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南昌城排水系统及其变迁——兼及南昌城内及周边河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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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昌城位于鄱阳湖平原，地处低洼，内涝一直是困扰南昌城发展的严重问题。因此，汉唐至明清时期南昌城防洪排水系统屡经修缮，经历了章江排水、三湖九津排水、豫章沟排水三个时期。分析其变迁的过程，可以发现该城排水系统与本区河湖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结合此区河湖变迁分析历史时期南昌城排水系统及其变迁的规律，亦可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南昌城；排水系统；河湖变迁

南昌城地处地洼，历史时期赣江与抚河之水于此汇流，其所处之赣抚河口平原的河湖淤塞、水位抬升等问题也日益严重，稍有不虞即会出现江水倒灌及内涝问题，防洪、排水关系重大。因此，南昌城排水系统有着悠久的历史，为历代所重视，现存文献对该城排水系统也有较多记载，可对其发展变化及原因稍作分析。

一、南昌城内及其周边河湖之变迁

南昌城内及周边河湖除绕城而北的章江外，最为重要就是城内的东湖、西湖与北湖。此三湖乃是南昌城内诸水所汇，有着重要的蓄洪、抗旱功能。此外，还有城濠，自唐代元和年间起，就开始担负起全城的排水任务，明清时期所谓“三湖九津”的排水系统即以此为依托。此外，南昌城东之豫章沟及贤士湖、青山湖，在“九津”排水系统日益崩坏的情况下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排水作用。因此，首先要对以上几处河湖之演变做深入分析。

（一）章江

绕南昌城西的章江河段即赣江市汊至扬子洲河段在明清时期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尤以其水位抬升对南昌城威胁最大。

南昌城始建于西汉灌婴，濒江而筑，历来皆受章江水害。据《江城名迹记》载：“南塘堤在郡城西南斗门外，汉太守张躬筑堤捍江。”可知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对章江的防遏。

迄至唐代，江南西路观察使韦丹在大规模整治南昌城排水系统时对于此堤也进行了修理，史载：“南塘堤在郡城西南斗门外······唐刺史韦丹重修，亦名韦公堤。”清道光年间江西布政使怡良在其《重修豫章沟记》亦云：“唐观察使韦公于城之南偏间······惠民、广润两门濠外，筑堤以捍江，内开渠为水关，建内外闸以资宣节，关闸又名五事津。”但这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章江水患的威胁。

宋代，对于城西赣江的防遏也并没有放松，章江堤就是在此时修筑的，史载：“南塘堤在郡城西南斗门外，汉太守张躬筑堤扞江。”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江西，陈建巨舟登城，可见当时章江啮城的程度。

而后，“明初壬寅岁，定洪都，大都督朱文正以城西南滨江，不利守御，改筑移入去江三十步，展东南二里许，视旧城杀五之一，周二千七十丈有奇，高二丈九尺，厚二丈一尺。”朱文正在明初迁西城于内三十余步，意图与啮城之章江拉开一段距离，避开章江水流的冲击。但是到了成化年间，方志记载：“章江堤······明成化间巡视大理卿夏时正因江水齿岸迫于城濠，捐官钱伐石修砌未完。”从明初到成化年间不过百余年，章江水又已经迫于城濠了，其水位的上升非常明显。成化12年（1476），祝瀚任南昌知府时修成了北起龙兴观，南至南浦桥的祝公堤，其堤已经成系统。嘉靖年间，德胜门外还修有周公堤用于障江，“周公堤在府城北德胜门外，嘉靖42年（1563）巡抚周相因江水冲没民居，括所属锾金伐石砌岸，民德之。”南昌城西迤北防江工程趋于完善。该河段防江大堤的修筑史清楚地表明了章江水位日益抬升的事实。

