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离：基于近代史料的黄梅戏源流问题重考

作者简介：江离(1981-),男，湖北黄梅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摘要：现有近代史料仍支持黄梅戏的起源是湖北黄梅。基于“黄梅戏”“采茶调”“采茶戏”“黄梅腔”“黄梅调”等关键词，考查近代史料发现：“黄梅戏”一词最早见于1921年《宿松县志》【本网批注：“黄梅戏”最早见于应该是1917年2月10日《民国日报（上海版）》第八版《省门采风录》：邀集多人演唱黄梅戏】;“采茶调”一词最早见于明代王云凤的诗，描绘的是陕西西安的民风，近代则最早见于1918年天津《益世报》;“采茶戏”最早出现在1818年嘉庆版《石门县志》（湖南）;“黄梅腔”最早在1935年天津《北洋画报》中出现；“黄梅调”的新闻最早见于1879年《申报》。从相关史料可推断出，黄梅戏大约在1875-1879年传入安徽，名为“采茶小戏”或“黄梅戏”。“黄梅调”最早于1879年开始在安庆城外表演，1918年安庆城外始有戏园表演，1922年安庆城内始有戏班上演；“採茶戏”最早于1887年在江西九江城外上演。史料中关于黄梅戏的称呼多为“淫戏”,屡遭禁演但屡禁不绝。相比安徽其他城市，安庆城是最早接纳黄梅戏之地。黄梅戏从安庆开始快速发展，逐渐摆脱过去乡村酬神模式，成为新的戏曲形式。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黄梅戏”词条解释如下：“安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该省中部，因基本曲调由湖北黄梅传入而得名。也叫黄梅调。”[1]从该定义可知，黄梅戏之所以得名“黄梅”戏，是由于与湖北黄梅的渊源，黄梅县贡献了基本曲调，可以说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然而，张巧珍对1956-2016年黄梅戏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黄梅戏溯源”是黄梅戏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形成两种起源说，即“湖北黄梅起源说”和“安徽安庆起源说”。[2]王长安认为，“黄梅戏作为一个剧种形式是乾隆五十年以后的事”[3],即最早追溯至1785年清朝乾隆年间。他认为黄梅县的采茶调，作为黄梅戏形成的一个音乐源头毋庸置疑，但以往研究“忽略了从采茶调到黄梅戏这一腾跃之间必定存在的、最富本质意义、最见光彩的衍生过程”[3]。根据黄梅戏的历时语料检索，“黄梅戏”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是1953年，标志着黄梅戏成为能上大雅之堂的成熟剧种，那么至少从1785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黄梅戏从萌芽到成型，必然存在其他的非官方名称。首先以“黄梅戏”为关键词，考察近代史料中是否有相关记载，再以“采茶调”为考察起点，按顺序研究“采茶戏”“黄梅腔”“黄梅调”相关史料，结合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来考证“黄梅戏”这168年“沉寂”期的发展线索。

一、黄梅戏之源流考

(一)黄梅戏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的汉语历时语料的检索结果[4](包括1872-1949年的《申报》、1945年至2015年《人民日报》语料库),以“黄梅戏”作为关键词检索情况如图1。

　　黄梅戏一词，在新中国成立前仅在1940年出现1次。点击1940年的柱形图，发现“黄梅戏”出现在《申报》1940年的数据中，其上下文是“轰勖全沪全本文素臣大中华(四马路)(黄梅戏)大天男女剧伍元喜头天吾飞彩玉白龙珠金刘翠莲少文今天日戏教了逆君皇今天夜戏春恨秋愁”[5]。

　　经过对《申报》1940年报纸数据的查证，发现此段文字来自于1940年3月22日的该报，数据库配套的识别文本中也是“黄梅戏”。该词的上下文出现在当期《申报》中上海电影院、戏院剧目广告栏目中。如图2所示，广告中出现中外电影、话剧、申曲、越剧、绍兴大班等内容，要查找的文字出现在位于上海“四马路”的“大中华”戏院广告中，通过辨认确定应是“广东戏”被OCR软件错误识别为“黄梅戏”。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申报》和《人民日报》并未有“黄梅戏”这一词的相关新闻。

