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曾志 | “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数智时代网络社交用语的隐喻探究

摘要: 网络社交用语作为生命传播的表征，反映了日常交流方式，通过情感性、即时性的高效互动，体现出个人和组织的存在感与参与感，为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以“搭子社交”和“草台班子”为隐喻，结合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和“计算性思维”思想，指出“沉思之思”作为根基持存性的思维方式，探索生命形式的持续生成，揭示人类认知和思维在交流中是如何转变的。网络社交用语的生成与流行体现了高度计算化、数字化世界中的隐喻作用，展现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使语言成为抵抗“计算性思维”的工具“。沉思之思”以生命形式的持续生成为中心，让人类保持对自身存在与意义的深刻理解和反思，避免被技术物化和简化的异化，为研究个人和组织的存在方式和生命价值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网络社交用语;存在;“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隐喻

近年来，针对社交的新形式，出现了一些现象级的网络流行词，如"i人”“e人”“向上社交”“搭子社交”"momo匿名社交”“浓人淡人”“草台班子”等。这些用语反映出网络社交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重新标签化、圈层化、社群化等特征，也映射出人们对抽象、空洞和抽离自我的抵抗，以及通过“刷存在感”的方式想要以肯定姿态在场的迫切需要。网络社交用语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有其独特的历程和特点，特别是随着网络论坛、博客、社交媒介、即时通信再到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的逐步形成，网络技术构建的赛博空间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难以与现实生活相分离，催生了平台社会的到来。因而，网络社交用语不仅代表着语言表达的需要，还反映了人们认知心理、交往方式、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意义也在快速反馈中引发社会交往关系与方式的改变，网络社交用语的快速流行与迭代，以隐喻的方式不断提醒我们生命形式在抵抗中推进社会变迁。生命传播是隐喻、“沉思之思”和“计算性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生命在其最本真的状态下，具有天然的整合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隐喻将沉思之思在网络社交用语中表达与展现出来，并通过计算性思维得以优化和扩展。

一、从“搭子社交”与"草台班子”思考网络社交用语的社会影响

网络社交用语是指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介平台上形成并广泛使用的特殊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它包含各种新词、缩略词、表情符号等，具有简洁、富有情感、创意及触发人心的特点，能够迅速引发共情传播。“搭子社交”与“草台班子”等网络用语的快速流行，反映出现代社交方式的变化。“搭子社交”指基于共同兴趣和活动的临时性社交，不追求深厚情感连接，强调高效便捷，比如吃饭搭子、旅行搭子、游戏搭子等。在缺乏正规编制和固定结构的情况下，“草台班子”通过灵活、自主的方式进行快速组织与合作。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传统权威和固有权力结构的迷信与盲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网络社交用语隐喻了传统权威和固有权力结构在新型社会关系中的不断解构与重构。两者都具有碎片化、临时性、灵活性等特征，满足了人们灵活应变和快速合作的心理需求，也凸显出人和组织背后人与人在具体事宜上的认同、承认的重要性。在现代传播反馈机制的快速变动中，社会关系愈来愈普遍地社交化与具体化，凸显出现代个人与组织在社会互动中更加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策略和存在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已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认知与思维方式，许多个人和组织已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对不断更迭的网络社会用语的理解以及迅速作出反应，考验着个人和组织在这种临时的、灵活的互动中找到自我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能力。

Al技术在VR和AR中的应用增强了其身临其境的功能，能够创造出更加沉浸式的社交体验。例如，Al可以用于实时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环境交互，使得VR和AR体验更加智能和互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融合不仅提升了社交的趣味性，也为个人与组织提供了更多的自我表达与真实互动的机会。然而，与此相生相伴产生的诸多流行语和表达方式也深刻反映了当今社会中人们的孤独和焦虑情绪，现代人的无根性愈加呈现在众人眼前，它体现在人际关系缺乏情感深度和稳定性。人们移情在虚拟世界之中，追求一时的存在感和认同，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情感联结与自我心理认知的提升。这种表面的丰裕掩盖了内心的空虚，使得现代人在快乐社交表象的背后，陷入更为深刻的情感孤立和焦虑。