汉唐明清以来，章江市汊至杨子洲河段水位的日益抬升的原因除其本身的泥沙淤积之外，鄱阳湖在唐宋以来的南扩实际上也是导致该河水位抬升的重要原因。据谭其骧、张修桂的研究，唐代以来，鄱阳湖区进入到一个多雨季节，湖水大规模大侵，淹没郭阳平原，形成今天的鄱阳南湖。南湖形成后，该湖在汛期宣泄不及时的情况下经常引起章江排水不畅、水位抬升。因此，在汉代，南昌城内之水还可以向西直接排向章江，而至唐代韦丹任观察使时，南昌城内之水已经改由城濠向东排入赣江南支（铁线港）。可以说，南昌城排水系统的第一次转变与鄱阳湖南扩有重要的联系。

（二）濠沟

南昌城濠沟也日益淤塞，其中尤以城北濠沟为最，其原因是城外不断增大的龙沙对于城濠的压迫。南昌城外的龙沙位于赣江南支上游，该沙所以扩大，乃是赣江水涨沙壅所致。南昌“九津”排水系统创始于唐代观察使韦丹，用于排泄城内积水，城北德胜门外的“稽疑津”就建于此时，用于泄水入城濠。当时，韦丹于此开“稽疑津”排水，可见此时龙沙与之相距还较远。但是到了宋代李纲任江西制置使时，南昌城北面的龙沙已经日益压迫城垣，史料记载云：“李忠定（李纲）尝言：洪州城池北面尤为阔远，皆系旧闲田地无人居止，又城外一带尽是涨沙与城齐，可以下瞰，若欲为可守之计不得不为修治。”龙沙压城之势已经非常明显。李纲为避开龙沙对于城濠的威胁，将南昌北城向南迁移了三里许，以避沙壅。绍兴6年（1136），“李纲来帅，以城北岁壅江沙，遂横截东北隅入三里许，广丰、北郭、广恩、故丰四门废，凡十二门。”此后，龙沙应该在城濠之外，其威胁暂时缓解。南昌城北，龙沙之南有豫章台，方志有记载云：“龙沙之南为豫章台，明太祖破陈友谅驻跸南昌，筑台而朝父老于此。”但是豫章台并不是创建于此时，宋人况志宁有诗为证：“城阴零落豫章台，平地晴沙卷雪来。欲访邻翁问尘迹，小园荒径长莓苔。”此台在宋况志宁时即为飞沙所侵。明太祖于豫章台朝父老，可能是因为龙沙在此时已经迫于此地，造成地势高耸，故于此台朝父老于此。明初有龙沙寺，即为后世之龙光寺，该寺位于龙沙过城之处，史载：“白沙过城之处有龙光寺”。明初时有寺于此，取名“龙沙”，循名责实，这意味着明初龙沙已经位于此寺之近旁。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龙沙塞濠当在宋末明初。从李纲迁城到明初龙沙再次压城，其前后不过二百余年，可见此沙扩展之速。清代，龙沙已经压城而过，整个德胜门外的城濠已经完全废弃，道光年间布政使怡良在修治南昌豫章沟就有言：“又德胜、永和两门之间有龙沙日益逼城，俗有白沙飞过城之名，濠至此而塞断。”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比较清楚的说明，龙沙在唐代以来其扩展速度是非常快，南昌城北的濠沟不得已而废弃，这对该城积水的排泄影响非小。

此外，随着南昌城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城外濠沟日益为商铺所占据，虽屡禁而不能止，这使得南昌城濠沟排水泄洪功能大打折扣。此在后文中将涉及。

（三）三湖

东湖、西湖、北湖实际上乃是一湖（以下一律称东湖），有研究者称：“东、南、西、北四湖最早是赣江一条支流，经过漫长的岁月，地理位置逐年改观和自然条件不断变迁，这条支流逐渐形成一片静止的大湖。”郦道元《水经注》云：“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元中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民居多被水害。”此东大湖就是后世的东湖，此湖当时纵横十里，北与城齐，水质条件良好，泥沙不多，汉代永元以前，与章江相通，乃是章江一个重要的分洪湖。三国时，东吴曾于此作“大艑”，可见当时此湖之浩渺。实际上直至南宋时期，此湖仍然广大，东湖中有百花洲，旧志云：“百花洲在县东湖北，宋绍兴间节度使张澄建亭其上，匾曰讲武，以习水军。”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此湖淤塞的非常快，方志载：“湖今周广五里。”与汉唐间相较，此湖从“纵横十里”到“周广五里”，可见明清以来此湖淤塞之速。

