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相》：当女人成为侠客

“直至当代的新武侠小说，塑造出了一大批与男侠分庭抗礼的女侠形象。她们往往武艺与颜值俱佳，侠骨与柔情兼备，在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中给我们展现出古典女性的别样风采和东方之美。”

原文作者 | 冯媛媛

本文出处：《观世相：古典小说里的浮生与世情》，主编：苗怀明，版本：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11月

在中国女性的书写历史中，“列女”与“贤媛”，是最受瞩目的两大类型。殊不知，还有一个常被忽略了的“侠女”书写传统。

“侠”与“女性”如何兼容？“女侠”以何面目出场？古代作家如何书写“女侠”？当这一个个问号逐步打开时，你就会发现，女人一旦变身侠客，她们的一切注定成为传奇……

高冷范儿——唐传奇中的女侠

唐传奇，是女侠第一次集中亮相的地方。唐人开放包容的胸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予了这些女侠大放异彩的表演空间。著名的女侠如聂隐娘（裴铏《聂隐娘》）、红线（袁郊《红线》）、车中女子（皇甫氏《车中女子》）、三鬟女子（康骈《潘将军》）、谢小娥（李公佐《谢小娥传》）、崔慎思妾（皇甫氏《崔慎思》）、贾人妻（薛用弱《贾人妻》），等等，她们或道术高明、神秘莫测，或刚毅果决、其心如铁，这大大改变了传统观念赋予女性的“性别特征”，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高冷范儿”。

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当属裴铏的《聂隐娘》。聂隐娘从小跟随神秘女尼在深山石穴中学艺，学成归来后，经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处处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奇谲诡异，更与女性常态相差十万八千里。其女性的身份在整篇故事中其实已被弱化为一个性别符号而已，其行为表现实际与男性侠客无异。作者的关注点也并非在其女性身份，而是神秘的剑侠世界。因此， 聂隐娘虽为女性，但在作者的书写中，却并无突出的女性性别特征。

电影《刺客聂隐娘》剧照。

与此篇类似的还有《红线》中具有神行术的红线，《潘将军》《车中女子》中具有超常轻功、疾如飞鸟的三鬟女子与车中女子等。作者书写的重心在于她们非凡的武艺与神秘的经历， 女性特征反而被忽略了。说到底，她们终究只是一个个远离凡尘的“异人”。

台湾的林保淳先生指出，古无女侠之名，在唐宋文献中往往以“异人”视之。“女侠”的称呼，大致起于明代万历中晚期。徐广《二侠传》的《凡例》也说：“古有男侠而未闻以女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异人”不是女侠，我们现在称她们为“女侠”，不唯无错，反倒十分恰切。

另外，前已述及，唐传奇小说中的女侠往往都是冷酷无情之人，不仅无情，甚至“情”对她们而言，还成了累赘，因为这是阻碍其成为“侠”的最大障碍。因此“断爱”— 不仅要断人所爱，而且要断己所爱。要断其先天具有的母性— 是女侠修为的第一步。职是之故，我们不得不说，称“女侠”为“异人”，倒昭示出女侠实非一般“女性”的特征。

其实，在这些女侠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几乎就是以男性的标准和形象来刻画的，红线不就自称“某前世本男子”吗？谢小娥为父、为夫报仇，乔装改扮，也是以男子面貌出行的，尽管女扮男装方便行动，但谁又能说其间并无性别意识呢。从中足可见出作者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作为女性，要想跨入侠之世界，则必须进入男性的行列， 做到冷酷无情。因此，在唐传奇女侠的情感世界中，“侠”和“情”是互相游离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就如她们只能存在于“传奇”中一样，传奇所传的正乃她们异于一般女性的生存方式。

这一独特的“高冷范儿”，似乎表明女性的柔弱、多情及其独有的母性，似乎与侠难以兼容。女性若要跻身英雄豪侠的行列，则必须要摒弃女性的性征（性别特征），向男性靠拢。看来女侠要拥有属己的女性面目，还需要时代与思想的变迁。

水泊梁山的“女汉子”

