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2月20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延长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实施过渡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原定2024年底结束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过渡期，延长一年至2025年底。
监管部门给险企偿付能力定下的标准是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以及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偿二代”二期开始之前，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均值分别是232.1%和219.7%，到2024年三季度，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197.4%和135.1%，降幅不可谓不明显。这其中有一年来经营状况变化使然，也有“偿二代”二期的影响。
偿付能力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险企偿还自己债务的能力，也就是赔偿能力。险企卖出保险产品，收了保费，形成了负债，在大数法则之下，未来出险要偿还的是保额。偿付能力越强，就越能提升险企在市场上的声誉和信用，会带来用脚投票，反之亦然。
市场上的表现只是其中一面，另一面则是监管带来的成本。一旦偿付能力不达标，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监管措施和监管处罚，轻则高管限薪降薪，重则暂停新业务。
面对偿付能力下降，险企的对策要么上市，要么发债，要么直接增资扩股。但在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里，情绪多变且脆弱，前者将承受来自舆论的压力，并且监管也不轻易放行。一般而言，大股东“输血”成为普遍选择，增资扩股，反正花的是股东的钱，不是股民的钱，不太会引发市场情绪反弹。但增资这事，在这些年保险牌照和保险股权遇冷的背景下，不可能热火朝天，更多是理性算计下的“小步快跑”。
相较而言，发债在低利率下更显优势，特别是永续债还能补充核心二级资本，提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发行永续债。
除此之外，险企补充资本金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内源性盈利，但通过消耗利润的方式来补充资本金，对于绝大多数金融机构而言并非易事。就是盈利能力更强的国有大行，也是通过中央汇金注资的方式增加资本金。
“偿二代”二期势大力沉，头部险企使出浑身解数，尚能见招拆招，但对于相当数量的中小险企而言，一旦规则切换，偿付能力进一步下降，很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并产生负的外部性效应，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事实上，中小险企一直是近年来保险业的“心病”。行业处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高质量发展的呼声高涨，传统大进大出的增长模式式微，大规模同质化的竞争日益面临天花板的约束，导致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成为中小险企的两道难关。
哪怕是扬眉吐气的2024年三季度，上市五大险企的财报纷纷变喜报，中小险企依然身处盈利危机之中。如此，在盈利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小险企治理结构的问题被一步步放大，要么门槛高，要么成本高，导致增资和发债都很难，偿付能力的预期也是呈现逐渐走低。
监管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的重视，其来有自。强监管的金融环境之下，保险业亦不能置身事外。无论是“拆弹”问题险企，还是强调“保险姓保”，都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逻辑。因此确保险企“不出事”，能够“配得起”，偿付能力指标就是前瞻监管的一个抓手。
监管导向也是市场导向。偿付能力监管从严，促使险企加快从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价值和效益为中心转变，让险企重视投资能力建设和风险能力管理，特别是在“报行合一”下，险企有效管理利差损风险和费差损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方向是第一性原理，目标是强化偿付能力监管，至于时间、节奏和路径等，都是可以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偿二代”二期的延期，就是这样审时度势的结果。既要把压力传导给市场和险企，又不能急于求成，把握好度，对于监管来说，是个重要问题，过犹不及。
自古，不审势宽严皆误。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最大，保险想要高质量发展，就不能继续从前的增长模式，就不能不倒逼。但饭要一口一口吃，能力建设也要一步一步走。这样的监管，才是监管需要把握的前瞻监管和过程监管之间的平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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