明清以来，由于东湖日渐淤塞，时人曾经进行了多次疏浚，并创筑堤岸、清理被侵占的湖面，试图增加东湖的蓄水量。据记载，最早对东湖进行疏浚的是万历15年（1574），由知府范涞主持，史载：“兹欲去城内水关闸口之箔以常泄内溢，清理城上板闸，俾令坚固以预防外涌。又查得沿湖居民有恃强佃占，年年填出者，有淤塞洪恩及同仁祠东，使东湖之水不得长流者，皆欲清理还官。仍令各居民挑出淤泥使湖深可以蓄水，庶城中永无水患，似亦计之得也。”但是此次挑浚却并不成功，史载：“当事动色数四，号令操畚锸从事，奈沮淖弥漫，逼近街巷无壖地。一石泥五斗水，淫漱不可掬澄淀，担负出城与谷同价，置之湖干，天雨复归于湖，父老忧之不知所出匪朝矣。”清理出来的淤泥挑运出城，费用太高，不得以只能置于沿湖地带，但一经下雨，淤泥复被水冲入湖中，挑浚工作变得没有意义。万历36年（1595），东湖淤塞又趋严重，知府卢廷选在清理“湖额”的基础上创筑堤岸，堤长五百五十丈，试图增加东湖的容水量。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东湖容水量日小的事实。

清代，居民侵占湖地的情况又趋严重，东湖淤塞在加速，嘉庆22年（1817）“挑浚湖淤，清厘湖边侵地。”同治8年（1869），刘于浔议清三湖，委员孙毓秀勘定三湖侵占丈尺总数，粗略计算当时三湖被侵占湖面总计达4900余丈，合14里余，零星侵占也不在少数。当时东湖横广仅5里，此湖大部已经被侵占。随着东湖的日渐淤塞且已经有不可逆转的趋势，南昌城水患已经越来越严重。

二、南昌城排水系统之变迁

按照汉唐明清时期南昌城排水系统的特点，可以将南昌城排水系统分为三个时期：

（一）排水章江时期

历史时期，东湖的淤塞并不是短期内完成的，其经历了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引起了南昌城排水系统的一系列的变化。汉永平以前，东湖水“增减与江水同”，章江水涨时节，南昌城受江水倒灌，形成水灾。南昌城地势偏低导致的外涝是此时面临着主要问题。但当时南昌城初建，人口较少，此湖的涨溢与否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南昌城人口逐渐增多。涨水季节的章江对于东湖水的抬升将会对此城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于是，太守张躬在此期筑塘遏江，形成湖水“春夏不增减”的局面。但是，此种状况也导致“每于夏月湖水溢塘而过民居，多被水害。”如何排除城内积水，开始成为南昌城面临的主要任务。南昌城水患以“内涝”为主自此始。这种状况一直到持续到刘宋景平元年（423）才得以改观，太守蔡某“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据后世排水设施的修筑可以推测，此水门就是后世水关闸的雏形。此期开水门排水入章江，可见一般时节，章江水位不如东湖高，东湖水可以由此直接排出。而且在水盛时节闭闸，东湖在当时尚可消纳城内之水而不至于形成内涝，由此，南昌城防洪问题在此期得到初步解决。

据谭其骧、张修桂的研究，此时，鄱阳湖还未南扩，章江水位不高，人们可以将城内之水直接排入章江。而至唐代，鄱阳湖开始大规模向南扩展，章江水位持续升高，南昌城内之内直接排入章江已经开始变得不现实。同时，由于此后东湖蓄水量的逐渐减少，汛期以东湖消纳城内之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终于，唐代元和年间，观察使韦丹修凿内外水关闸，汛期，城内之水经过城濠向东北从蚬子湖、青山湖出牛尾闸排入赣江，形成了后世“三湖九津”排水系统的雏形。

