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鬼变成人，妇女大解放：新中国的娼妓改造运动

“我不想有一天，中国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1959年11月于西湖

在电影中，在画布上，在传说里，妓女总是风姿绰约，才貌双全。他们虽在风尘，却有一身傲骨。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幅胭脂迷梦，才子佳人的传说。然而，当我们将这些艺术加工的滤镜抹除，让真实的娼妓制度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眼前。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残酷的剥削制度之一，表面上风情旖旎的怡红院、艳阳楼，内里却是个吃人的魔窟。

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梯次提升，娼妓制度也在逐渐改善，至近代，各国禁娼运动此起彼伏。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禁娼废娼，并且完成彻底的妓女解放改造运动的，只有新中国一家。而在我国，尤以上海禁娼运动最具代表性。本期视频以上世纪中叶上海娼妓制度的介绍和解放后的收容改造为主轴，盘点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妇女解放和人权运动。

夜上海，夜上海

1917年，世界大战硝烟未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而各大城市的红灯区里和外界一样是炮火连天。当时大城市的娼妓与城市人口比例中，北平达到了1:259，上海则是1:137，位居世界第一。到1935年，上海全市人口360万人中就有6-10万名娼妓。

也就是说，当时20名上海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娼妓。

如果说外国殖民是帝国主义作祟，那么国民党的庇护则是压在娼妓头上的另一座官僚资本主义大山。旧上海的国民党集团一方面得以满足自己的荒淫生活，一方面还可以从妓院攫取所谓“花捐”“花税”。

19世纪前期，清政府为展现“大国气度”，同时也为安抚讨好列强，便将一些中国妇女送给“洋大人”消遣玩乐，充当军妓。这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公娼，又称“咸水妹”，这是英文“hand-some maid”音译而来。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沪建立租界，旧上海在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中快速发展成为所谓的“探险家乐园”，娼妓行业也随之膨胀。在当时，从今天的人民广场大道走到大世界，不到一公里的路上拉客的娼妓就有700多名。

解放前，从南京路到公馆马路这片租界，既是帝国主义冒险家和达官贵人的销金窟，更是无数受压迫妇女的葬身地。上海滩的繁华，只属于资本家和权贵阶层，不属于多数人民。

即便在抗日时期物资紧张之际，爱国华侨捐赠的物资全被盗卖，就是烂在仓库里也不发给老百姓。而这些勾结在一起的官和商仍然可以在妓院奢侈浪费，这就是造就娼妓制度的黑暗温床。

在旧上海，娼妓分为纳税的公娼和未登记的私娼\暗娼，最高档的妓院唤作“书寓”，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出现。它比较类似我们印象中的古代“怡红院”，妓女能弹擅唱，名义上卖艺不卖身。帝国主义入侵后，老书寓被“长三书寓”取代。

所谓“长三”，就是这里喝茶、陪酒和留宿都要三元钱。“长三”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你想要的一切都有妓女为你服侍。这里的高级妓女能当个姨太太就是“妓生巅峰”了，大多数人也都是容颜老去后充作贱役，了此残生。尽管如此，“长三”的妓女也是大多数同行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二等妓院唤作“幺二”。因这里喝茶陪酒各要一元，留宿一次六元，第二次只二元。由于幺二的招牌往往带个“堂”字，所以人们也称这里为堂子。六马路上的“陶公馆”是旧上海有名的幺二，妓院老板把楼板拆掉打通，分成四层，隔出三百多个房间，挤得像蜂窝。

每个房间只能放一张1.7米的床，一张小镜台、一把椅子和一只马桶。这里没有窗户，没有通风，只有一股霉味和低劣的脂粉味。更惨的是三等妓院，也就是“咸肉庄”，来此嫖妓被称之为“斩咸肉”。望文生义，指的是这里的妓女就像菜市场最不值钱的“咸肉”，任凭宰割。

