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先生：闻一多的朋友钱钟书的老师，穿行于清华北大的世纪传奇

从过去到现在，有不少外国专家来华以后，在某些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接纳，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个中国人。譬如美籍教师温德先生，原名罗伯特•温德，现在谁还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温德先生是相当了不起的，他就是清华北大的一个传奇。

温德教授

1923年，温德先生经闻一多介绍来到中国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1987年在北大承泽园走完了漫长的一生。他是中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文革”激荡六十年的亲历者，是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最传奇的洋教授；与吴宓、闻一多、李约瑟、费正清引为挚友，下一代学人季羡林、李赋宁、杨绛、何兆武皆曾亲炙其学。上世纪40年代的莎士比亚课堂，不少温德的学生回忆说：温德上课语音、语调、表情非常考究、非常丰富，听他一堂课就像看一场演出。他讲莎士比亚是经过自己深入体验以后传达他自己的理解，并不单单讲解理论。

闻一多

1887年温德生于美国印地安纳州克罗弗城一个农场小镇，在沃巴什学院获学士学位，曾留学法国、意大利，后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温德之所以来到中国，得源于在芝加哥期间与正在留学的青年诗人闻一多的相识。彼时，闻一多24岁，温德比他大11岁，他们通过两人都认识的几个画家邂逅，一见如故。闻一多和温德发现，尽管他们很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绘画、诗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闻一多对于这段短暂而强烈的友谊的印象，呈现于1922年11月末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闻一多写道，他发现温德“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是一个有‘中国热’的美国人”。

美国芝加哥

在闻一多看来，温德的性格，可以“只讲一个故事就足以看出”——“温德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铁磬（磬本意是一种打击乐器，用石或玉制成，形状像曲尺。后来又指寺院中和尚念经时所敲打的铜铸的法器）。他讲常常睡不着觉，便抱它到床边，打着它听它的音乐。他是独身者，他见了女人要钟情于他的，他便从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时失恋以至如此……”闻一多说，不论何时拜访温德，他们都会“谈到夜里一两点，直到我对他说再见，去另一个房间拿外套。在那儿，我们又开始另一场谈话。当我们一起往门边走，我们继续谈。我们开门，我们接着谈。我走到台阶，我们还在谈。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上床睡觉。’我们终于找到时机互道‘晚安’然后分手”。闻一多和温德先生可谓知己，这也正是他愿意接受闻一多邀请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

闻一多

温德晚年时曾和斯特恩讲，当年在芝加哥，有一天他曾对闻一多描述自己梦想中的世界，后者则答：“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你应该去中国。”其实，在这段友谊开始的时候，温德就已经是一个亲华者。闻一多第一次去他家时，温德提着灯，照着墙上一幅画，让他猜上面的人是谁。闻一多正确地答出了“老子”，并且惊异于这幅作品的品质，因为它的创作者竟从未学过绘画。温德还临摹过几个很大的印度佛教人物像，闻一多注意到，温德的东西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闻一多拜访的时候，温德还焚过东方的香。看来，温德先生就是一个痴迷于东方文化的美国人。

老子骑青牛

除此以外，温德先生来华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温德原来在一所美国大学当教授，学校里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现象，校长要求教师给白人学生一律打高分，可能有些白人学生是低能儿。校长还要求教师给黑人学生或亚裔学生打低分，尽管他们不少人十分用功，具有很高的智商。温德先生对此看不惯，一气之下，辞去美国教授的头衔来中国教书，一待就是一辈子。有些人总以为美国是个民主社会，似乎什么都是公平公正的。可是我们不要忘了，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28日，曾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过一篇《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文中提到：

马丁·路德·金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我今天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电影《被解救的姜戈》剧照