（二）“三湖九津”排水时期

三湖九津者何？三湖当然是指“北湖、东湖、南湖”，而九津则是指南昌城内之水排向城濠的九个水窦（即“水门”），方志载：“城内广润门东曰：五行津，东南曰：五事津，惠民门下曰：八政津，进贤门西曰：五纪津，顺化门北曰：会极津，永和门北曰：三德津，德胜门下曰：稽疑津，章江门北曰：庶征津，南曰：五福津。”所谓“三湖九津”排水系统是指唐代韦氏在城濠五事津处创置水关内、外二闸（注：内闸通城内之水，外闸通章江之水），章江水涨时节，闭外闸而开内闸，使东湖之溢水由内闸而达于城濠，顺城濠绕行入城东北的贤士湖、青山湖再入赣江南支，进而汇入鄱阳湖。此外城内各区之水也不入东湖而就近由九津入城濠，以减轻东湖的压力。章江水落时节，东湖水则直接由水关外闸而入章江。

隋唐时期，东湖良好的水文条件发生了变化，其淤塞已趋严重，为解决排水问题，唐元和3年（808）“观察使韦丹又于南塘筑捍江，堤长十二里，派湖入江，节以斗门以疏暴涨。······置内外闸，湖强则放，而西达于江，江湖俱强则闭外闸，使章水不得侵入，乃开内闸引湖达濠，绕广润、章江、德胜、永和四门而过之，东归蚬子湖、艾溪湖，出牛尾闸，趋杨家滩入东鄱湖。”元和3年（808）的这次对于南昌城排水系统的改革，一方面筑堤十二里，一方面置内外闸，汛期闭外闸开内闸，使水绕濠沟而从城东北面排入章江，后世所谓“三湖九津”的排水系统在此时已经初具规模。从此次对东湖的修浚可以看出，汛期的东湖在唐代时已经不能容纳城内之水，而必须想办法加以排泄。究其原因，东湖经过刘宋至唐几百年的淤塞，其容水量已经大不如前，东湖内涝问题加剧了。此外，南昌城西面的章江河段水位节年上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南昌城内之水由水关闸直接排水入章江。清道光年间，由于豫章沟的淤塞，曾有人意图在水关闸南部西瓜套开渠通天井闸排水入章江，但是却产生“自道光十一年迄今，率大江泛涨则反由天井闸倒灌入水关，助东湖水势，居城中者什七八至内室水深三四尺，或二三月不消退”的结果，向西直接排水入章江已经变得不可能。从此，南昌城内排水已经逐渐由向西直出章江而变成向东入贤士（蚬子）、青山二湖而入章江。清代志书中对此种转变也有议论：“夫水关闸去章江不里许，泄水至径西转北迤东历广润、章江、德胜、永和四门由通关桥入贤士湖以下箭江者，岂舍近就远？故为迂回哉，良以章江合南赣、宁、都、吉、袁、临、瑞七郡之水，源远山深，势剽捍而章江过会垣西城下北入南康之西鄱阳，尚二百里鄱阳尾即接湖口之八里江口即入岷江，岷江合川、陕、滇、黔、湖南北六省之水，当湖之涨也，江涨同时并盛，常顶湖倒漾，章江水抵湖被擎讬，常洄上泛。箭江止受抚建三郡水，又东去会垣三十余里北至瑞洪，合广信江下东鄱阳娩二十里，东鄱阳宽大倍西鄱阳，又去岷江远，水有所容，势常弱能消涨，以此叹古人尽心民事度地行水为不可及也。”时人已经觉察到，章江在汛期由于长江及鄱阳湖顶托而水位过高，致使不能将南昌城内之水直接排入章江。实际上，唐代与汉代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汉代鄱阳湖仅限于今天的鄱阳北湖附近，其对南昌城西章江的顶托有限，但是经过南朝、隋代，鄱阳湖已经大规模的南扩，到韦氏筑水关闸时即唐代元和年间，鄱阳湖对于章江的顶托已然非常明显，洪水时节，南昌城内之水不能由章江排出在情理之中。至此，南昌城排水系统以“三湖九津”为统归。