另一种娼妓是“野鸡”。她们的妓院叫“开门堂子”，是比第三等的“咸肉庄”还要惨的最底层妓院。这里相当多的人是被人贩子拐来的，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每到黄昏就要被逼着出门揽客，拉到人，所有收入全归老鸨，拉不到人就是一顿毒打。

此外还有年老色衰或丑陋残疾妓女组成的“跑堂口”、可供吸毒的“花烟间”、以按摩洗头打掩护的“新堂子”，以及白俄、日本、朝鲜流亡女子组成的“外国堂子”等等。

而妓女的职业类型，要分为一生都卖给老鸨、生死完全受妓院控制的“断账”和契约卖身好几年的“包账”，还有就是可以有3、4成分成的“拆账”。做“断账”和“包账”的，一切收入全归老鸨。就算被嫖客相中赎身，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妓院对妓女的压迫，除了金钱和自由以外，还要引诱她们吸毒、放贷和赌博，牵制并逼迫她们继续为娼。在二、三等妓院的妓女，每晚要接客八人，一个月就是两百多个。妓女感染性病也要忍痛继续接客。如果接不到客，就要大冷天脱光衣服跪在洗衣板上，不到一炷香点完不给起来。

还有个叫黄培芳的妓女突然流产，忍着巨痛哀求放一天假，结果被老板一脚踢进水塘里，当时就大出血了。王莉莉得了梅毒，下体的肉烂成一个个小洞，浑身长满烂疮。结果被老板用烧红的铁条和撒盐的方式活活折磨死。一位叫何金定的妓女患梅毒最严重，下身完全腐烂，大小便失禁，九死一生活了下来。

最惨的是一个叫小梅的妓女生了肺结核，被活活的装进棺材，老板见她没死，用长长的棺材钉对准她胸部的位置砸了下去。当时，除了极少部分从良、赎身的，大部分妓女总是早早死去。死了之后，往往草席子一卷埋进乱坟岗，或扔进黄浦江。

无数被压迫的妓女，造就了无数富有的妓院主。就算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民国特别是旧上海租界的富豪数量仍然在增加。比如一个“断账”的妓女，身价只有几十元。而她一次初夜权，就卖出一两条小黄鱼（一条“小黄鱼”就算一两黄金），妓院在一个晚上就能赚回本。就算是做“包账”，在期限满了还要多熬一年，好一点的妓女从良或养病，也都要向妓院主支付大笔款项。总之就是竭尽所能地压榨她们的一切价值。

妓院大部分都开设在租界里，这里，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国民党，都给了外国人远超普通中国人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优先支配权，以及民事和刑事领域的治外法权。洋大人和国民党权贵阶层以下的生态空位，由流氓帮会填补。也就是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关于这三个人用四个字就可概括“人民公敌”。当时，青帮在上海分为“大、通、五、学”四个辈分，“大”字辈无人，“通”字辈是三个巨蠹。

再往下各自分出“五”“学”无数徒子徒孙，构成一张紧密的黑社会网络。而妓院主就要孝敬“学”字辈的人上千银洋，由他们引荐拜“五”字辈的人为“老头子”，通过“开香堂”入伙，得到了“抱台脚”的（靠山）。这是一个层层压榨的网络，顶层的是洋人、国民党政府高官和三个巨蠹，底层的是小喽啰、胥吏和嫖客。层层压榨，层层收取利益，而他们吸血的对象之一，自然就是妓女。在这个密不透风、极度反动的环境中，妓女群体自然没有任何反抗的希望，毫无人权，任人鱼肉。

封闭妓院，收容妓女

娼妓制度是最野蛮残暴的社会制度之一。但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真正禁过娼。一些欧美国家召开过“反对卖淫国际代表大会”，上流阶层希望以宗教和警察来感化和监视堕落妇女。但有人提出滋生出卖肉体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工人家庭集体下岗、资本家的压迫、互相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问题后，这些会议总是无果而终。对此，我们翻开《列宁全集》23卷第331页就能看到伟大导师的评价：

