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到口吃研究：一个中年博士的急转人生

文丨武冰聪

43岁时，马彦感觉自己的人生进入了瓶颈期。本硕博都毕业于985大学的他，在北京一家效益不错的出版社工作了十多年。他已经做到了正高级编审，也获得过出版界的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在专业岗位工作了多年的他，因无意走行政升迁通道，老编审的生活是他一眼可以望到头的未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在职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思想史方向的博士，想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马彦也联系过一些高校，但现实问题是，35岁是当时很多高校空缺岗位设置的年龄门槛。而即使有一些岗位对于年龄没有很严格的限定，想着还得像“青椒”一样打拼，在教学和科研上大量付出，同时面临着上课难、发表论文难及非升即走等问题，马彦有些望而却步。他决定到国外探索一下寻求教职的机会。

循着专业惯性，他最初考虑了东亚研究、艺术史、国际语言教育等方向。然而机缘巧合，他误打误撞转入了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专业——言语语言病理学（Speech-Language Pathology）。这个可以帮助各类有言语或语言沟通障碍的人士康复或改善生活品质的专业，让马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只身赴美后，马彦在两年半时间里完成了自己第二个博士学位的学习，然后在言语与语言病理学专业的大学教职岗位做了四年多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他在美国普渡大学从事口吃、增强与辅助沟通以及儿童语言障碍研究，并将研究对象主要锁定在中文社群。马彦说，中文群体中，有言语和语言沟通障碍的人数巨大，而相关的研究却非常少。

越洋冒险

“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并不是特别清楚。”回忆起七年前只身赴美的决定，马彦感觉43岁之后的人生就像一次越洋冒险，对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心里并没有底。毕竟他在国内所学及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哲学的儒家、道家以及杂家思想，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吕氏春秋》。放弃被人艳羡的稳定工作，放弃近二十年的编辑职业，并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北京，的确需要很大决心和勇气。不过，当时在高校工作的妻子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

进入陌生的国家，用英文进行学习和与人交流，对于马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开始他总是躲在中国朋友的圈子里，但他逐渐发现这样逃避下去，英语口语的听说能力不进反退。他决定做出改变。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名退休的高中老师作自己的口语指导。他们每周相约见面，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这一招见效很快。迈出了交流的舒适区之后，他的英语听说能力迅速提升。

由于已经在国内接受过博士阶段的教育训练，马彦很快适应了在美国读书、做研究的生活。读博士第二年，马彦就开始给言语语言病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上课。从备课到授课，他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

“由于大幅度转专业，我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起。跟其他同学相比，刚开始坐在言语语言病理学专业的博士课上，我好像还是一个小学生。一切听起来都那么新鲜”。回忆起刚转到这个专业时候的情景，马彦感觉恍若隔世。

作为一门康复学科，言语语言病理学致力于解决那些因为先天发展性障碍或后天获得性障碍而有沟通的人士的交流及学习方面的困难。让马彦惊讶的是，这个专业的博士在美国非常稀缺，每年全美大约只能培养出140名博士。这一点也为他未来谋取高校教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马彦介绍，言语语言病理学最早起源于言语矫正,主要是矫正有构音障碍或者口吃的孩子。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这个专业培养的专家被称为言语语言病理学家,或简称言语治疗师，主要在学校、医院、康复机构或者养老机构工作，对于不同年龄段可能出现的言语、语言或者吞咽障碍进行康复干预。美国目前大约有22万经过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学会执业资格认证的言语治疗师在各类机构执业。

相比之下，中国的言语语言病理学专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少量高校开设了这个专业，但全国目前尚没有言语语言治疗师的教育与认证体系。马彦认为，这个专业未来在中国的前景会极为广阔。“每一种交流障碍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病率都差不多。中国有很大的人口基数，相对而言，每一种交流障碍在中国都有非常大的人群。以口吃的流行病率1%为例，可以估算光中国就有1400万人口吃”。近几年，他不断向有志于求学的朋友推荐这个专业，以期能给未来中国言语语言病理学专业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他还专门开了自媒体频道推广这个专业。

进入言语病理学领域之后，口吃研究成了马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近几年他发表的论文集中研究对于口吃的态度和污名化，口吃者的生活经验等。他还致力于向中文社群引进国际广为使用的口吃诊断量表，以为国内日益发展的言语治疗师队伍提供经过循证研究的诊断工具。这一量表已经开始被国内的言语治疗师使用。