从中国传统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的视角来看，自我卷入式的生命传播揭示出这种网络用语社交危机的同时，也彰显出网络社交成为人们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它与自我认知与思维能力有密切关系。网络社交平台上“草台班子”等用语的出现，作为一种隐喻，不仅是对临时组织形式的描述，也揭示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现代等级和权威关系发生剧烈变动，人们通过自身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重构新的权力和权威关系。这一过程展现了社交互动对深层次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个人存在对社会变迁的重要性。

二、人类"根基持存性”的"沉思之思"

数智时代的技术变迁应置于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框架下理解，将技术视为真理显现的一种方式。技术不仅作为工具，更作为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与揭示的方式，它具备通过已知信息不断引出未知信息、进而逼近真理或存在本质的能力。技术在具体关系、场景、场域以及归属中实现自我完善，并作为媒介，在已知与未知事物之间不断建立关系与桥梁。“搭子社交”与“草台班子”的隐喻，意味着以元宇宙和ChatGPT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持续颠覆着传统观念、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创造出新的神话与奇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不断演变，这也构成了数智时代的总体特征。我们不得不承认，越是技术的，也越需要人文底蕴的加深。这一论断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探讨和反思日常生活交谈与交流是如何影响到个人及社会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深入思考个人在形成观念、作出选择与判断直至行动前的认知与思维方式，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是海德格尔在思考技术发展与人类命运之间关系时提出的重要思想。在思考技术对人与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时，海德格尔洞察到“当今人类在逃避思想”,并且“人既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其对思想的逃避”,人们甚至认为“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做如此广泛的规划，如此众多的调查，如此狂热的研究”[1]1232。然而，这对海德格尔而言，这种规划、调查以及研究中更多地运行着的是“计算性思维”而不是“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重要的是为特定目标计算，寻找利益、 效率、效能等的最大化。“沉思之思”则是基于存在者存在的思考，它有时比计算性思维更需要人们向内的努力、磨炼与耐心。正是因为人是思想的动物，因而“每个人都能够以他的方式力所能及地追随沉思的道路” [1 ]1233 。这说明在社会变迁加速、文化多样性增加及个人自由度提升的同时，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也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人成为人，需要更多地关注自我，深思与探究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找到持久的精神和情感依托。

当今高科技通信技术的发达，传播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多样，使连接一切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海德格尔在他身处的时代就已意识到传媒对人的深刻影响，即“每个钟点、每一天里，他们都为广播电视所迷住。每周里，电影把他们带到陌生的、通常只是习以为常的想象区域，那里伪装出一个世界，此世界其实不是世界”,认识到“现代技术的通信工具时刻挑动着人，搅扰和折腾人——所有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太贴近了”的危险。海德格尔针对这种情况清醒地警示人们，科技发展带给人们“计算性思维”时，也让“当今人的根基持存性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而根基持存性的丧失“不仅是由外部的形势和命运所造成，并且也不仅是由于人的疏忽和肤浅的生活方式。根基持存性的丧失来自我们所有人都生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精神” [1]1235 。海德格尔提醒世人科技发展“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沉思之思要求我们“不是片面地系擎于一种表象，不是在一种表象向度上单轨行进。沉思要求我们，深入那自身内初看起来好像完全不集中的东西之中” [1]1238 。科技中蕴含着改变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深刻力量，我们应返回到人类根基持存性中进行沉思之思。

三、技术的物化与神秘的敞开的共属一体

随着数智时代传播速度的加快和社会的加速，自我认知能力提升成为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专业事实性的知识对人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知识学习的前提，即人首先需要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人何以能成为人的知识。这些知识与自我相关。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得何种的经验、教训，能在别人的言行中受到怎样的感召，激发自我的主动性，积极地投身建构自我主体性，这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海德格尔存在的思想深受弗兰兹·布伦塔诺的影响，他一直记得布伦塔诺博士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含义》的扉页上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他将其翻译为“存在者(就其存在来说)是以多重方式显现出来的”。这句话惊醒了海德格尔，使他去 沉思“所有关于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含义中究竟哪一种才是贯彻始终的、单纯的、统一的规定性”,这又引出“究竟什么叫作存在?存在者的存在是在何种情况下(为什么并且如何)以亚里士多德一直仅仅确定却未究其共同来源的四种方式展开的"?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谈的亚里士多德存在的四种方式是指“存在作为特性，存在作为可能性，存在作为真理，存在作为范畴图示” [1]1272 。概括而言，存在作为特性指的是存在的性质或属性，通过观察一个物体的特性来理解它的存在，强调存在的具体性和可感知性；存在作为可能性强调存在的潜在性和未来性，存在不仅是已经实现的现实，更是一种未实现的可能性；存在作为真理探讨的是存在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真理不仅是对事实的正确陈述，而且是对隐蔽存在的不断显现；存在作为范畴图示涉及存在的分类和概念化，思考我们如何通过范畴和图示来理解和描述存在，强调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在理解存在中的作用。存在多样性概括的四种方式告诉我们，人事具体化的特性让我们具体感知存在，可能性给我们以觉察存在的可能与不可能中的可信，真理显现出存在，范畴图示分类和理解存在，它们也共同构成了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核心。

