曹丕即位后，自然会重用自己的陪读。因为那叫知人善任。王昶又先后担任散骑仕郎、洛阳典农校尉、兖州刺史等职。他边工作边思考，许多见解很有见地。他认为:曹魏很多弊端是承接秦汉而来，法制苛刻琐碎。因此，更新治国之策，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他埋头文牍典章，依照古代制度，撷取其可供借鉴的有关条项，论述恢复儒家之道的重要性和治理方法，写了二十多篇，起名《治论》。他认为华夏一统是当时形势，用兵统一是必然手段，他把自己思考的奇正交用战术共10多篇文章整合而成《兵书》，一齐送呈朝廷，供明帝治国用兵参考。

有思考的脑袋，就要有果敢的行动。正是在王昶上书的影响下，青龙四年（236年）明帝下诏求贤。要求朝臣推荐“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明帝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显示自己求才若渴的肚量，另一方面，也看看到底谁有识才的眼光，能够举才为曹魏政权所用。

当时的太尉司马懿就推荐了王昶。若是别人推荐，我们估且可以质疑其能力，但推荐人是司马懿，这就说明王昶真的不一般。不是有句话说，你行不行，不是说有人说你行就行，而是说你行的人也要行。

其实司马懿，早就看中了王昶的品学才藻，更赞赏其淡然自守的处事之风。这样经他举荐，王昶自然当选。你想，能入了司马懿法眼的人物，一定是非龙即凤般的人物。经此一事，王昶之名已是天下皆知。人们就眼巴巴盯着这个青年才俊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否是可塑之才了！

王昶绝对是个能干实干加肯干的人。绣花枕头般的人物，他看不起眼，也不屑于做。尽管当时讲什么魏晋风度，众多名士，清谈至上，坐而论道。但王昶显然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要干的是实事，那就是心目中的国之大事。

有想法的人，就需要有位置。有了位置，也就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蓝图。当地方官，那绝对是个成就自我的岗位。王昶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用政绩来说话的。

王昶牢牢把握农业社会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就是大抓耕地建设。他每到一地，都号召百姓开荒种田，扩大耕地。在洛阳典农任上，他组织百姓砍伐棘榛，斫开荒地，开垦了大片良田；又修河治水，提增耕田亩产，极大丰富了曹魏政权的军粮来源。后来，在当刺史时，又在新野一带扩大垦殖，把一个历经战乱，“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地区，硬是打造成一个人民群众仓谷盈积，丰衣足食的好所在。

治政是把好手，但军政合一型人才才是当时最需要的人才。

人在事上磨，好钢在刀刃。王昶这样的人，注定是让他挑大梁、干大事的。在被司马懿推荐后，王昶任职徐州，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由一介文职官员主政三州军事，足见其在当时魏国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才能。王昶自然明白自己身处位置的作用，那就是随时要做好应对曹魏和东吴之间的战事。

王昶果然不孚众望。有才能的人在哪里都能抓住问题的本质。

王昶当上都督后，想的干的都是围绕着军事准备。他认为，地势险峻是不变的，但是守备之势不能长久不变。一旦战争来临，就得需要动员庞大的兵员。而今部队屯兵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各部分散驻屯，船又在宣池，如果有紧急情况，都来不及调动。于是，王昶上表请求把当地政府所在地迁到新野，在二州内练习水兵。

战争总是被有准备的人把握先机。

在驻前沿、广积粮、精练兵之际，王昶还潜心观察东吴国内动向。嘉平二年（250年），王昶得知“孙权流放良臣，嫡庶纷身”，即刻上奏朝廷，建议趁吴国朝政不稳之时，“乘机攻取长汉之北秭归、房陵”等地。对于王昶的建议，朝廷自然全盘采纳。

于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袭取巫州、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王昶则带兵逼向江陵，三箭齐发，直指东吴。在与东吴的作战中，王昶让所有弓箭同时发射，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东吴部队，先声夺人，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东吴大将施绩无奈，只得在夜里趁黑逃进江陵城，王昶又派兵追杀了数百人。

为了扩大战果，王昶故意使出蒙蔽法和激将法，一面大张旗鼓地以撤军之形蒙骗吴军，一面又派人骑马挑着战利品向吴军炫耀，以此激怒吴军，诱使他们到平旷的地段作战，然后埋设伏兵袭击。在这种处处算计中，王昶军大获全胜。东吴那边，施绩逃跑，手下大将钟离茂、许旻被杀。缴获的铠甲、旗、鼓、珍宝、武器等战利品堆成了小山一样。与王昶一起进攻的其它两路王基、州泰部也都取得丰硕的战果。这样一场致敌于先机的战争，直接将东吴的战略纵深压浅。

战后，王昶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

没多久，王昶又在平定淮南三叛中再立战功。正元二年（255年）魏将毌丘俭、文钦兵变，王昶积极平叛，升骠骑将军，两个随军立功的儿子，也同时被封为亭侯和关内侯。甘露元年（256年），魏将诸葛诞（诸葛亮堂弟）反叛，王昶跟随司马昭征讨。在这场战役中，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牵制着东吴将领施绩、全熙等，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诸葛诞被杀后，司马昭上表朝廷，为王昶增邑千户，加上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户，又升至司空，仍持符节，都督诸军。

司空与司徒、司马并称“三公”、“三司”，能够做到这个职务的人，可谓是“人臣极品”，也是王昶所能达到的人生峰巅了。

甘露四年(259年)，王昶死于任上，谥号穆侯。

王昶的一生，经历了曹魏政权更迭的全过程，也与司马家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高平陵政变（司马懿发动的诛杀曹爽集团的政变）后，司马懿大权独揽，王昶上疏言事，提出了治国五条方略：一是重视办学；二是对官员进行考核：三是提拔有成就的官吏；四是不许官员与民争利；五是提倡节俭，反对浪费。

他的这些条陈，切中国家治理中的具体问题，是在官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效办法，也彰显了王昶对政治及权力运作的深刻理解，直至现在仍有实际意义。

王昶生命的前期，致力于研究经世治用的学问，后期又周旋在地缘政治的纠革中，是一位既能理政，又能将军的全素质人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丰满而又敦实的背影，也值得在现代人才培养体系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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