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矿场15年：一边爆破，一边写诗”

很多读者提起陈年喜时，都会不由得想起“矿工诗人”这四个字。但也许一切正如他家乡弥漫的芦花，自有四季。

第一次收到陈年喜的文字答复，是在凌晨三点。简单的10个问题里，他回忆了自己的家乡，也提到了在矿山工作时的日常，以及回乡后的一些琐事。

当被问到“是否会因为接受采访而感到生活受扰”时，他说，这些文字不是一直写到凌晨三点才完工的，是睡到凌晨一点醒来后，突然心生了答复的意愿。“当下便拿着手机，开始一字一字敲击起来。”言罢，他颇为自嘲地说：“我实在不像个作家，毕竟没有人会用平板和手机创作。不要说书房，我甚至没有电脑。”

“不像作家”——陈年喜似乎习惯了如此形容自己。这已是他专职写作的第四年，是《炸裂志》出版的第五年。很多读者提起他时，都会不由得想起“矿工诗人”这四个字。但也许一切正如他家乡弥漫的芦花，自有四季。

以下是陈年喜的自述。

童年藏在芦花里

我是1970年生人，身份证上的地址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但家中的家谱却显示，我们是太平天国时期从安徽迁居至陕西的。也许是这个原因，村里不少人讲的是纯正的安徽方言，吹奏的曲调也总弥漫着哀伤气息，不少村民至今还传承着安徽人的婚丧习俗。

受制于交通和历史等原因，我的家乡一直处于对外不被接受、对内没有伸展的状态，是一个很封闭的村子，就连电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接通的。当时，村里很少有现代娱乐项目，和我年岁相仿的孩子最喜欢探索、玩耍的场所是一片片连天的芦苇荡。每到夏季，大家就会到小河里摸鱼，也会在芦苇荡里捉迷藏，搜寻野鸭蛋、野鸡蛋。白茫茫的芦花由秋至春，陪伴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读高中前，村里能见到的电子产品很少，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手机、电视等都没有。只不过，那时我的大伯有一台收音机，这也是村里少有的电子产品。每天，收音机里都会定时播放路遥小说《人生》的朗读节目，每期有一个多小时。我硬是一集不落，全给听完了。

当时，书中人物高加林的人生经历给了我很大启发，促使我一直向外走，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后来趁着报社和杂志社大办函授班之机，我参加了泸州一家小报举办的函授班，费用只要15元，但会有专门的老师批改学员上交的稿子。此外，参加函授的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本同学录，上面详细记载了每个学员的家庭住址、邮政编码等信息。

通过通讯录，我结识了一位家在吉林的姑娘。我们从文学作品聊到人生，这是我爱情的启蒙。只不过，后来因为户口和工作等原因，我们最终还是天各一方。这件事以后，我和父母开始在村里盖房子，为我以后的结婚大事做准备。那时候家里不通路，盖房用的砖和瓦都需要人工烧制，我的父亲用很多泥坯做成砖和瓦，然后放在炕里面用柴火烧，耗时一年才集齐了盖房用的建筑材料。

房子建成后，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但好在我和妻子相知相守，并在1997年走入了婚姻。婚后，我和妻子一起上山砍树，然后把树干扛回家培育木耳，这是当时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那时山上的树已经很稀少，人们习惯了砍树建房、烧柴等，要找到一株适合培育木耳的树，经常要走10公里。当时一截树干产出的木耳不过几两，我和妻子的家庭经济情况依然很拮据。这种拮据在婚后第二年孩子出生后，愈加明显。

如何谋生成了整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事。迷茫无措之际，同学托人问我愿不愿意到灵宝的金矿上拉架子车。我自然欣喜同意，说死活都得去，要不然过年费都没有。

当天晚上，妻子为我准备了衣物和一些吃的东西，我和同村几个人准备出发。那天晚上，孩子早早睡了，我爱人将我一路送到下山坡的路口那里。等我下了山坡，还依稀能见到她在山坡上的身影。我们彼此用手电筒在暮色里划出长长的光束，像在做一场无声的告别。

一直走到后半夜，我和其他谋生的人才走到同学家。他找来一辆五座的吉普车，我们11个人挤在一起，迎着寒风和夜色从洛南翻越华山，一路向灵宝驶去。那时候刚下过雪，沿途山头尽是荒凉、萧瑟，当车转入渭南平原时，我瞬间就被眼前大平原的苍茫震撼到了。

也是从那刻起，我突然意识到，辽阔的土地孕育了不一样的民生和物产，人们的生活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工人平安、工人发财

刚到矿上时，我被安排拉废石材，即进到矿洞里，将那些凿下来的石头拉到洞外去。这是一件十分考验体力和耐力的工作。有的矿洞深达千米，一车矿石重有一吨，不仅胳膊和腿受苦，腰也遭罪——因为身材偏高，我经常需要在洞里猫腰工作。这份工作干了一年后，我跟着矿场里一位老师傅开始学习爆破，并一直工作了15年。