存在者在存在中以多重方式在海德格尔“沉思之思”中得以显现。沉思之思中强调“反思”“自我知识”“自我思想”等核心思想，它将无限变化中的“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进行了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海德格尔指出："‘存在的真理就是本质’,也即绝对的反思。本质的真理乃是无限的自我知识意义上的概念。存在乃是思想的绝对的自我思想。而唯有绝对思想才是存在的真理。”真理在这里不是空洞、静止状态，而是普遍地意味着“可知之物本身的对其自身确定的被意识状态” [2] 。这就为沉思之思提供了追问之基础。

技术作为工具往往隐含着将人变为物、为物所奴役的认识与理解。法国学者鲁尔·瓦纳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技术组织与控制者“最为耀眼的前景已经使一名白人老板想起了一位黑人员工的一番话：‘看到你们的卡车、飞机时，我们还以为你们是神，后来，若干年之后，我们学会了驾驶你们的卡车，不久我们也会学会驾驶你们的飞机，我们明白了，你们最感兴趣的，是要制造卡车、飞机，以赚取金钱。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使用这些卡车和飞机。现在，你们成了我们的铁匠。'” [3]84 人在沉思之思中很难以计算性思维返回存在自身，以人类命运为根基持存性的技术本质在真理之显现中贯通于物的泰然任之，正是在沉思的追问中对神秘的虚怀敞开，在存在本质中实现生命的绵延。

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对技术采取接受还是不接受的态度与行为，而是将技术作为认识、理解与揭示自然与世界的方式进行追问，将其分为物性与非物性，探讨如何在两者的差异性中实现同一性。海德格尔指出“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海德格尔将“这种对世界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命名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 [1]1239 。而人类之所以能对物泰然任之，是因为人对存在被遮蔽的意义总会保持追问，这种在技术物的显现出其所遮蔽东西的方式，海德格尔将其称为“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我们只有在保持思想追问的姿态中，才能实现“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与“对于物的泰然任之”的共属一体，认识到不断敞开认识技术与存在关系的新方式，才有可能保持人类的根基持存性。

Al等高科技的发展，揭示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一直没有放弃让自然社会化的努力，但如赫拉特利特所说“自然爱隐藏”,自然永远都在与人类游戏着，人类通过各种惨痛的教训不得不承认社会自然化是无可避免的存在。技术的物化与神秘的敞开的共属一体，使技术的危险与救渡同时孕育在技术本质中。技术计算理性支配下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危险的同时，人类命运在技术统治的咄咄逼人中引出更多的挑战与危机。我们已然认识到“人类或许已经不得逗留于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之中，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 [1]9 46 ,技术的本质存在于具体的普遍性中，它动摇着我们对世界的传统认识，改变着认知自我与世 界的方式与意义。

四、网络社交用语中的“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

现代社会的信息过剩与泛滥通过智能设备无缝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的即时性和便捷性模糊了人们在学习、工作、娱乐、消费和闲暇时间之间的界限，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即人们不得不选择被娱乐和消遣所“掠夺”与“霸占”的状态。信息的无处不在，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体验，不断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导致注意力分散、焦虑感增加、休息质量下降，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虚实现实的自我意识，无论是逃避还是自为，都与自我认知水平与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当我们结合海德格尔“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的思想分析时，人们往往让计算性思维遮蔽了沉思之思的力量，让人在思维与认知上容易接受现实，在情感宣泄与标签算计中陷入从众与刻奇中而不自知。网络社交用语中对人性的种种刻画以及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都在警示我们尼采在一百年前就指出的“演员的黄金时代到了”。人们在接受现实中易于在虚拟社交与自我沉浸中躲进逃避现实压力的空间，通过匿名和虚拟身份，暂时逃离现实中的困扰和责任。这种逃避可能导致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忽视现实中的真实问题，如海德格尔所警告的，使用"计算性思维”导致人们只关注一时的快感与表面的效率、效果，忽视了对存在本质的深刻理解。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虚拟世界与自我沉浸中寻求心理安宁的同时，也可能超越现实社会中的规范和期望的束缚，在自由表达中探索自我。