《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人们总喜欢称之为英雄好汉，就如它最为人熟知的一个英译名——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山好汉们都是一个个侠肝义胆的血性汉子，是钢铁直男。但是我们似乎忘了，在这一百零八人中，还有三位是女性，就如《水浒传》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译名—《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在山上的故事》，这似 乎关注到了她们的存在。但是当她们混迹于男性的世界中，和好汉们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时，其女性的身份似乎已被湮灭，只是梁山众好汉中的三个“女汉子”而已。这三位女汉子分别是“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

三人中的“母夜叉”孙二娘和“母大虫”顾大嫂，二人的性别特征只有在其绰号的“母”字中有所体现，除此之外，几乎被扫除殆尽。不管是她们膀大腰圆、面目狰狞的外表，还是粗莽凶悍、直爽豪放的性格，都与典型的女性性征相去甚远。她们在小说中的行径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张青、孙二娘夫妇二人在十字坡开酒店卖人肉包子，据张青向武松介绍，自己每日只管挑担去卖这些人肉包子，那么麻翻并宰杀过往客商、制作人肉包子的血腥工作恐怕全是由孙二娘一人在家里承担的，难怪她的绰号叫作“夜叉”，正是吃人的恶鬼，加上“母”字，似乎更给人阴冷的感觉。

至于“母大虫”顾大嫂，干的也是劫死囚的亡命勾当，其彪悍程度丝毫不亚于黑旋风李逵，难怪金圣叹称之为“母旋风”，认为她与粗暴的李逵无二。有趣的是小说形容她道：

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可想而知，做她的老公，恐怕要承受家暴的危险；做她的邻居， 也要禁得住老虎发威。而“生来不会拈针线”一句，则明确地将她与传统女性的必备技能—“女红”划开界限。这正如前文所述，女性要跻身“豪侠”的行列，似乎就必须要摒弃女性的特征。于是，女性就变成了只在生理上“属雌”而已，在社会性别和文化身份上，必须向男性靠拢，甚至恨不得把她们变为男性。

另一位女性头领扈三娘也值得关注。她尽管没有顾大嫂和孙二娘般凶悍粗暴，但通读《水浒传》，会发现她更像一个“无面目”的影子式人物，少有对其性格和心理的描写。在祝家庄被捉之后，她被宋江许配给好色之徒矮脚虎王英，对此终身大事，她竟像木偶般默然顺从，毫无反应。入伙梁山之后，小说对她的描写更是少之又少，在整部小说中她甚至几乎从未开口说过话，只有在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九十八回“征田虎”一节中， 当宋江和田虎两军交战时，田军中飞出一骑银鬃马，马上是少年美貌的女将琼英，此时王矮虎色心蠢动，纵马出战想讨便宜， 不料又重演了当年祝家庄前的那一幕，十几回合后被琼英一戟刺中大腿，倒下马来。这时，扈三娘开口说道：“贼泼贱小淫妇儿，焉敢无礼！”其实明明是自己的丈夫无礼，扈三娘反骂对方“无礼”，而且将其视为“淫妇”。这还不过瘾，又在“小淫妇”前加了“贼”“泼”“贱”三字。 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句话其实正暗示了隐藏在文本中的男性立场：凡漂亮女子，都是“淫妇”。即使自己的丈夫“无礼”，作为妻子也要竭力维护，不容对方侵犯。可以说，这是借扈三娘之口，传达出作者的性别观念，而扈三娘在整部小说中的“失语”，也分明体现了女侠在与男侠并列时，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声音和地位，也不容许有与男侠相异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特征。

从唐代到明初，小说中的大多数女侠，似乎多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无情无欲的冷酷之妇，或是粗莽豪爽的“女汉子”。她们的面目既清晰又模糊，还总是那么地“不近人情”，“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似乎更适合用在女侠身上，而女性的身份对他们来说，也如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不过，侠骨与柔情迟早会结合在一起的，就在不远处了。