　　图1 BCC语料库中以“黄梅戏”为关键词的历时语料检索结果

　　图2 《申报》1940年3月22日第23723号第11张

　　BCC语料库的报纸主要来自新中国成立前的《申报》和1945年后的《人民日报》,覆盖范围有限。继续考察其他近代出版的图书报纸，发现“黄梅戏”在民国宿松县两任知事俞庆澜、刘昂领修的安徽《宿松县志》(卷十九)“实业·艺术”部分出现：“西人视戏剧为演说之一种……故习此者多为高贵而有学识之人……邑人以戏剧营生活者，虽不甚多，而号为专精，能献技于沪汉各埠之歌舞场者，亦间有之。又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其实则为诲淫之剧品。邑青年子弟当逢场作戏时亦或有习之者，然父诏兄勉，取缔极为严厉”。[6]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宿松县有青年子弟，受接壤的黄梅县采茶小戏影响，或有学习，但宿松的氛围是严厉取缔此类乡野“淫戏”,毕竟“邑人”还是有其他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戏剧学习，并献技于大城市。民国版《宿松县志》撰修者全是宿松籍的官员文人，且是在之前历朝县志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因此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的说法是来自于官方的地方县志，而非民间野史，且县志的编撰者是当地的地方长官领衔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权威性；起源湖北黄梅的说法是来自于黄梅县的毗邻县——宿松县的县志，而不是黄梅县的自说自话，说明这种观点具有客观性。《黄梅县志》目前能够找到清朝顺治、乾隆、光绪三个旧版本，没有民国的编修版本，清朝黄梅县志都没有提到黄梅戏，而民国版《宿松县志》却敢于提到黄梅戏这种“淫戏”,只能归因于县志编撰的时代以及安徽对于黄梅戏的接纳。其一，民国相对于清朝，风气已较宽松；其二，民国版《宿松县志》印刻的时间为1921年，此时黄梅戏的前身“黄梅调”已经开始受到安庆城的达官贵人喜爱，并在安徽得到广泛流行，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安徽官方已经开始重视这一戏曲的发展。

　　根据民国版《宿松县志》记载，《宿松县志》在民国版本之前，共有7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是基于前一个版本重新修订增补而来的。离民国版本最近的是清朝同治版《宿松县志》,编撰时间在1862-1875年之间。民国版《宿松县志》说明增补内容时提到，在同治版本基础上给县志的“实业”部分增加了“艺术”条目，提到黄梅戏起源湖北黄梅的段落就在“艺术”条目中。所以《宿松县志》在民国之前的7个县志版本中都没有提到黄梅戏。据此可大略估计，黄梅采茶小戏风俗流入安徽宿松的时间，约在1875-1920年间。除此之外，并未有其他近代刊物图书出现黄梅戏一词。可见官方记录的黄梅戏仅是民间的一种称呼，并非正式名称。刊登在《申报》上的戏曲演出广告，显示常有全国各地剧团来上海剧院表演，售卖日场和夜场门票，标明男女主演名称以及所扮演角色名称。而在《申报》的演出广告中(1872-1949年)从未出现黄梅戏一词。《宿松县志》提到黄梅戏是源自黄梅的“采茶”小戏，方志对这一小戏的评价不高，“父诏兄勉”“取缔极为严厉”。通过以上材料分析，可断定在1949年之前并未有出现以“黄梅戏”正式命名的戏曲。

(二)采茶调

　　以“采茶调”或“採茶调”(採)为关键词，搜索BCC汉语历时语料库，得到频次图，见图3。相比较黄梅戏在1949年之前的《申报》数据库中未有记录，采茶调在1933年《申报》中被提及过1次。一篇《赣湘皖鄂视察记》的报道，讲到霍山(即安徽六安市霍山县)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做宣传时会用到採茶调的形式。[7]

　　除了《申报》之外，1918年天津《益世报》上刊载有如下文章(图4)[8]:

　　图3 BCC语料库中以“采茶调”为关键词的历时语料检索结果

　　图4 1918年11月22日 天津《益世报》第三张第十版涉及“採茶调”的文章

　　这篇文章以《新议员自叹(用蔡鸣凤辞店採茶调取其价值低也)》为标题，仿照采茶调的体裁来评论时政。根据标题可知，《蔡鸣凤辞店》这一经典黄梅戏剧目，在当时是流行的，不过文中提及时使用的名称是“採茶调”。

　　同样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无锡《大公报》上也发表有类似时政评论文章，标题为《国耻歌(仿採茶调)》。内容是评论当时中国时局，如开头几句：“正月里采茶茶叶青，兄弟阋墙自残杀。二月里采茶白如银，亚东睡狮终不醒……”。[9]【本网批注：道光二年（1822年）《黄安（红安）县志》：上元。次有采茶灯，择童男十二为女妆，各擕灯一具，谓之茶娘。自正月至十二月，月各一曲，以采茶二字起兴，竹枝体也。】【本网批注：（同治）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德化县志》卷第四十九。（乾隆）陈奉兹撰《寻阳乐》（古乐府题，今参用《月节歌》，以道其风土之槩耳。）：仙山夸海上，佛土赞西方。我唱寻阳乐，无非是故乡。灯火暇龙河，鱼龙杂绮罗。偏怜女儿港，一路采茶歌。（正月）】

　　综合以上1918年《益世报》、1931年《大公报》、1933年《申报》的文章，采茶调或採茶调均未有具体的内容介绍，都被作为一种传递观点的“工具”,但仍能从1931年和1933年的文章，窥见“采茶调”的早期文体。此外，由于1918年文章提到《蔡鸣凤辞店》,可以非常明确此处的采茶调与黄梅戏紧密相关；1933年提到的采茶调，结合其提到的地域霍山，极大可能与黄梅戏发展有关，同时可以看到采茶调在当地很流行，中国共产党采用采茶调来做农民运动宣传，也说明采茶调在民间是广为人知的戏曲形式。

