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09年1月15日下午，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在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后不久撞上鸟群，两个引擎同时失灵，机长萨利果断决定迫降在纽约哈德逊河上，最后机上155人全部生还，仅有少数人受轻伤。
但对于这起奇迹，事后仍然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萨利机长做出的是最优决策吗？
历史无法重演，因此这些质疑很难回应。
也许飞到空管人员指定的机场，同样可以安全降落——甚至连少数人都不会轻伤。
当然，也可能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机毁人亡。
根据杠精的逻辑，他们会反问：迫降水上一定就不会机毁人亡吗？
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此，这个问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因为永远找不到唯一正确的答案。
昨天的韩国空难，事后看来，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糟糕的方案——在至少还有一个发动机能工作、还有一定数量燃油的情况下，在明知道务安机场跑道长度无法满足起落架损毁的飞机迫降要求、冲出跑道必然会撞上围墙的情况下，在地勤人员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做应急准备的情况下，飞行人员简单粗暴地选择硬着陆——他们选择这个方案的那一刻，也就选择了死亡。
我不想多探讨这起事件的悲剧性，我想探讨的是怎样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悲剧。
这，涉及到一个危机决策的话题。
韩国机长为什么不当机立断选择硬着陆之外的方案？他有勇气直面死亡，为什么没有勇气选择其它不可能更坏的方案？
我思考了很久，我得出的答案是，这也许跟韩国的文化有关。
韩国文化的本质就是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的本质就是服从。在危机降临的那几十秒时间内，机长无法获得上级的指令，因此他只能选择服从于最常规的“流程”——降落到飞机本该降落的跑道上。
可这次降落是没有起落架的啊......他不管。
他要的是流程正确。
萨利机长式的机长，则是另外一种文化熏陶的结果。在需要独立做出决策时，他们很容易“个人英雄主义”上头，做出一些超常规举动。
我无意评价这两种文化孰优孰劣，但我觉得在极大概率机毁人亡的情况下，极力避开眼前的危险是值得的。
也就是说，推迟一秒死亡就能多争取一秒生还的机会。
韩国机长在这个方面灵活性不够，在需要“机会主义”时他选择了“保守主义”。
他眼睁睁地错过机场旁风平浪静的海面。
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殉难者，但不是一个敢于独立承担责任带着180人逃出生天的救赎者。
可惜，可叹。
那一百多条鲜活的生命不是死于天上，而是死于机场，死于地面，死于类似于一起撞车引发的大火之中。
而机场外，有很多他们正在等待接机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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