个人在虚拟社交中可以选择展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以此逃避现实中的缺点和遗憾。使用“momo匿名社交”让人们可以在匿名状态下交流，减轻自我暴露的压力，但也可能导致真实自我认知的放任自流。尽管这种行为能够减轻自我认知带来的心理负担，但同时也可能阻碍真实自我的发展。儒家强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在自我认知中保持真诚和真实，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成长。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鼓励人们在反思和内省中寻找自我，通过深刻的沉思理解存在的意义，从而避免在虚拟世界中沉浸与自我逃避。

我们在承认虚拟社交与自我沉浸对个人的放任自流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表达和创造的空间，为个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使个人可以在其中展示和寻找真实的自我，促进自我认知能力的成长。虚实自我意识的存在使个人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现多重自我。在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切换过程中，个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多面性。例如，“浓人”和“淡人”分别代表在社交中展现强烈或微弱自我的个人；"i人”和“e人”分别代表内向者和外向者，他们在虚拟社交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向上社交”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交网络提升职业发展的需求；“搭子社交”则体现了基于共同兴趣或活动的临时性社交。这些行为若以沉思之思进行追问，则能切近自身存在的意义，促进自我认知的发展。个人通过在虚拟世界中的互动和反馈，与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获取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这种多重自我认知有助于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它强调在变化中保持内在的和谐。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可以帮助个人在多重自我认知中找到内在的统一和本质。

五、网络社交用语快速扩散的隐喻性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具有美学价值，而且在认知和思维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隐喻具有通向认知和思维的功能和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复杂或抽象的概念，通过将这些概念与更为具体或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促进其认知和理解。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曾指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就是这个意思。隐喻能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 [4]3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人类认知与思维的基本过程与机制。

隐喻性表达和隐喻性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和描述世界，通过将新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使抽象概念变得更加具体和易于理解。它们也帮助我们认知与理解自身的行为、行动，在此过程中切近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人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沉思之思与隐喻两者之间系统性的联结，“我们就能使用隐喻性语言表达来研究隐喻性概念的属性，从而了解我们行为活动的隐喻性本质” [4]4 。隐喻意义的连贯、系统、生成并趋向事物本质的特征，能引导我们摆脱刻板、僵化的计算性思维。

隐喻深深植根于人的认知结构中，通过隐喻，我们能够将一种经验领域的概念、认识、理解转移到另一种领域，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表达和理解复杂的事物与思想。隐喻的连贯性、系统性与生成性中蕴含着多种对立元素，它们一般以状态的方式存在，但也可以在突发性中发生转化与变革。隐喻大量使用以表情符号为代表的情感符号，多数是在想象力与创造力基础上创作出的娱乐性，往往极具情感特征，能产生出情感共鸣。它们简洁、生动而易于记忆，因而能快速传播。网络社交用语在社交互动中不乏用户的支持或反对， 但更多地会形成戏谑、反讽等氛围与状态，它们又赋予其意义生成的极大的流变与演变能力。

六、隐喻在沉思之思中抵抗计算性思维

隐喻不仅帮助我们认知与理解复杂的概念，还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的沉思之思。通过隐喻，我们能打破常规思维模式，发现新的理解人事的视角，揭示出事物之间潜在的联系。古往今来，掌握隐喻的能力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亚里士多德指出：“掌握隐喻是天才的标志，因为好的隐喻意味着能够看到相似之处。” [5] 能够创造性地使用隐喻的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天才，可见隐喻在理解自我与世界中的重要性。知识是很难通过他人逻辑语言的传授而被人所接受，人们的思考过程常常依赖于隐喻性思维，通过直觉和创造力而获得知识。