　　除了报刊杂志外，古代典籍中能找到的“采茶调”文章只有1处，出自明朝王云凤(1465-1517)《博趣斋稿》的诗《子午谷》,“马前铜笛转山频，树底行沿汉水滨。又喜晚炊来子午，曾经春雨忆庚申。采茶调苦穿林女，放獭声高荡桨人。却狠妖容几丧国，拂衣犹有荔枝尘。”[10]后收录于明代曹学佺(1574-1646)编撰的《石仓历代诗选》,内容稍有改动，“马前铜笛转山频，树底行沿汉水滨。又喜晚炊来子午，曾经春雨忆庚申。采茶调急穿林女，放濑声高荡桨人。何事妖容千载恨，拂衣犹有荔枝尘。”[11]“子午谷”位于陕西西安，据诗歌判断，此处也有采茶调。 但此处的采茶调，地域离湖北、安徽甚远，且只是诗文中的片段，很难考证是否与“黄梅戏”有关。

(三)采茶戏

　　清嘉庆苏益馨修《石门县志》中写道：“新年以小童扮采茶戏亦甚可观”。[12]此石门县今属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此条为能查证的时间最早的有关“采茶戏”的记载。

　　此后，韩文绮著《韩文中丞奏议》中，记载道光五年至道光六年(1825-1826)上堡地方(今江西赣州崇义县上堡乡)发生的一桩由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的处理经过，此案最后由时任江西巡抚韩文绮奏至道光皇帝。韩文绮在奏词中写道：“道光五年正月李建陆雇採茶戏班在墟酬神，邱祐助等恐致匪徒乘机剪窃禀县示禁”。[13]在上堡乡，李建陆的先祖于雍正二年(1724年)在当地兴建房屋，设立永兴墟。嘉庆十三年(1808年),邱祐助堂兄邱祐庆等呈请当地县府同意后，兴建真和墟，与永兴墟相距三里地。因为后建的真和墟逐渐生意兴隆，超过原有的永兴墟，李建陆心怀不满，在道光五年(1825年)雇采茶戏班在集市酬神，被邱祐助告知县府禁止后，寻衅将邱祐助殴伤。在此之后，又多次发生与集市生意相关的冲突，直至最终奏至道光帝，皇帝下令“永兴真和两墟定以每旬二五八日为开市日期。按次轮开，如遇岁时佳节，通融贸易，不得拦阻，以杜后衅。”这是史料中能查证的，呈给皇帝的奏议中第一次有提到“采茶戏”,然而却是与案件有关，且因为遭遇“匪事”而禁演。韩文绮在1825年至1829年担任江西巡抚，1830年被降级调任。其原因是因为担任江西巡抚时，“在任内整顿不力以至会匪日益增多”[14]。由此可见，采茶戏班因1825年在上堡乡被禁，有两墟相争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清朝皇廷对于打压“会匪”的高度重视。

　　1887年4月6日《申报》以“淫戏惑人”为标题报道：“九江小东门岳师门外一带，近有游棍于每晚二更后演唱採茶戏。淫词艷曲褻态冶容，见者无不眉飞色舞，心荡神迷，引动男妇老少之往。观者举国若狂，大为人心风俗之宪。并闻开演以来，附近各家时有被窃情事。有地方之责者似家查办，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也。”[15]1887年是清光绪朝，而二更是指晚上9点至11点。报道中讲采茶戏是在二更后演唱，内容多为“淫词艳曲”,就难怪官方查办，更何况“男妇老少之往”,人一多，社会治安差，又逢晚间，疏于防范，就自然会有窃贼趁机行盗窃之事了。

　　除1818年的湖南常德《石门县志》外，民国时期的《龙岩县志》《宜春县志》《醴陵县志》均有提到“采茶戏”。其中福建《龙岩县志》记载：“自元旦至元宵，沿街鼓吹歌唱者，昼则弄金狮，夜则掉龙灯。或粧扮女子唱採茶歌。比户游行谓之採茶戏”。[16]龙岩县的“采茶戏”从方志中可见，主要是在年末春节期间盛行。

　　谢祖安修江西《宜春县志》中，介绍当地城乡在秋冬农事完毕，谢神祭祀之时，常会上演戏剧，多演“南腔北簧”。“南腔”指湘剧。“此外尚有采茶戏，淫词艳曲迥异湘剧。调亦卑糜无当大雅，惟邨夫俗子喜听之。城市扮演者绝少，甚至悬为禁例，以其荡佚民志也。”[17]在《宜春县志》中，“采茶戏”依然是“淫词艳曲”,主要流行于乡村，城市禁演，而湘剧则与采茶戏迥然不同，是得到官方认可的。