自古侠女出风尘

妓女，尤其是古代的名妓，她们容貌与才情兼备，个性与傲骨同在。因此在她们的身上从不缺传奇故事，文人也似乎格外钟情她们，视之为“风尘知己”。正如冯梦龙所说：“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 此等女子，不容易遇；遇此等女子，豪杰丈夫应为心死。”可见妓女虽出身风尘，却具有一双慧眼，能识得英雄，是他们患难中的知己、风尘中的良友。不仅如此，她们的行为风范也常常被称为“侠”，那么“妓女”与“侠”这看似不相关的二者，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随着宋元以来“侠义观念”的转变，侠客的形象内涵在不断扩大， 道德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忠”“孝”“贞”“节”“义”“信”等道德规范，日益成为侠客遵奉的准则。尽管有些人不会武功，但凡气节或性格上与侠接近者，都可被称为“侠”，当然妓女也不例外。明代徐广的《二侠传》就将唐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妓女收入该书，视这些风尘女子为“侠”。尽管她们不懂武功，也并未行侠仗义、行走江湖，但仅凭其道德气节或人格魅力，就可径直称为“侠”。还有众所熟知的红拂，就与李靖、虬须客并称为“风尘三侠”；名妓杜十娘就因投江自杀之刚烈异常，而被冯梦龙称作“千古女侠”；凌濛初称妓女严蕊为“侠女”；侯方域赞扬名妓李姬为“侠而慧”；妓女细侯杀子后投归满生的激烈行径，也被何守奇称为“女侠”。可见，以“侠”称呼她们，并非因为她们是行走江湖的侠客， 而是她们刚烈的性格与侠有着同一性而已。

这里不妨举两篇小说作为例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众所皆知，杜十娘情定李公子，二人历经艰难，跳出火坑。不料十娘一片痴情，却如“明珠美玉，投于盲人”，归家途中被李公子卖于孙富，十娘激愤之下，怒沉百宝箱，投江自尽。这一结局，不仅仅是因为感情的错付，更是以死来维护个人的尊严与人格。冯梦龙在结尾径直称杜十娘为“千古女侠”，其原因就在于十娘有刚烈之性，在气质上与侠相通；十娘有果断之决， 在气概上与侠相类；十娘有爱恨之心，在气性上与侠一致。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等同于侠，这无疑是对女性的高度赞扬，其中亦可见当时女性地位的提高。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写的是，天台名妓严蕊与台州太守唐与正相交甚厚，但歌妓不能私侍寝席，故而两人未曾有染。后因婺州秀才陈亮与唐太守有一点误会，便在提举朱熹面前诬告唐太守。朱熹于是便以唐与正和严蕊通奸之名，将严蕊投进大狱 , 她遭受了百般拷打。但严蕊“苗条般的身躯 , 却是铁石般的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千棰百拷”，坚贞不屈。更有奇者，绍兴太守审问时，见她模样标致，竟然道：“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上“拶子拶指”2 时，见她“十指纤细，掌背嫩白”，便愤而言道：“若是亲操井臼的手，决不是这样，所以可恶！”又要上夹棍时，当案孔目禀道：“严蕊双足甚小，恐经折挫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么？此皆人力矫揉，非天性之自然也。”这种治罪逻辑，着实奇哉怪矣！看来女性的美貌真是原罪。当监中狱官不解地问严蕊道：“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你何不早招认了？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已经杖断过了，罪无重科。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严蕊却道：

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

当严蕊受了无限折磨被放出来后，容颜憔悴，气息奄奄。没想到门前车马却比之前更盛，只因四方之人重她义气，“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小说最后，以一首七言古风对其大加赞扬，其中有句云：

君不见，贯高当时白赵王，身无完肤犹自强。

今日娥眉亦能尔，千载同闻侠骨香。

凌濛初这里将之与西汉舍命守城，宁死保护主子赵王的第一勇士贯高相提并论。要知道，贯高事后是自己用手掐住自己的喉咙而自杀的，而严蕊则因此事而被脱籍从良 , 嫁给宗室 , 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样的安排，总算给读者留了一点安慰。

严蕊的刚烈正直，又使我们想起白行简《李娃传》的赞词：“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

简单地说，从李娃，到杜十娘，再到严蕊，小说中塑造的这些“千古女侠”，虽都是一介女流，甚至是地位低贱的妓女，但作者的赞扬却毫无身份之轩轾、性别之高下。这种性别书写，足令人赞叹！