“这个贵族资产阶级的会议充满了多么丑恶的资产阶级的伪善！伪善的“慈善家”和嘲弄赤贫状况的警察辩护人集合起来“反对卖淫”，而卖淫的支持者又恰恰是贵族和资产积极·····”

因此，产生娼妓的社会经济制度或是金钱至上主义不被消灭，娼妓将永远存在。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导师也预言过“当现代的生产关系消灭的时候，则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度，当然也会随着消灭的。”换言之，只有在进步的人民当家做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娼妓才会铲除。反之亦然。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人民政府将禁娼作为首批待解决事项。在一些娼妓问题不算严重的城市，如1947年解放的石家庄，本地72名妓女送去改造，情节不严重的妓院主和老鸨取保释放，两名残酷虐待妓女的妓院主逮捕法办。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北京市长聂荣臻下令公安局长罗瑞卿，指挥2400警力一夜之间查封全市224家妓院。1268名妓女解放，454个妓院主按罪行大小依法处理。妓院财产没收，作为救济妇女之用。

其实大部分城市禁娼都比较顺利，只有上海最为困难，这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青帮国民党重点经营多年，灰色、黑色势力扎根极深。当时还流传有解放军要抓妓女卖掉等等流言，导致妓女与我党的抵触情绪很大。

而且，上海刚刚解放，工厂停工，经济困难，物价飞涨，特务破坏种种困难，很难像北京一样大刀阔斧地封闭妓院。所幸，当时的上海市长是陈毅。在他和党组织的策划下，为禁娼做了一系列周密准备。

一是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转业.1949年1月,上海有妓院800家,妓女4000多人。到5月，妓院减少到525家，妓女2227人。假如龟门阻止妓女从良，人民法院可以帮助后者。

二，1949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颁布十四项严格规定，违者予以罚款、拘役和封闭处分。实际上不等我党政策下发，仅仅是时局变迁，就让半数以上的妓院自动解散了。而上海的黑道帮派、江湖规矩等旧社会作威作福的事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瞬间灰飞烟灭。

三，组织停业和专业妓女学习基础教育，接受生产劳动的技能训练。

四，明确指出妓女是受害者，成分定为“游民”或“城市贫民”。

五，收容400余名流浪妓女和乞丐。在所有收容改造的妓女中，30%患有梅毒，70%患有其他疾病，市里为她们专门派去大夫悉心照料。五部走完，虽然没有强制关停妓院，但旧上海的娼妓行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在解放一年后，上海的妓院只剩下158家，妓女减少到662人。到1951年11月上海市第一次妓女大收容前，只剩72家妓院和180名公娼。

11月5日，上海市妇联抽调50名妇女干部集中学习，赴通州路418号，也就是即将建成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负责改造教育妓女。这里没有铁门围墙，除了宿舍外，还有托儿所、图书馆、医务室、大舞台和厨房。当一切条件准备就绪后，上海禁娼的主战役打响了。

涤荡污垢，走向新生

1951年11月13日，上海市政府责令残存的72家妓院立即停业。11月25日封闭妓院，将324名妓院主和老鸨送去漕河泾劳改，对501名妓女集中收容。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没有对象的人则组织学习生产技能，帮助转业。到1958年，上海妇女教养所先后共收容娼妓7513名。

首先第一条，诉苦就不顺利。即便很多妓女受到了天大的苦楚，但她们只把这归结为“命不好”。她们不明白阶级理论，也就不明白自己苦难的根源。但最简单的唤醒她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就是复仇。1951年12月27日，公安局将几个罪大恶极的妓院主、老鸨和人贩子五花大绑押进会场。这下人们就沸腾了，还有的妓女特地从医院赶来指认诉苦，最后将恶霸们公审枪毙，就地正法。经过诉苦大会，妓女们的心态大为改善，大都愿意主动接受改造了。