　　湖南《醴陵县志》在提到采茶戏时，如是说：“采茶戏一名花鼓戏。政府以其导淫，悬为厉禁。然农村往往于新春偷演，禁不能绝。如能改良其剧本，因势利导，亦未始不可为社会教育之一助也。”[18]《醴陵县志》提及的采茶戏依然是禁演，但难以禁绝。所以编撰者也提出可以对剧本进行修改，也许能够对社会教育起积极作用。

　　此外，在台湾省连横著《台湾通史》中，提到“又有採茶戲者，出自台北，一男一女，互相唱酬，淫靡之风，侔於郑卫，有司禁之。”《台湾通史》记述的是“台湾起自隋代终1895年因《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的历史”[19],所以最晚在19世纪末，“采茶戏”已在台湾传播。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采茶戏”演出地点多在乡野农村，演出时间常在新春，目的多为酬神；在城市中多禁绝，在农村因位置偏远难以禁绝；江西九江、宜春，湖南石门、醴陵，乃至台湾台北都明示遭禁。

　　史料中明说政府禁演采茶戏，自然应有政府禁演的文件为证。1921年《江西教育行政月报》中收录有第229号公文《批星子旅浔同乡会张习斌呈请令县严禁土戏及采茶戏以维风化》,“星子”指现在江西九江庐山地区，里面提到土戏及采茶戏“邪词俚曲流毒社会至为巨大”,“……如果属实自应亟予禁止……”。最后政府批示结果是“只遵可也，仰即知照此批”。[20]1935年《藤县县政府公报》收录民字第3097号公文《代电藤安区公所查禁采茶戏由》。藤县今属广西梧州市。公文中说藤安区“南安、陇村、律村、赤水各乡时有演唱采茶戏。情节怪异，举动卑鄙，閧动远近。村民群集观看，甚至深宵不辍。殊于治安风化两有妨碍”,后面则是“转饬各该乡村长从严查禁毋得稍有玩忽”。[21]如果说《江西教育行政月报》中还只是请示公文的批示，而《藤县县政府公报》则是直接发布公告，明令禁止上演采茶戏。

　　以上关于采茶戏的史料中，涉及地点在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地。若以距离远近来看，1887年的《申报》所载江西九江市，距湖北、安徽最近。在九江临江的岳师门上演的“采茶戏”可能来自于江北。《江西教育行政月报》提到的“星子”也是属于九江市，地域上也离湖北、安徽很近。福建龙岩现在的民俗介绍中，有“采茶灯”一说，采茶曲谱和战鼓系由广东传入。[22]湖南醴陵和江西宜春之间较近。湖南常德石门则近湖北西南，而江西赣州崇义近粤北，还有广西梧州藤县、台湾台北远离湖北、安徽。这些地方的“采茶戏”是否与黄梅戏有关，有待考证。

(四)黄梅腔

　　除采茶调、采茶戏之外，在近代还有称呼黄梅戏为“黄梅腔”的情况。

　　如图5《北洋画报》文章所示，黄梅腔是“起源于湖北之黄梅县，因以为名。现渐普遍及于赣皖各地。大都会虽不常见，但常出演于各县之乡镇。尤以旧历年节唱此戏者为多。……唱词俚俗淫荡，浅而易解，几乎家喻户晓。且其戏码甚少，常演者如《辞店》《讨嫁妆》《送香茶》《王先生讨学俸》等，都十余出。当局以其有伤风化，屡出示禁止，然乡村距县城较远，仍时有人秘密演唱耳”。文中提到黄梅戏的标志剧目《辞店》,由此可断定黄梅腔指向的也是黄梅戏。该文章还对黄梅腔的特点做了较为具体的描绘，比如戏班人数、演唱地点、行头乐器等，角色有“生旦净末丑”。此外还说明，“扮相一如皮黄，惟无武戏”,与唐山的落子(俗称蹦蹦戏、落子戏，又称平腔梆子)稍微相似，但曲调与皮黄戏完全不同，“于平铺直叙中略带高低急徐而已”。[23]根据此文章描述，极为接近现代的“黄梅戏”给人的感觉。

　　雷在《黄梅腔》中认为(图6),“‘黄梅腔’一把握住了一切低级观众，与蹦蹦戏有异曲同工之妙”。蹦蹦戏是评剧的一个支派，早期叫“北京蹦蹦”,也是极具乡土特色的戏种。作者提到“吾乡盛行一种戏剧名曰：黄梅腔，相传始自鄂之黄梅县而故名。然黄梅之女子，间有至吾乡卖唱者，所唱之调差别甚远，惟如蔡鸣凤辞店，余老四反情，山伯访友等等，不特剧名同，情节词句皆相同。则始自黄梅之说，不无可信。”在此段描述中，也提到的传统黄梅戏剧本如《蔡鸣凤辞店》《余老四反情》《山伯访友》,可见也同黄梅戏的发展历史有关。此段文字对“黄梅腔”被称为淫戏的原因，做了深入探讨：“常有子弟，为花旦所迷，而荡其家业，戕及性命者，故被目为淫戏。”当然地方政府会加以禁止，但“每严令禁止，兼以其组织之易，戏价之贱，卒未能稍戢”。在描述演唱剧目时，作者说演唱者“取全本戏中之一段最秽者合成之，亦有无全本而仅一曲者，其戏词与表情，更淫荡不堪，然极合下流社会人之耳目”,这一点更能说明“黄梅腔”被称为“淫戏”的原因。[24]