被污名化的群体

口吃者群体很大，但由于并非重大疾病，口吃对于口吃者的影响往往被人忽略。拜登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口吃的总统，年轻时就曾因为口吃而遭遇到不少歧视和嘲笑。马彦说，口吃群体在许多层面和其他人没什么差异，但实际上却背负了很多污名化的重担。在就业、受教育时，如果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口吃，可能会受到惩罚，比如无法获得工作机会、被人嘲笑。于是，很多口吃者无法接纳自己口吃这个事实，而是想尽办法隐藏自己的口吃。这个过程很痛苦，因为一个人不能真正做自己，要想尽办法来遮掩自己的实际状态。

然而，据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来看，作为神经发育方面的一种个体差异，口吃本身是没法治愈的。于是，口吃人群面对两难困境，很多人的生活品质不佳。马彦观察到，尤其是在国内，只要成为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就要付出代价。马彦关心社会化心理以及个体的生命体验，他选择了口吃为主题去做文化研究。

马彦说，口吃在美国有行之有年的干预方式。有一个传统的方法叫做流畅塑造法，就是教一些技巧，让口吃者说得更流利一些。十多年前这些方法很流行，也一直沿用。它流行的原因是，社会上和口吃者都希望不要口吃。这种干预方法，本质上是在强调口吃是一个错误。

目前这个概念在美国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包括言语病理学专业的学者和一些从业者。因为这个方式实际上有负面效果，会让口吃者在遇到真实的生活场景的时候感受到压力，口吃会更厉害。

马彦表示，现在美国对干预方案有一个转向，不再强调更流畅，而是去倡导更轻松的口吃。这种模式如果搬到国内，就需要告诉口吃者接纳自我。这种认知上的干预需要自我揭示口吃，对于中国的口吃者来讲很困难。口吃者自我接纳度不高、社会接纳度不高，这种认知上的改变不是通过聊一聊就可以做到的。当先天的口吃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干预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以马彦为代表的学者关注在中文语境下，怎么能够真正有效的去给这些口吃者带来正面影响。在提高表达流畅度和认知干预之间寻找平衡点。

由于对于口吃的歧视和污名化偏见较为普遍，口吃者所承受的来自于社会的压力非常大。据马彦了解，有实证研究表明，口吃可能会造成自杀、抑郁等情况。在中国，口吃者因感受到“社会性惩罚”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正在野蛮生长。

马彦说，国内有很多的口吃矫正机构，实际上却是一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口吃者本人开办的。这些机构往往会给学员承诺，比如几个月就可以治好口吃。但这些学校的很多理念和方法都是误导，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马彦解释称，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口吃作为一种神经发育的差异，很难被根除。一个孩子在五六岁以后口吃尚未自愈的话，终生都会伴随有口吃。这些根治口吃的承诺往往只是利用了口吃者基于摆脱口吃的心理赚钱罢了。

这些培训班的治疗方式通常还是流畅塑造法，例如把一句话说得更慢，使用停顿，减少口吃的几率。在矫正班的环境下表现会好很多，但事实上口吃者的焦虑还是存在，到社会上不容易使用这些技巧时，就没有效果了，只能让口支持者在花了冤枉钱后，进一步陷入自我怀疑中。

马彦目前正和在美国的同行探索针对中国口吃群体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并同时致力于改变社会对于口吃的污名化认知，让口吃者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减少口吃对于他们生活的负面影响。

马彦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则聚焦于技术与应用。在美国，针对语言有障碍的群体辅助性/替代性沟通设备已有很多应用，但中国还不太普及。马彦认为，在未来它将配适更多人。比如大家熟知的已经去世的科学家霍金曾患有渐冻症。他的肌肉逐步萎缩，运动神经系统逐渐丧失功能。他所使用的AAC设备就曾帮助他在逐步丧失言语和运动神经功能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用替代性的输入方式，比如switch或者眼控设备来完成沟通和写作。

马彦观察到，言语病理学专业存在很大的就业缺口，高校也希望培养相关人才。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个专业的前景都非常好。在美国，做这个专业的中国学生和老师数量正在增加，但仍不够多。在美国从业的中文工作者，大概也就是几百人，大多都是近十年去往美国学习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要从美国先学到一些东西，再通过研究回馈中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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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冰聪，界面新闻记者。
题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