和拉废石相比，干爆破的危险性要大很多。尤其是早些年，爆破要先用导火索把雷管连接起来，再用明火引燃捻子。因为工人无法控制捻子的燃烧速度，也无法确定火药用量，所以经常有工友因为爆破意外失去生命或变成残疾。

直到2000年之后，气管导爆等技术被引入，工人的安全系数才提升了很多，但矿场仍不时会出现垮塌、渗水等事故，有时候工人还会被迫吸入有毒气体。这是所有爆破工作都存在的危险，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即使技术进步也如此。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就是爆破工业的历史。

爆破伤害之外，粉尘也是无法避免的。矿洞内外，工人总是被动吸入大量粉尘，不少人在体检时就被确诊了尘肺病。那时候，大家对职业病没有概念，压在肩上的只有“养家”二字，因此一旦确诊，大家想的不是要补偿，而是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在矿场里，工人一旦被查出尘肺病，就会被老板无情丢弃。

危险就在眼前，但工人们避无可避，大家只能自我安慰：危险不会落在自己头上。更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的，是矿洞前的神龛。每逢初一和十五，老板会交给我或工友100元，让我们买来香火纸炮，在洞神面前许愿，内容当然是保佑生产平安、老板发财。我每次都会把祈祷词改为工人平安、工人发财，我们对二者太渴望了。

但一年年过去，我们没有平安，也没有发财，而发财或倒闭的老板倒是不少。这像一场笑话或游戏，但想想，这不就是文学吗？荒诞又现实。生活和生命如一场场笑话或废话，文学要表达的正是其中的根由。

这一时期经历的很多事，都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它们最终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了我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这种创作，既有当时的，也有当下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矿上没有纸可供写作，我就把诗写在炸药箱上，或者写在记工分的本子上。

身处幽闭昏暗的环境里，矿灯是照亮前路的工具，而诗歌成了情感抒发的重要窗口。

再来一次，肯定不做爆破工

2015年离开矿山之前，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因为常年弯腰工作，所以颈椎出了很大问题，只有手术才能解决。后来，在检查时，我还确诊了尘肺病。最终，手术带走了颈椎的问题，但也带走了我继续干爆破的可能，我再次站到了谋生的十字路口。那一年，我先是去四川为歌手写了一段时间的歌词，后又到贵州给一家企业写文案。辗转多次，我才决定回到家里全职写稿。

从矿工变为矿工诗人，再到成为专职作家，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我还是那个需要挣钱生活的人，每日不仅要写书、参加活动，还要打理田地。经济来源主要是版税和稿费，有时我也会有偿给全国的读者邮寄签有名字或题有诗句的书，还会卖一些农产品。

直到现在，村里人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靠什么生活，包括邻居们。在村里，我像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大家也不关心这个。我没有书房，没有书桌，不像个写作的人。我使用平板电脑，抱在手里打字，像打游戏一样。乡村是安静的，但我也不可能心无旁骛，还有很多事情纠缠着内心，我依然是焦虑的。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矿上生活与我的联结并没有减弱，我将那些曾经与之交谈或一起生活的工友写进作品里，中间不少人已经离世。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作品里会有大量生死悲辛的内容出现，这并非我有意为之，一方面它们与我的工作经历相关，另一方面这也是世界或者生命的常态，死亡和新生一样高频、永恒。对于文学作品，这是不可回避的内容，甚至是最应该表达的部分。

直面悲剧，正是为了珍惜生命和生活。文学有各种美，悲壮、悲怆之美也是之一，给心灵的冲击力量更大、更深入。

几天前，一位15年没见的工友从杭州赶来陕西与我见面，同行的还有他女儿。我们曾经出生入死，爆破过好几次矿山。那天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喝茶，回忆了过去一起探索技术、爆破、吃饭聊天的日常，也谈了很多新的情况。通过他的叙述，我才知道，当年一起工作的很多工友，不少去了非洲、法国、加拿大，有些得了尘肺病的工友只是到医院简单洗肺后，就又投入爆破工作。

出国谋生似乎成了我们这代爆破工人的最终选择。我自己也曾在2016年办理护照，准备前往塔吉克斯坦从事爆破工作，只是后来因为颈椎问题被迫放弃了。

交谈中，工友告诉我，他得了尘肺病，今年还住了两次院，出院后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生计，只挣了一点钱。我很想劝他不要再做这个行业了，毕竟已经到这个年岁，身体也吃不消了。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这代爆破工，只会爆破，对世界是茫然的。正如工友说的：因为只会爆破，所以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如今流走四方，经历无数风雨，我在回头时才发现，少时长在野地、河流、滩涂上的芦花才是命运最好的隐喻——顽强、孤独、自生自灭、平庸、浩大。

如果人生有机会再来一次，我肯定不能选择做矿工了，但这一行，肯定也得有人去做，现代工业的本质，是建立在材料之上的发展，原材料是一切的基础。矿业也是一个地方的生命线。对于当地众生，矿场意味着工作、生存，也带来伤害和死亡。依托某一矿业而生存的地方，最后的结果都是伤痕累累，但别无选择。在悲剧到来之前，没有谁愿意主动变革。

编辑 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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