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无人难做官：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倒霉人生

在明代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的战争中，最为人熟知的名将大概就是戚继光了，世面有以戚继光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但其实在当年那场战争中，还有一个人的功绩丝毫不差于戚继光，他就是俞大猷。

但因为种种原因有关俞大猷的生平事迹，世人知之甚少。400 多年来，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主将被忽略了。

但在当年那场在英勇抗击倭寇的战役中，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在当年抗击倭寇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

《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中国人眼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俞大猷生于弘治十六年 （1503 年）的泉州府晋江县河市濠格头村一个世袭百户的军官家庭。俞氏先祖出自凤阳霍邱，始祖俞敏，出身行伍，“从高皇帝驱驰天下四十载”，后承百户，定居泉州。

虽然俞家世袭的百户之职，是属于明军中最低级的武官，正六品，年俸 120 石。但是维持温饱却没有任何问题，故而家中才有闲钱送他去读书，俞大猷也不负众望，在15岁那年即中秀才。

因为当时已经是明代的中后期了，此时的社会风气是文贵武贱，长辈们并不希望俞大猷继续世袭武职，而是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成为清贵的文官，以此改变家族的道路与命运。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却并不如意。考中秀才后，虽然俞大猷攻读更为刻苦，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 《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

但是直到到嘉靖十年 （1531 年）其父亲俞原瓒病逝，俞大猷不说高中进士，就连举人也未考上。而且父亲一死，迫于生计，此时已经是二十八九的俞大猷不得不放弃举业，承袭父职，任泉州卫百户。

因为朝廷规定非武举不得升调，心怀大志的俞大献，不满足于世袭职务，入京参加武举会试，榜上题名第五，考中武进士，因此被提升为千户，任命他守御金门。

金门由于远离大陆，原先在那里戍守的士兵，军纪败坏，经常侵害周边军民。是号称军中最难治理的地方。俞大猷到任后，针对当时金门的时弊，多方下手整治。

首先，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其次，对待诉讼案件，秉公决断，使冤者得其平。再次，赈济饥民，救治百姓。使饥者得食，救活了万余人。俞大猷守护金门五年，政绩颇为显著，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护。

但是偏居金门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俞大猷有了一种紧迫感。嘉靖十九年 （1540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提出选拔将才，招募士兵，加紧训练，以抗击倭寇的主张。他的合理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监司以“小校安得上书”的罪名革职。

在家待了一年，新的机会就来了。嘉靖二十一年 （1542 年）八月，因为北疆边患严重，朝廷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毛遂自荐前往应试，被兵部尚书毛伯温格外赏识，任命他为汀漳守备，署指挥佥事。

他上任后亲率士兵数百，在诏安县南大破海贼康老，缴获海船六十艘，俘斩三百多人，成为数十年未有之捷。因战功任广东都指挥使司军政佥书、海南崖州参将、琼州府地方右参将等职。

而俞大猷每到一地，总是能平息盗贼、教化百姓、施以仁政，受到当地百姓爱戴。离开之时，都自发地为他勒石立碑、建立生祠，以寄思念之情，金门、武平、琼州等地皆是如此，甚至被当地人恭称为俞佛。

此时，战功显著的俞大猷开始进入中枢的眼中，嘉靖三十一年（1553），俞大猷迁浙江参将，受佥都御史王忬节制，开始了其十余年的东南抗倭历程。

纵观俞大猷的抗倭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552 年—1559 年），俞大猷在浙江、南直隶抗击倭寇；第二阶段从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 任福建总兵官，直至倭患基本平息。

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猖獗的时期，七年之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

因为俞大猷熟知海上情况，其向王抒提出建议：“备倭于陆，不如备之于海。”“建议加强水军力量，为水军配备福船、楼船，而代替原有仓船、沙船。在俞大猷看来，海防建设的重点应在水上而非陆地。

而就海上作战而言，并无绝妙战术，仅仅在于“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原有海防战船多为体积小、吃水浅的苍船与沙船，难以有效地备倭，因此俞氏建议以体积大、耐冲击的福船替代之，同时雇募善操福船、长于海战的福兵。

王抒采纳了俞大欲的建议，征调福清楼船，并招募龙溪县一带海战兵夫，加强了海防力量。同年，俞大欣利用福建楼船，连破倭寇于宁波昌国卫等处，追击入海，斩获甚多，大见成效。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侵，东南沿海数千里海岸钱，几乎是同时告急。俞大猷在王抒的支持下，率兵直捣其在普陀山的老巢。斩首一百五十余级，生获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无算，取得了普陀山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给王直以沉重的打击，几乎绝其归路。

但是这时，对俞大猷鼎力支持的王忬调任他处，原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迁浙直总督，王原徐州兵备李天宠取代了王忬的位置。

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他人的攻诘。

当时刚上任的总督张经，一个劲地催促俞大猷出战。但是俞大猷认为，如此仓卒上阵，无异于驱羊攻虎，故而不从，此举引来张经大怒，故其对俞大猷心生怨气，对其格外苛刻，只要其稍有失利，就会受到严格处分。