　　以上两处报纸评论，都指向源自“黄梅”:其中《北洋画报》明指来源于“湖北黄梅”,而《益世报》则以“相传”言之。与之前的“采茶戏”史料所记载的一样，“黄梅腔”也沦为政府封禁对象。通过天津《北洋画报》和北京《益世报》这两份民国有影响力的报纸所发表的评论可以看出，源自黄梅的“黄梅腔”的“淫戏”形象也是难以摆脱了。

　　图5 1935年8月31日天津《北洋画报》第26卷文章《谈“黄梅腔”》

　　图6 1937年1月12日北平《益世报》第6版文章《黄梅腔》

(五)黄梅调

　　如图7所示，“黄梅调”在BCC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为40次，其中1879年1次，1892年1次，1913年1次，1934年21次。相比于“黄梅戏”,“黄梅调”检索总量较少，但是以1949年之前的时间段作为考量，“黄梅调”在《申报》中出现达24次，而“黄梅戏”和“黄梅腔”出现次数为0,“采茶调”1933年出现1次，“采茶戏”1887年出现1次。如果“黄梅腔”“采茶调”“采茶戏”“黄梅调”等与“黄梅戏”都有关的话，单从《申报》的语料来判断，1949年前“黄梅调”是在大众媒体中接受更广的称呼。分析1879年到2003年近124年跨度的“黄梅调”语料，可以发现“黄梅调”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提及的次数少于成立前，次数仅为16次。此外通过《申报》数据库搜索还发现，1885年在《申报》上刊有“黄梅调”新闻，但没有在BCC语料库里找到。继续搜索其他近代报刊杂志，还分别在1918年上海《时报》、1935年上海《戏世界》、1946年北京《民强报》、1947年安庆《皖报》也找到“黄梅调”相关文章。

　　1879年10月14日《申报》直接以《黄梅淫戏》为标题的新闻说，“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这个一二十人的戏班子刚开始“并无新奇”之处，都是上演的正戏。正戏自然不是“黄梅淫戏”。但在“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皆喜听之”。报道中还仔细描绘了演出打赏的盛况：“游浪之徒，每至兴高采烈时，群掷青蚨，名曰打采。又有以糖饼等食物抛上旦脚头面者。旦脚更得意洋洋，更现种种淫态，而愈出愈奇。”甚至“有将友人小帽巾扇夺取，以丢上台端。俟戏毕以钱往赎，以为笑乐。”此情形官府必然禁止，但是“屡经地方官示禁，终不能绝”。这是近代报刊中最早关于“黄梅调”的史料。 “黄梅调”只是小戏，这个“一二十人”的戏班子本来主打的也是“正戏”。但在演唱完“正戏”之后排上一两出“黄梅调”,主要还是因为“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爱听，他们愿意打赏，为戏班子带来收入。报道中的小戏演出情况，就如同之前的“采茶戏”“采茶调”一样，特色依然是淫词艳曲。[25]所谓“正戏”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通常指的是京剧，如1872年6月7日《申报》中的《戏剧琐谈》提到上海两大戏园金桂园和丹桂园。金桂园以“跌打跳掷为专长”,尤以“赵家楼之杨月楼神彩峻拔”,这之中的“杨月楼”(1844-1890)是安徽怀宁籍的京剧武生。作者认为相比丹桂园，金桂园“固然差强人意也”。作者提到丹桂园“今又新到京都名优四人，争奇角胜层出不穷，昨夜所演正戏……”,列举的“正戏”《雅观楼》《彩楼配》《双沙河》《朝金顶》,皆为京剧剧目，结合上海丹桂园发展历史，可判定正戏是京剧。[26]此外，还可以看到此时“黄梅调”尚未进城，每年上演地点在北关外。结合同治版《宿松县志》和民国版《宿松县志》的编撰时间，再加上1879年最早关于黄梅调的演出记载，可以推断出黄梅调传入安徽的时间应当在1875-1879年间。【注：光绪元年至光绪五年】

　　1885年3月21日《申报》标题为《淫戏宜禁》的新闻写道，“迩来芜湖到有湖北戏班，专唱黄梅调淫剧。红氍初上，尽态极妍，舞态歌声竟有仇实父秘戏图描摹不到之处”,男女老少“争相佒观，且戏资甚贱，肯舍青蚨二千，便可尽一日之乐”。作者感叹“奈何为人上者竟而不闻不见耶”,推测“或曰其中必有护花铃在，虽欲禁之，乌得而禁之。”[27]