是侠客也是佳人

从唐传奇中的“剑侠异人”到《水浒传》中的“女汉子”，明中叶之前的女侠几乎没有女性的性别特征。要么远离尘世， 要么与男侠无异，更甚者，还与“情”绝缘。发展至晚明，女侠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著作也专为女侠立传，如周诗雅《增订剑侠传》、徐广《二侠传》、邹之麟《女侠传》、冯梦龙《情史》“情侠”类以及秦淮寓客《绿窗女史》“节侠”部， 等等。这一现象说明，女侠已不再是侠客世界中星星点点般的存在，她们的形象越来越丰富，女性本身的性别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另外，晚明时期，“侠”与“情”也已不再是不相兼容、互相对立的二元存在，“英雄气”和“儿女情”在整个社会尚情的思潮中开始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女侠的形象也逐渐由来去无踪的“异人”向“常人”蜕变，由“江湖”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由“无情” 转变为“有情”， 由“剑侠” 走向了“节侠”或“义侠”。同时，她们的刚风义概，也让她们跨入了“烈女” 的行列，这在前述之“侠妓”身上已得到充分的体现。

前已提及，较早将“侠”与“情”结合起来的白话小说， 是明末清初的《好逑传》，其女主人公水冰心就是兼具“佳人” 和“侠女”双重特性的角色。给她赐姓为“水”，正是对其柔软之性的描述，女性性别的界定；又以“冰心”为名，则是对其冰洁之心的代称，映现的是她的晶莹侠骨。可见，仅从姓名来看，她较之前代的侠女，已不再是冷冰冰、硬邦邦的另类异人。

再看她的行为，当她得知铁中玉被过其祖算计，生命危殆时，不顾名教之防，将其接到家中。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亲手煎药 , 昼夜看护。当叔父以“男女授受不亲”责问她时，水冰心凛然答道：

侄女又闻太史公说的好：“缓急人所时有”。又闻：“为人恩仇，不可不明。”故古今侠烈之士，往往断首刳心而不顾者，盖欲报恩复仇也。侄女虽一孤弱女子，然私心窃慕之。…… 今铁公子为救侄女，触怒奸人，反堕身陷阱，被毒垂危，侄女若避小嫌，不去救他，使他一个天地钟灵的血性男儿，陷死异乡，则是侄女存心与豺狼何异？故乘间接他来家养病，养好了，送他还乡，庶几恩义两全。这叫做知恩报恩，虽告之天地鬼神，亦于心无愧。（第六回）

这是对“侠道”原则的全面概括。她所引据的两点 —“缓急人所时有”出自《史记·游侠列传》，说明她的行动根据和历史上的游侠同出一辙；又云“报恩复仇”乃“古今侠烈之士” 共同遵奉的伦理原则。水冰心对之的“私心窃慕”，正说明作者是按照这一侠道标准来塑造这一形象的。所以“冰心”者，不仅是她道德人格的象征，也是她侠义人格的写真。她虽是不会武功的闺阁女子，但却有几根侠骨禁得住揉搓。

如果说，《好逑传》中的水冰心与正牌的女侠相比，尚缺少行走江湖的经历，那么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刊行的《绿牡丹》，为适应读者的审美期待，让女侠进入江湖活动，并有了自己的面目与爱情追求。小说以唐朝武则天废子自立，“扰乱大唐纲纪”为历史背景，以将门虎子骆宏勋与江湖侠女花碧莲的婚姻为线索，描写了鲍自安、花振芳等江湖豪杰行侠仗义、为民除害、除奸诛佞、迎王保驾的曲折经历。

花碧莲出身草莽，精通武艺，同时又貌美如花、通晓诗文， 是文武兼备的江湖儿女。在性格方面，她既有江湖儿女的豪爽直率，又有小家碧玉的似水柔情。在爱情追求上，她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有着自己的期望和理想 —“立志不嫁庸俗，必要个英雄豪杰方遂其愿。”（第三回）在桃花坞相中骆宏勋之后，她大胆示爱，求父做媒，并在婚事出现一波三折之际，为相思所苦，几次病倒。可见她既是“江湖侠女”，又不失“佳人”的身份。相较于《好逑传》中的闺阁女儿水冰心，花碧莲更加接近侠义世界中的江湖儿女；相较于前代小说中女侠的高冷与粗莽，则又显示出女性特有的柔美。可以说， 在这一人物身上，真正体现了“情”与“侠”的融合。此书又名《宏碧缘》，在书名显然仿效的是《金瓶梅》，加一“缘”字， 就有了创新：缘分不独在才子佳人之间，江湖豪侠也当分享这种幸运。