娼妓制度不仅仅压迫妓女，更是整个社会的毒瘤。因为1945-1950年，由上海红十字会和同济医院随机检验31861位市民，其中有2880人患有性病，占总人数的11分之1.。而3674位孕妇中，有191人患有梅毒，占16分之一。这都是由妓女传染给，丈夫传染给妻子的。所以治疗性病也是收容改造的重点。

在第一批515位姐妹的检查中，患各类性病的有459人，占88.3%。当时不论是梅毒还是淋病，都需要搭配相当昂贵的青霉素，一个月就要耗费100多元，反复十几个疗程，时间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刚解放的上海，青霉素还要进口，国家为此花了大量外汇。

原来仓库里的药品是供给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用的，但陈毅果断决定把宝贵的青霉素有限供给给教养所的妓女。如果说惩罚妓院主是对妓女的精神改造，那么治好性病就是真正的脱胎换骨。她们痛哭流涕，治好后立刻奔赴生产，抢着去做最苦最累的活儿也毫无怨言，很多人都被评为劳动标兵，甚至当选干部。

妓女普遍21岁到25岁就从娼，六成人因生活所迫，婚姻不幸占二成，环境影响和自甘堕落各占一成。那些受苦最甚，被骗被卖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公娼，一般通过两年时间就可治好疾病并且学好技能可以转业。但那些暗娼、高等级女和自甘堕落者却较难改造。

1953年所里的1000多人做了一个统计，这些人里，自甘堕落和屡教不改者的数量达到了40%。她们主要是沉湎吸毒、爱虚荣、图享受而出卖身体。她们并不像低等妓女那样被摧残身体，往往只需与特定客户一夜春宵即可赚取不菲收入。尝到甜头，就再也不愿付出劳动为生了。

还有些妓女染上了世间最坏的恶习，喜怒无常，不知羞耻。有些人一进收容所又哭又骂，还有撕破衣服，脱掉裤子耍无赖的。总之在长期的纵欲和物质影响下，她们的灵魂都麻木了。认为一无所能、一无所成、一无可取的混吃等死生活很正常。她们不认为出卖身体赚钱是可耻的，反倒觉得这是“命好”，是“丑姑娘”享受不到的“特权”。

总之要把“鬼”变成人，最困难的是重塑她们作为人的尊严。

要让他们知道新中国没有欺压劳动者的资本家，劳动者是最光荣、最被社会尊重的。要让她们通过生产创造感受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总之一句话要让她们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人，不是别人发泄肉欲的工具。

针对于此，教养所制定了人性化的劳动规则，不强制摊派，而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和爱好分配工种。包括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棉花、医务、保育、炊事等等。同时施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与正规工厂工人接近同等待遇。

当姐妹处于一个正常的，没有剥削压榨、八小时工作制，不强制加班的工作环境中，自然就没人躺平，唤起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劳动热情。她们所得工资分文不差，对技术革新，增强生产效率的姐妹，赠予更多奖金和劳动标兵称号。

比如棉花厂的老风车要两道工序、早晚两班工人操作。但姐妹们经过测试，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增强一倍产能，每月增加产值3万元。织袜厂的摇纱车原来是单架摇纱，每人每天最多摇一包到两包。但经过改进，单架摇纱变成双架，每人每天能摇三到五包。这些过去卖身一夜只能赚点饭钱的妇女，现在可以创造出成千上万的价值。她们生产的物品远销各地，甚至还送去了朝鲜战场。

1953年劳动节，100名表现好的姐妹得以参加节日游行。她们穿上人民装，到了人民广场，和各界代表、劳动积极分子们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她们不再是妓女或野鸡，而是伟大的劳动人民！

在新中国50年代的上海，这个伟大的工人组成的城市里，这个没有资本家，没有投机买办的，伟大的劳动者的城市里，她们可以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