　　1892年5月24日《申报》,报道当时“黄梅调”在安徽禁而不绝的情况。“有一种小戏名曰黄梅调，装点云情雨意，妖冶之状，淫糜之音，最足坏人心术。前经官宪饬差驱逐，此风为之稍戢。”但一段时间后，又“城厢内外到处开台”,作者认为难以禁绝的原因在于政府，“牧民者不得辞其责矣”。[28]

　　1913年7月17日《申报》报道皖城(今安徽安庆)一则消息，标题是“皖城一场小惊恐”,具体内容是发生的一场命案，跟“黄梅调”有关。“昨晚七句钟时，皖城东门內有某兵士之妇略具姿首，因爱听黄梅调以故冶遊。子弟多疑其为倚门卖笑者，即由地保报告二区驱逐出境。该妇以无辜被逐羞愤自尽。”[29]之后自杀者的家属将其尸首抬至政府门口，质问官员无故诬良为娼，逼死人命。围观人越来越多，越闹越大，导致该地拥堵。该区区长于是请宪兵司令部来驱赶人群，但民众不服，导致士兵开枪。枪声惊动附近商民都来观望。因为爱听黄梅调，稍有姿色的女性，却被当成风尘女子，可见“黄梅调”在当时地位之低。

　　1918年2月21日《时报》标题为《区员太太听黄梅调》的新闻，讲为了新年消遣，安庆西门外柴家巷特建一戏院，六区的区员太太“雅兴殊高”,也来听曲。不过有警察站岗防卫，“以免闲人纷扰，斯举现已堂皇数日矣”。[30]这条新闻跟1913年的命案对照看，颇有讽刺味道。

　　同年5月21日，“黄梅调”又引发一场骚乱。《时报》刊发新闻《演唱黄梅调之武剧》(如图8),讲述到，“本城九亩地海蜃楼影戏园旧址，近有人合伙租赁该园雇佣湖北滩簧班子，化名汉口文明新剧，朦领捐照，开锣演唱一般下流社会人争先往听，营业不恶。讵前晚九时许适演永乐观灯，此剧甚为秽亵……”观众大声喝彩，“有多数游民亦以口吹声如警笛之叫”,结果惊动游巡队，入戏园内劝阻勿乱吹，但“该人等野蛮成性”,没有听从，反用茶壶砸向巡长头上，导致其受伤。于是巡捕抓人，然而遇到激烈反抗，最后警察增援，抓获“匪徒”。经调查，“此种帮匪，均係长江帮居多，其文明新戏即湖北滩簧，俗名‘黄梅调’”。[31]这里看到，上海巡捕审讯后，查明戏为“黄梅调”,如此属实，可能是这一小戏，第一次在上海戏院上演，尽管是打着“汉口文明新剧”的广告开演。1918年5月22日《申报》则在《重申巡警殴人之禁令》中，提到“流氓魏春香在九亩地海蜃楼滋事殴警到厅……审讯明……属实”,但有长警殴人的情况，于是专门加大字号，写道“被告人犯罪自有法律制裁，岂可任听长警擅加殴打”。[32]《申报》的关注点在于巡警的执法，没有过多讲述事发地演出的内容。此外1918年5月21日的《时事新报(上海)》,以《帮匪大闹戏园》为题报道了此次冲突事件，与当天的《时报》内容只有些微不同，里面同样讲警察查明“其文明新戏即湖北滩簧，俗名黄梅调，在湖北省向干禁例。”[33]通过分析三份报纸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可以确认另一种说法，黄梅调是“汉口滩簧”的俗名。