由此可见，侠义小说已越来越注重对女侠形象的重塑，她们不仅是侠，同时也是红粉佳人。这种“以儿女之情，写侠客之行”的创作模式，也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女侠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借鉴。

当然，在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的女侠还属《儿女英雄传》中的何玉凤。因其浪迹江湖，遂化名十三妹。“十三妹”的名头使她更像一个侠女，而非闺阁佳人。她和安骥萍水相逢，本欲盗取他的银子 , 但发现他是个“正人”, 又是个“孝子”,“心中暗暗钦佩”，于是动了侠义之心 , 一路跟随，暗中保护，在能仁寺手刃十余名凶僧，解救了安公子。这一“救人须救彻”“施恩不望报”的初衷和义举，正是自古以来一切侠士的惯常行为和侠道准则。作者对她的塑造，完全是按照古代侠客的标准而来的。

小说发展至后半部分，当大仇已报，再无牵挂之后，她便决意出家。如果真的走上这条断爱之路，那么她就和前代的女侠无异。为了规训她的性格，成全她的婚姻，作者便安排安学海、邓九公、张金凤等人对之反复劝说。作者为何要设置这一情节呢？根据全书推测，作者想要塑造的是一个全新的“女侠”：新就新在“侠”之外再加一重“儒”的成分，把她从“豪侠”拉回“女儿”，复归到她的性别身份上来，所以她最终与安骥成婚。

这段美满的姻缘，既是“英雄至性”和“儿女真情”的结合，也是何玉凤人格的蜕变与完成— 走完了由“英雄”到“儿女”再到“儿女英雄”合一的历程。这一由“侠女”向“妻子” 的角色转换，这一由“游走”向“闺阁”的性别回归，使何玉凤前后判若两人，一改江湖之态，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贤惠之妻。

何玉凤的这一转变，因过于生硬而引来不少评论家的争议， 甚至认为这是文康的败笔。因为读者更为欣赏的是那个在“冷森森的月光下”勇斗恶僧的侠女十三妹，而无法将之与后面那个贤惠温婉的何玉凤画上等号。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更多地称呼其江湖化名“十三妹”，反而遗忘了其真名何玉凤。但是，在作者的心目中，“十三妹”与“何玉凤”或许都是他想要的。作者借“儿女心”生发“英雄义”，又以“英雄义”激发“儿女情”，最终实现“最怜儿女最英雄 , 才是人中龙凤”的创作宗旨。

至于当代的新武侠小说，女侠可以直接和男侠分庭抗礼。仅金庸笔下风华绝代、令人过目不忘的女侠就能举出许多，诸如黄蓉、小龙女、郭襄、赵敏、周芷若、任盈盈、王语嫣、阿朱、阿紫、霍青桐、袁紫衣、程灵素、温青青…… 她们哪一个不是身负绝技的佳人？有的豪爽，有的痴情，有的刁蛮，有的聪慧。更奇者，如王语嫣虽不会武功却深谙武功之套路，令人难以想象。试想，江湖世界若没有她们，会多么单调与乏味。正如武侠小说中男女双剑合璧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力量一样，女侠的存在也使得侠义的世界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保持了“中和”的状态。

女侠颜值的演变

外貌，是女性书写的重点。尤其是当代武侠小说中的女侠， 她们或清秀，或俏丽，或娇美， 或英气， 或冷艳……面孔多样，姿态各异。但总的来说基本都是风姿绰约的佳人。她们的颜值，给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增添了美感，也给刚毅的侠骨辅以了柔情。