隐喻作为认知过程的基本机制，能够将抽象、复杂的思想和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交流。通过隐喻，我们能不断挖掘出隐藏在人事表象背后切近本质的意义，使得对事物存在意义的沉思之思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这一核心概念，并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即语言为存在提供了表达和呈现的场所，使得存在能够被理解、被体验、被传达。语言通过隐喻，让我们能够触及那些难以言表的存在体验，并借助语言将其表达出来。隐喻成为通向深层思考和回归现实的桥梁，使我们突破日常认知与思维的局限，往返于语言与存在之间。

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某种较量。计算性思维强调效率、准确和可重复，适用于解决明确的问题并优化现有系统。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往往忽略了对问题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深层探讨。而沉思之思则相反，它不以快速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强调对问题本质的深思熟虑和对存在意义的反思。这两种思维方式的较量在数智时代尤为明显。我们不反对计算性思维被广泛应用于提高效率和解决技术难题之中，只是作为一种认知与思维方式，它可能导致人们过度依赖技术，忽视人类的情感、伦理和价值观。沉思之思强调对技术进步背后的伦理和社会影响的反思。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诸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和技术失业等伦理挑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仅靠计算性思维来解决，而需要沉思之思的参与，通过深思熟虑和批判性思维，在对技术的泰然处之中，力图调适与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沉思之思追问并切近存在者的存在意义，与隐喻研究中人们如何认知、理解和解释世界具有殊途同归之效。隐喻是帮助人们进行沉思之思的有效认知方法。当务之急，我们应考察网络社交用语中的隐喻如何在表达与互动中改变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对比沉思之思与当下大行其道的计算性思维，揭示隐藏在网络社交用语背后的人类认知与思维如何相互影响与重构。以生命为中心的沉思之思通过关注生命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抵抗计算性思维对人的异化影响，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在数智时代中的存在与思考。

七、网络社交用语流行中的认知隐喻

网络社交用语与各类符号会演变为社会热点与流行趋势，并很快形成一种从众心理与社会情势。这体现出其背后人们认知与理解的变化，同时也推动着社会变革。长期以来，人们对转化与变革往往都是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可见性进行感知与理解的。网络社交用语在动态生成演变之中，其突发性与变革性在社交网络中凸显出的自我判断与选择实则是自我认知的变化。这意味着可见性的感知与理解已进入人的认知与思维方式的不可见之中，并由此改变着自我、人际、群体、代际乃至社会的认同与信任关系。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种内在力量的推动下而不断改变的。

随着社交媒介平台的兴起，隐喻的作用和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和广泛。网络社交隐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社交网络平台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全球化信息交换、人际连接与联结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例如，“朋友圈”这个隐喻不仅指向一个社交功能，也描述了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人们构建并维护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认同。

网络社交中的隐喻还体现于各种常见的用语中。例如，“点赞”被视为一种数字化的认可和支持，“刷屏”隐喻了信息的泛滥和爆炸。这些隐喻不仅影响了语言的使用，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交互动的理解和期望。更重要的是，网络社交隐喻反映并塑造了人们的认知模式。通过隐喻，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流动被比喻为“信息洪流”,这改变了人们对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态度。隐喻帮助人们应对信息的过载，同时也引导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如碎片化阅读和快速判断。

在沉思之思中的隐喻的作用还体现于通过隐喻表达抽象的思想，揭示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引发人们的深思。如尼采通过隐喻“超人”来探讨人类潜能的无限可能性和超越性。网络社交用语传播作为一种跨媒介叙事，讨论议题在广泛性中也有直逼生死的深度思索。然而，隐喻在沉思之思中的使用也存在风险。如果隐喻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误解和混淆，加强人对社会的某种偏执的认知，引发社会动荡。

八、以生命形式的持续生成为中心的沉思之思

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

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 [6 ] 中国哲学中这种有机的生命观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相结合的视域来看待万事万物以及事物运行的。无论是《易经》中所重视的“象、数、理”,还是佛学中的“体、相、用”“因、果、缘”“观、自、在”,都在强调三者的结合。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基础。语言、言语等知识的发达所构建的象征世界与符号世界的喧嚣与鼓噪，考验着象征界、符号界与实在界是否能在差异中实现同一。个人的或者社会的，乃至国际的、全球的很多问题可能都是由象征界、符号界与实在界三界失衡所造成的。

海德格尔的沉思之思是一种以生存为中心的反省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沉浸在丰裕信息中的人们在不断审视自身时愈发意识到“人们以为生活在世界中，而事实上人们是把自己放在一种视角中” [3]91 。人的视角以及视角所及的视域对个人自我的观念、思想与行为、行动都会产生修正与纠偏的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视角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由数量与流量、效率等计算性思维所决定，还是以认知提升和生命不断创造进化为中心的?