　　图7 BCC语料库中以“黄梅调”为关键词的历时语料检索结果

　　图8 1918年5月21日上海《时报》文章《演唱黄梅调之武剧》

　　图9 1934年11月18日上海《申报》绍康《黄梅调》

　　在BCC语料库中，“黄梅调”在1934年出现21次，其来自于《申报》的同一篇文章(见图9),可以说是“黄梅调”在近代史料中出现最多的一次报道。此篇文章署名“绍康”,他写道：“黄梅是鄂东与皖西接壤的一个大县，‘黄梅调’就是在这个县里发源的。通常都把这种戏视为一种‘小戏’,以别于另一种流行于乡镇间的‘大戏’-京剧。”之后作者从内容和形式上详细介绍了“黄梅调”。他认为民间大众喜欢“悲欢离合，曲折有致，有头有尾的故事”,而黄梅调满足这一条件。黄梅调的演出形式有三种，“正戏，打彩和插戏”。根据戏词的长短，正戏可以演一出，或二三出，或分两次演的。文章列举了戏词长的戏有《荞麦记》《乌金记》《牌环记》,还有《乌盆记》《山伯访友》《张朝忠告奸臣》《渔网会母》等。插戏则是“小戏”中的“小戏”,“内容离不掉男女之私”,这个正是之前被视为“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部分，最有名的是“描写余老四和蔡鸣凤两个人事迹的戏”,这两人的戏有多个版本。作者认为“这是很多民间小戏的通病”,他批评黄梅调：把“公子小姐的私情，才子佳人的好合，归结到个人幸福的小范围里去，以见神见鬼山穷水尽见神仙的迷信的方法，来打动观众”;“黄梅调”的“插戏”,“可取的地方实属太少”;“打彩”的部分“就是为了向观众要钱”,观众可以故意刁难台上“男扮女装的演员”,观众可以“将钱啣在嘴里，要演员用嘴来接”。作者承认黄梅调有大量的观众，由于其用“土语”演唱，“题材浅近”;取材于“本地风光”,很多是改编自“有名的事实”,多半发生在“黄梅及鄂东皖西一带”。根据作者观察，黄梅调“逐渐都市化”,在“皖鄂有些大城市中的戏院，演京剧时‘门可罗雀’,改演黄梅调却不免要‘风靡一时’”;京戏班的坤角唱起黄梅调，“更能轰动远近”。作者认为黄梅调“采取通俗的题材为通俗的演出，因而获得极广大的观众”,作为关注戏剧发展的人“不可不注意”。[34]

　　1935年12月3日《戏世界》发表《黄梅调之回忆文章》,文中写道，“吾乡安庆，滨临长江，与楚乃毗连之届，时有农人，在秋收之后，于稻谷盈仓之际，因演戏以酬神焉，乃约黄梅戏班，假郊野依土山搭台演出”,唱的曲子有《蔡鸣凤辞店》《乌金记》《俞老四拜年》等。[35]作者是安庆人，回忆安庆每年秋后收上演黄梅戏的情形，并列举了当时上演的剧目。

　　1936年铅印本民国版《宁国县志》,讲述安徽宁国县自清朝咸丰战乱后，土民不足五分之一，外来人口居多，带来不同的地方风俗。到了光绪初(1875年),物产丰饶，有称该县为“小四川”,但后续赌博之风盛行，且当地喜招梨园演戏，“间有皮影戏、黄梅调、花鼓戏、花鼓曲，尽淫词。伤风败俗，莫此之甚，现为有司严禁也”。[36]在宁国，“黄梅调”连同其他地方土戏皆被禁止，这跟其他地方单禁“黄梅调”有所不同。

　　1946年12月27日《民强报》报道泾县(即安徽宣城)政府禁演黄梅调后，实行戒严，引发骚乱，警保队开枪伤人的事件。文章提到“黄梅调，乃江浙间土调，常演唱于草台，……其唱词表情，诸多淫秽，有伤风化。”“该县茂林附近之景照馆地方，今岁秋收丰稔，农民习于迷信，醵资演剧酬神。乃聘来黄梅调戏班，搭台唱演。”[37]这里认为黄梅调是“江浙间土调”,又是一种说法，但在泾县黄梅调仍视作另类被禁。

　　1947年6月16日《皖报》刊文《漫谈黄梅调》,讲“黄梅调在皖中各地是盛行的”,政府认为其“伤风败俗”“下流产物”。其一般在交通不便的乡村中演出，在“民国十一年前后，安庆才有黄梅调戏园。”也就是说，1922年前后，安庆城有了正式的黄梅调戏园。他谈到“黄梅调，在有些地方叫采茶戏或小戏，我没有给它做考证。但听到传说有两种意义：一说此戏产生在黄梅地方，一说此戏多在黄梅季节演唱。”[38]

　　从以上黄梅调的史料可看出，黄梅调演出地域多与安徽有关，1879年、1913年、1918年2月、1935年在安庆，1885年在芜湖，1892年、1947年在安徽，1936年在宁国，1946年在泾县，说明黄梅调在安徽流行之久远，其发展与安徽非常密切。除此之外，报道说1885年到安徽芜湖唱黄梅调的是“湖北戏班”,说明湖北有唱“黄梅调”戏班，且流动到芜湖。1918年5月上海“海蜃楼”戏园演出黄梅调，说是打着“汉口文明新剧”（本网注：文明新剧即早期话剧）旗号的湖北滩簧，这黄梅调又跟湖北有联系。另外，1946年《民强报》又指出黄梅调是“江浙间土调”。以上史料多是新闻报道，评论介绍“黄梅调”比较全面的还是1918年（本网注：误，应为1934年）《申报》绍康的文章，文中明确说黄梅调是来自鄂东黄梅。此外，1947年《皖报》也提出黄梅调起源黄梅和演唱于“黄梅时节”。

　　根据1879年至1947年的新闻报道，能够确认“黄梅戏”这种流行的地方戏曲在“安徽”多称为“黄梅调”,且多遭禁演，常被政府视为“有伤风化”,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多与命案、匪帮等相关，但在安徽“屡禁不绝”,是因为有大量的民众支持，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这也解释了“黄梅调”能在安徽得到发展，传承至今的原因。