那么，古代侠义小说中的女侠颜值又如何呢？

古代小说中最早的女侠是出自《吴越春秋》的越女，她生长在南方的山林中，剑术高明，最后成为越王手下教授剑术的教头，据说当时没有人能在剑术上胜过她。小说中她和一袁姓老者斗剑，老者不敌化为一头白猿，长啸而去。这一情节特富想象力，一再被后世文学转述和改写。尤其是近现代新武侠小说，受此启发，还专门创造出越女剑法与袁公剑法。例如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韩小莹使的就是“越女剑”，而梁羽生《大唐游侠传》中那一脸猴相的精精儿，使的就是袁公剑法。而金庸先生更是青睐这篇故事，据此编写成短篇小说《越女剑》，小说中的主人公阿青的原型就是越女。金庸笔下的她—“一张瓜子脸，睫长眼大，皮肤白皙，容貌甚是秀丽，身材苗条，弱质纤纤。”但是在《吴越春秋》中，却基本没有对越女外貌的描写，她的身形、长相，令人费猜。

《搜神记》中的李寄，为民除害，斩杀大蛇，是一个少女英雄，她有堪比男儿的豪气与英勇，也有侠客无私无畏的精神， 又富有聪颖的智慧和冷静的性格。但遗憾的是同越女一样，作品通篇没有对她外貌的描写。可见，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女侠在作者笔下只有“生理性别”。

科恩在《自我论》中说，在造型艺术史上，“肖像的出现，是对人的个体性发生兴趣的明显标志。”上述作品中，女性肖像的缺失恰是对女性个体性的忽略。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将女性他性化了。

唐人传奇中的女侠甚多，比较著名的多是“剑侠异人”，如聂隐娘、红线等人即是。但是如前所述，作品并未关注她们的女性身份与性别特征，她们往往都是冷酷无情之人，不食人间烟火，不染人间情爱。同样，她们的颜值也没有得到关注，《聂隐娘》通篇没有对其外貌仪容做出描写；《红线》虽写到红线精于音律，又通经史，但颜值成迷，而且红线自称“前世本男子”，似乎为此世降为女子而深感遗憾。而像谢小娥（《谢小娥传》）这样的凡世女子，要完成复仇大计，非得女扮男装，方能成功。

由此可见，女性若要跻身英雄豪侠的行列，则必须要摒弃女性的特征，容色之妍媸，形貌之丑俊，倒是其次的事。

这一对女侠的性别认知，一直到明中叶之前，基本上左右着作家的创作。《水浒传》虽写到女侠的颜值，但其貌丑陋，面目狰狞，很难令人产生亲近感。不信你看：孙二娘“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 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但“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这一肖像，使人想起的是周星驰电影中的经典角色“如花”。而顾大嫂同样“眉粗眼大，胖面肥腰”。这般面目，令人望而生畏，岂敢亲近？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随着情/侠的合流，以及“侠”观念的扩充，女侠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世外高人，其面目也不再狰狞可怕了，她们开始走入了现实，回归了本性，也拥有了与女性相称的容貌与才情。《好逑传》中第三回，水冰心甫一登场，作者就开始关注她的外貌了：“生得双眉春柳，一貌秋花，柔弱轻盈，闲处闺中，就像连罗绮也无力能胜。”另通过铁中玉的口再次形容她：“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

还有《聊斋志异·侠女》中的侠女，蒲松龄称她“年约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感觉性的描写，略嫌空泛，那么“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两句，则是对其从外到内的精准刻画。这两句道尽了女侠的特点，可以说是女侠形象的共同范式，不妨简称为“共范”。范即范儿。金庸笔下性格独特的女侠，大多是这般模样。

《儿女英雄传》在十三妹的肖像描写上是用了心的：“含翠的柳叶眉，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鼻如悬胆，唇似丹朱；莲脸生波，桃腮带靥；耳边厢带着两个硬红坠子，越显得红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两酒窝儿。说甚么出水洛神，还疑作散花天女。”这哪里是侠女，活脱脱一个绝色佳人。这种肖像描写，为后世的新武侠小说提供了借镜。金庸等人笔下的女侠， 大多是武功高强、容颜靓丽之人，套用子夏的话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

古代侠义小说中的女侠，其颜值经历了一场从无到有，从粗莽到婉丽的变迁之路。随着颜值的提升，女侠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动人，直至当代的新武侠小说，塑造出了一大批与男侠分庭抗礼的女侠形象。她们往往武艺与颜值俱佳，侠骨与柔情兼备，在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中给我们展现出古典女性的别样风采和东方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