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黄炎培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避免人亡政息？主席：早有答案

决策是管理的核心。

一个正确的决策，往往是通过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反复比较而获得的结果。作为决策者，应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反复论证，以求得决策的正确性、可靠性和长远性。

毛泽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就善于借助多个外脑，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使党的各项决策更加科学，这和蒋介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泽东与黄炎培

1945年7月4日，民主人士黄炎培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后何观感？

黄炎培沉吟了一下，坦率地说：“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苦困难，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认真听完黄炎培的这番言论后，肃然相答：“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于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感到非常满意，也很震惊，也正是因为这次谈话，黄炎培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便彻底被毛泽东的“民主”思维和格局所“圈粉”。而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也正是毛泽东在深入分析思考各个政权兴衰更替的深层原因所做出的正确判断和英明决策。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到达北京，黄炎培（右4）到西苑机场迎接

后来，在1962年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的现象，毛泽东说：“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里指的是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可见，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也是躬身实践的。

纵观中国现代史，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从善如流，察纳雅言，带领革命走向了成功。而蒋介石则是刚愎自用，固执己见，所以最终落得了个兵败潜逃的下场。

被毛泽东称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的张治中将军曾说过：“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25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会场。”

毛泽东与张治中

其实，无论是搞政治还是搞经济，民主的管理体制和作风都有利于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中国历代开明的统治者们也都懂得“兼听则明”和“集思广益”的道理，蒋介石不会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但是他却没有做到。

“言能行，道乃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宽阔的胸怀和民主的作风必不可少。解放战争年代，粟裕多次对中央军委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都虚心接受，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得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而毛泽东的这种民主作风，在蒋介石那里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刚开始的时候志愿军没有任何空中掩护，没有高炮和飞机，也没有雷达。志愿军只能白天在树林中待着，晚上出来行军打仗。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呢？

贺龙元帅对此专门写文章进行过一次总结：“许多外国人乃至一些中国人，总是不能懂得解放军的手榴弹怎么会制服了坦克？木船为什么会打败了军舰？没有大炮，怎么会炸开了坚固的城墙和用水泥钢筋浇筑的碉堡？如此等等，一连串的解不开的‘迷’。其实，这一切奇迹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除了靠我们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军事民主。这就是我们的秘密。”

贺龙

实际上，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在“三湾改编”的时候就已经定型，当时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军事、政治和经济民主，让更多的人主动的参与到日常管理和作战筹划之中来。

建国以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最终确定，也正是对我党民主制度建设的最好诠释。

实际上，不论我们做任何一项工作，“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多一种不同意见，就多一个备选方案；多一个对立面，就少一份片面和失误。而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不仅仅需要同心同德、上下和谐，也需要包容和尊重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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