通过马丁的演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1963年8月28日，美国黑人仍然在遭受种族歧视，仍然无法享受到和白人一样的国民待遇。那么时间上溯到1923年前，美国黑人以及亚裔人士遭受到的歧视当然就更厉害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教授，他无法改变这个现状，唯有选择逃避，到中国去，至少那里还有好朋友闻一多。“温德”这一中文名，拟音自“Winter”，取有温良恭俭让之德之意。温德梦想在中华沃土实现“天人合一，琴瑟和鸣”之乌托邦。战争的硝烟战火从未曾让这位理想主义冒险家泄气过，终其一生，他都忠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理想，也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

北京大学

杨绛和钱钟书的外语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温德先生正是他们的老师。2007年，96岁的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写了一篇名为《温德先生爬树》的文章，讲的是一次温德养的猫蹿到了园中的树上不肯下来，找杨绛借来的梯子又难架起。杨绛口快，说了句“要是我小时候，我就爬树”，未曾想老温德竟然真挽起袖子上了树。温德在枝杈间穿行得信心满满，杨绛在树下却是看得提心吊胆。直到他下了树回屋泡茶时，杨绛的手还在止不住地抖。之所以会如此恐惧，一方面是因为在那时，杨绛对被打成“右派”有着强烈的“压抑未泄的怕”；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个蹿上蹿下的温德先生，当时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杨绛先生

温德对杨绛有着非凡的意义和重量。温德先生为人的真诚、对自由平等民主的执念，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理想的缩影。杨绛借读清华之时初识钱钟书，和他一样成为温德的学生。温德博闻强识，课讲得生动有趣，西方古典诗句、种种典故信手拈来，课堂节节爆满。课下的温德丝毫没有洋教授的架子，还在家里办起了唱片音乐会。杨绛和钱钟书都是音乐会的常客，温德也很喜欢这两位得意门生，总为杨“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她喜爱的唱片”。新中国成立之后，温德作为屈指可数的选择留在中国的西方人，颇有些寂寥。杨绛和钱钟书就常常去探望，为他解劝心烦。

钱钟书先生

即使在温德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杨绛也和他一如往常地交谈，等下了车回过神，才觉得后怕。1987年，温德在他满百岁那年于北大溘然长逝。那年，伴着《人民日报》上那一小片讣告的，是杨绛写的《纪念温德先生》。杨绛在文中谈到，五十多年前，她肄业清华研究院外文系，曾选修温德先生的法国文学课（他的专业是罗曼语系文学）。钱钟书在清华本科也上过他两年课。杨绛听说温德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跟着进步师生游行反美。抗美援朝期间，温德也曾公开控诉美国。他和燕京大学的美籍教师都合不来。他和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绝无来往。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丧失了美国国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个中国人。

西南联大学生在游行

据温德先生自己说：他是吴宓先生招请到东南大学去的；后来他和吴宓先生一同到了清华，他们俩交情最老。鉴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时局，清华决定南迁，大多数清华教员退居昆明，在大后方办起西南联大，但大楼、设备和图书等校产无法靠人力带走。1937年10月，作为中立国家公民的温德应学校当局请求留在清华，而温德也极严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一次次与日军正面交锋，以强大的自我以及运用娴熟的治外法权保护清华校产，使清华的学术血脉能够薪火相传。

清华大学

在那段时日，温德敢为同事与好友挺身而出，帮他们在日本军官眼皮底下偷运钞票，帮他们离开这座沦陷之城。还有传闻，他曾冒死给城外的共产党队伍偷带枪支，有一次，军警在火车车厢里挨个检查行李，温德用脚将一盒枪踢到正在睡觉的一名日本军官乘客座位下，逃过一劫。温德先生和张奚若先生交情也很深。在闻一多先生殉难后，温德为张奚若先生的安全担忧，每天坐在离张家不远的短墙上遥遥守望。温德先生自嘲说：“好像我能保护他！”国民党在北京搜捕进步学生时，他倒真的保护过个别学生。北京解放前，吴晗、袁震夫妇是他用小汽车护送出北京的。

温德先生

在我看来，温德的任务如同他及他的东西方雇主们所了解的，是在两种文化间开展双向阐释——一种是他生于斯又半断绝来往的，一种是他试图在其中塑造自我、获得包容的。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任何人都久，最理解中国”。（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温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