瓦纳格姆在互联网还未大量应用的时代就已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从数量中获得本质，它只不过是在时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和空间(为消费者所控制)中大量复制的一种观念”,只不过他囿于自身对传播技术理解的局限，他认为“意识形态、信息、文化越来越倾向于失去内容而成为纯粹的数量。信息越是无关紧要，它被重复的次数就越多，越是能使人们远离真正的问题” [3]87-88 。事实 上，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速度的加快与快速反馈正不断改变传播的生态与格局。 越来越多的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展现出其动 机、视角、立场、利益和目的，或多或少地影 响着传播的走向与效果。 例如，网红城市不仅仅依赖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商铺、网 红、产品和游客的构建，政府力量的推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和相关法规政策上的改进，政府能够优化投资和旅游环境，使城市 “真正活起来”,从而在多方 主体的博弈中实现共赢。

我们不得不承认，网络社交用语中计算性思维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隐喻，人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抽象的技术概念。相较于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和普遍。计算性思维方式强调逻辑、算法和结构化步骤，旨在通过精确和可重复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计算性思维的核心特征包括分解问题、模式识别、抽象和算法设计。通过这些步骤，计算性思维能够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可处理的子问题，并通过系统化方法寻找解决方案。然而，生命力是一种不断超越其固化形式的力量，作为生命表达的形式又是变化无穷的，这也成为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并超越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乔治·齐美尔所言的“生命形式”。齐美尔在《生命的形式》一书中强调，生命是动态生成的，充满变化和过程，而形式是生命在特定时空中的固定表达。生命通过形式得以具体化，形式则通过生命的活力得以充实。自我的生命形式就是在不断选择中成为自我选择的自我，这是一种命运般的存在，但自我并非被动主体，人只有在一次次选择中成为自己。时代等外部因素能够宰制个人的命运，但并非所有人都被外部因素所决定，思想家们正是在生命形式的绝境选择中洞察到人对自我生命逆风翻盘的可能性。

生命传播的本质在于不断突破既有的生命形式，追求新的表达和意义，实现个人与整体的和谐共生。齐美尔的生命形式理论认为，生命是一种不断变化和超越的动态过程，生命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正是这种超越的结果。牟宗三也强调，生命在自我认识和实践中不断超越既有的限制，追求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境界。这种超越性在网络社交用语中表现为个人和群体通过创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空间。这种生命形式揭示出生命传播中蕴含着巨大的变革社会的力量，个人与组织在面对外部权威时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通过对多种信息的甄别与选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交谈和交流中构建多重意义，这与他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现代社会中，社交关系中的个人和组织的自主性和自为性的加强，促使人们探讨如何通过灵活应变、自主选择和创造性合作，来应对传统权威和固定结构的变化。同时，人们也迫切需要思考这些过程对其认知和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在网络社交中，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的结合，体现了生命在新技术环境下的自我创造和表达。

结语

我们将网络社交用语的传播纳入隐喻、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与生命传播中进行思考，揭示出现代网络社交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认知差异，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的平衡。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和思维工具，是日常思维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个人和群体的共情表达。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表达复杂的思想，也能带我们进入存在和生命本质的反思之中，激发创造性的沉思之思。在网络社交用语中，沉思之思和计算性思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沉思之思是一种内在的、反思性的思考方式。人们戏谑共情的表达、注重情感和体验的传递、不断追问自身的表达和理解，真实反映与体现的是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方式。相比之下，计算性思维侧重逻辑性和效率，主要关注信息的快速处理和传播，通过逻辑和算法解决复杂问题，但它往往忽视了对问题本质、伦理乃至生命的深思。隐喻通过对复杂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使沉思之思能够更有效地传递情感和体验，计算性思维则通过技术手段优化信息处理和传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生命传播不仅是文化和意义等方面的信息传递，更是生命形式的生成和扩展。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戴晖，译.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9.

[3]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M].张新木，戴秋霞，王也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58.

[6]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

文献来源： 师曾志.“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数智时代网络社交用语的隐喻探究[J].台州学院学报,2024,46(05):19-26.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