　　除“黄梅调”之外，可能与黄梅戏有关的历史名称多样。根据相关文章分析，与黄梅戏直接相关的还有“采茶小戏”“黄梅腔”“采茶调”等；“采茶戏”未有与湖北、安徽相关报道，倒出现于与之毗邻的江西、湖南相关的报道中。

　　所以，考察黄梅戏之“源”,目前能够得到较为可信的名称是“黄梅调”“黄梅腔”“采茶小戏”以及“黄梅戏”。

二、结论

(一)黄梅戏的来源

　　民国版《宿松县志》是在前七次《宿松县志》基础上的修订，其中关于黄梅戏的内容是这次修订新增的内容。结合1879年在安庆城外的黄梅调表演，可以推断出在清朝同治朝后，黄梅戏约在1875-1879年间传入安徽宿松县。

　　近代关于采茶调或採茶调的文章，并未有指向起源的明确史料。最早有关“采茶调”的信息出自于明朝王云凤(1465-1517)《博趣斋稿》的诗《子午谷》,其地点则在陕西西安。1918年《益世报》、1931年《大公报》、1933年《申报》中的文章，均未有具体的“采茶调”的内容介绍，都将其作为一种传递观点的工具，但1918年的文章提到《蔡鸣凤辞店》,可以非常明确此处的采茶调与黄梅戏紧密相关。

　　采茶戏的相关文章，最早出现在1818年的湖南《石门县志》,并且于1825-1826年由于“采茶戏”班卷入江西的一桩案件，而由江西巡抚韩文绮上奏道光皇帝。采茶戏文献记载的地点散布在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地，虽有离湖北黄梅和安徽安庆较近的江西九江有采茶戏上演的报道，但没有明确指向来源，难以判断黄梅戏的源头。

　　黄梅调的新闻史料相对比较丰富，所报道的相关事件地点大部分都在安徽，说明“黄梅调”在安徽的发展较其他地方要好，广受安徽人民的欢迎。关于“黄梅调”来源的文章，出现在1934年11月18日的《申报》,其明确提出“黄梅调”起源于湖北黄梅。黄梅腔的说法，相关报道仅两处，都是艺术评论文章，也都言明出处来源于湖北黄梅。

(二)黄梅戏的发展

　　清嘉庆版《石门县志》、民国版《龙岩县志》、民国版《宜春县志》、民国版《醴陵县志》以及清道光《韩文中丞奏议》所载采茶戏的共同特点是，演出多为新年时期，目的多为酬神，除了1887年九江小东门外的采茶戏，演出时已至4月。黄梅调上演时间，根据1935年12月3日《戏世界》的文章记载，在安庆多在秋收之时，也是为了酬神，这在1946年12月27日《民强报》关于安徽宣城的报道中得到印证。但黄梅调在更多的报道中，已经摆脱了乡民秋后酬神，变为全年都可上演。有关黄梅调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上演时间包括1879年10月、1885年3月、1892年5月、1913年7月、1918年5月。所以黄梅调已脱胎于民间酬神的乡戏，慢慢地演化为一种独立的戏曲形式。根据1947年6月16日《皖报》的报道，1922年安庆就有黄梅调戏园，相比安徽宁国到1936年，宣城到1947年仍然禁演黄梅调，安庆是最早开始接纳黄梅调的地方。根据史料，安庆最早开始上演黄梅调是在1879年10月14日的北关外。1918年2月21日安庆专为新年消遣，在西门外柴家巷所建的戏院，为区员太太们上演了黄梅调，这是黄梅调上演戏院的记载。由于安庆对于黄梅调的包容，黄梅戏也得以在安庆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三)语料库研究黄梅戏史料的利弊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汉语历时语料库”,收录了1872-1949年的《申报》语料，为查询黄梅戏的史料提供了便利，但更多是作为研究的引子，对于具体的内容，还需深入到报纸的当期内容，仔细辨别。比如在语料库中搜索到1940年《申报》有黄梅戏的报道，但真正读到当期报纸时，发现是文字识别软件将“广东戏”误读为“黄梅戏”。所以以关键字在汉语语料库中进行检索，在结论前还需谨慎，需要结合实际文章进行辨别，以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重新考察黄梅戏的“源流”,是一次对黄梅戏发展历史的全面梳理。目前的近代史料仍然将黄梅戏的源头指向湖北黄梅，但是关于黄梅戏的称呼多为“淫戏”,在各地均屡遭禁演。相比安徽其他城市，安庆是最早接纳黄梅戏的地方。黄梅戏从安庆开始快速发展，逐渐摆脱过去乡村酬神模式，开始在戏园上演。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更好的未来。黄梅戏的发展离不开热爱“黄梅戏”的观众，也离不开不断提升表演艺术水平的黄梅戏艺人。黄梅戏需要不拘泥于过去，创编出人民喜闻乐见的剧本，继续提升表演水平，继续扎根于群众的沃土，才能保以持续繁荣发展。

【收稿日期：202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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