因为俞大猷的抗命，总督张经认为“浙中承平日久，兵脆不可用”，故征调广西田州、永顺等地的土兵狼兵，赴浙江抗倭。狼兵前部刚到，审视江南军情的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便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却认为其他地区的军队未集，不应贸然出击，因此拒绝执行赵文华的命令。

而是待士兵会合之后，于嘉靖三十四年，兵分两路出击，最终歼敌三千多人，史称“王江泾大捷”。这是嘉靖以来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来，此为战功第一”。

此役虽胜，但张经却惹祸上身。由于之前张经轻视赵文华，惹的得严嵩亲信赵文华大怒，返回北京后立即弹劾诬陷张经，同时将战功据为己有。同年八月，在赵文华的诬陷下张经、李天宠被判死刑。

此时抗倭一线的官员人人自危，朝中无人的俞大猷成为合适的背锅侠，弹劾、纠责的奏疏纷纷将矛头对准俞大猷，一时间“水陆战败，争以其罪委公”，以至于朝中士人感叹曰：“俞帅一人，岂能在海复在陆哉？”

不仅如此，本来俞大猷在王江泾大捷，本是俞大猷率领永顺兵首先歼敌所致，但其功劳不仅被他人冒领，还以其中的一次战斗金山卫失利为由，遭到“夺职，充为事官，戴罪杀贼”的严惩。

受处分后第五天，俞大猷进攻陆泾坝之敌，斩首 300 余级，此后又频频出击，连连获胜，可换来的却是更为严厉的惩处，说他在贼兵聚集时拥兵观望，直接将俞大猷革职查办，连世袭的百户祖职也给撸了。

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上任，才开始重新启用俞大猷，代替刘远担任浙直总兵，这也是俞大猷生平第一次担任总兵之职。俞大猷上任后不久，就在在吴淞、江口等地与倭交锋，斩首1500 级。

此后不久，浙闽总督胡宗宪诱降王直，但却违背诺言，将其交送浙江按察司，并被判了汪直斩首示众，而其余党得知消息后，只能死守岑港老巢。俞大猷等人率兵久攻不下，其他人都没事，唯独俞大猷受到褫夺总兵职级的处分。

嘉靖三十七年 （1558年） 七月，王直余党在官军不断的攻击下，放弃岑港出逃，俞大猷立即组织参将刘显、戚继光、张四维等人包围、进攻、截杀。王直余党大败，乘船往福建方向逃去。

俞大猷追至舟山沈家门，考虑到自己仅为浙直官员，没有上司胡宗宪的命令，不便越界进入福建，也就没有亲率部下继续追杀。王直余党逃往福建为害当地百姓，于是，身为闽人的巡抚李瑚上疏弹劾胡宗宪有意纵敌。

胡宗宪认为俞大猷与李瑚同为闽人，怀疑是他向李瑚透露了有关军情机密，为了逃避罪责，打击报复，便将所有过失全部推在俞大猷身上，上书弹劾俞大猷，俞大猷不仅莫名其妙被罢官，还押解至京，下狱受审。对此，俞大猷不禁仰天长叹：“结发修身，白首无违，一发不中，百发尽失哉！”

幸运的是，时任锦衣卫都指挥同知的陆炳钦慕俞大猷，暗中相助，加上已经了解真相的胡宗宪也心生悔意，同时向严世藩求情，俞大猷才从狱中获释。

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张琏叛乱，应福建总督刘焘请求，朝廷重新启用俞大猷，任命其为南赣参将。同年张琏叛乱被平，俞大猷升为升副总兵。第二年升为福建总兵，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下狱，辗转湘赣的三年时间，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上被戚继光消灭殆尽。但是等到戚继光返浙后，倭寇又开始重新为患福建。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福建莆田的兴化府城陷落，导致福建官场大为震动。

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后，弃城退守于平海卫。俞大猷与刘显迅速派兵跟进，将这些倭寇团团围住。

而朝野上下是希望速战速决，故而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之举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却坚持已见，认为倭寇若是分散为害难以剿灭，将其聚而歼之方能有效。

所以，直到戚继光也率援军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明军才发起总攻，短短半天时间，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 2200 多人，解救被掳百姓 3000 多人。

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被赏赐银子四十两，简直就是侮辱！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取得了歼灭敌敌人 6500 多人，解救被掳民众 1800 多人的辉煌战绩。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因为南澳之战倭寇首领吴平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被追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弹劾，众多将领中，几乎是人人受赏，仅他一人受罚。

不少官员为其打抱不平，俞大猷泰然处之，慨然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在这场抗倭战争中，俞大猷是剿灭倭寇的关键性人物，功绩丝毫不差于戚继光，就海战和战略思想而言，甚至在戚继光之上。然而俞大猷的一生戎马四十余年，战功赫赫，但仕途最高官衔仅止于总兵。反观与大猷同时期抗倭的诸位将领，却个个身处高位。

虽然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抚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

但是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而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现象。

故而俞大猷这种耿直的性格，自然难以做出讨好文官的事情，反而毫不留情的驳斥文官瞎指挥的行为，于是这些“清贵”文官自然看他不顺眼，对他的功绩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屡遭陷害。

故而俞大猷这一生，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可谓是历经坎坷。

徐学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贿赂公行之时而内无应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而像俞大猷这种武将自然难以在那种浊世中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