“三湖九津”排水系统确立以后并没有一劳永逸。相反，由于章江、龙沙对于城濠的侵蚀、居民对于城濠及东湖的侵占及管理不善等原因，“三湖九津”排水系统在明代屡修屡圯，史载：“后来者鄙，乃徒苦三湖九津水患，为不克恢复故道，又从而为之外水关泻诸西河，弃故濠堙为市肆，堤为鱼沼，而城中之水患日博，风气日散，将百年矣。”唐至明代中期，内闸泄水系统已告崩溃，人们想从水关外闸泄水，奈何章江河床日益淤高，城中之水向西排入章江已经变得不可能。同时，南昌城西之城濠也日益受到店户的侵占，万历7年（1579），巡抚都御史刘斯洁属知府王三锡，“去广润、惠民、章江三门月城铺店，并拆毁惠民门外傍墙蓬舍还官。”而此后城濠又为居民占塞，万历36年（1595），“巡抚卫承芳属知府卢廷选······又勘得广润、章江、德胜门外居民填塞官壕、帮堤架屋，若广润门之南塘湾富商辏集，盖楼房、树篱栅、围场圃，直抵城边，无复垣堑之别，并先年撤过各门月城铺店仍占盖壹佰贰拾间，毁过惠民门外傍墙篷舍仍占盖玖拾肆间，俱碍官路，申详院道允示尽行拆讫。”万历15年（1573），知府范涞浚理东湖并恢复被湮塞的城濠，史载：“清九津之旧源，纪三湖之故额，培线堤之原脉，禁华盖之培削，毁鱼沼塞外关，深斯湖也，凿斯池也。”其恢复了“三湖九津”的内外关排水系统，城内之水复由东北方向排出。但是，东湖在此时期的淤塞已经不可遏止。仅仅二十余年后，东湖又告淤塞，史载：“······久之湖政复弛，沿湖之民相与私寻尺以自附益，编篱葺圃，隐湖额以为常，即清丈之令下而吏益扰民，伪益出湖有鱼课三分，其课程一输将作二隶郡，以故当事急在课而缓在民。每岁冬则竭流而渔，泽若焦矣，而沿湖之所弃余，率皆湖受之，故源壅而委涸，湖额日缩不可致诘。霖雨暴涨，至不能泄，两学宫先受其病，竭流之日必有青灾应，方数十里瓦砾相望，向所谓‘潦则虞垫，旱则虞火’，复如武阳时矣。”万历35年（1594），知府卢廷选复造堤550余丈，防止东湖水溢，并清理私占的湖田，蠲免、改编渔课。但是此次修治并没有对东湖进行疏浚，该湖淤塞仍然在继续，“三湖九津”排水系统在明中叶后已经岌岌可危，南昌城面临着严重的内涝。

总之，“三湖九津”是隋唐以来鄱阳湖水向南扩展及章江泥沙淤积所造成的章江水位上升，东湖日渐淤塞、容水量日小，南昌城内之水难以宣泄而改由东北入赣江的排水系统。旧志有云：“豫章城以东湖为液臓，汜溢枯涸皆为巨患，故古人治之独详，湖故与江水通，同其增减。然江势常盛，故筑堤置闸皆为御江之策，非为泻湖之策，后人不达，乃于水关闸南之西关套开渠通天井闸泻湖于江，率大江泛涨则反由天井闸倒灌入水关，助湖势城中居庐淹没数尺，积多时不得消退，非湖之不当泻也。湖偏东卑下，潦即满溢，而城脉自进贤门左入湖，坐其脊之北不能强之尽南，而湖形却南缘回折又不能不于通江之处为出水之口，是以多开水窦列为九津，分达于濠绕城东北流，得蚬子湖、青山湖纳之以达于盱江之委，而入于鄱湖。则江水虽盛涨但闭闸拒之固无碍湖流之畅泻也。惟雨涝过甚九津乃消泻不及，复就东北浚为深沟径出城，斯永无汜溢之虑，果内不足则导江径入，所以置闸于五事一津，疏沟于三德、归极二津，盖治湖之法初无毫发之憾也。”古人之论，可谓精辟，南昌城独特的水文环境是造成这种“舍近求远”排水系统的重要原因。

（三）豫章沟排水时期

清代，东湖水患更趋严重。唐至明代以来，通过水关内闸使水过濠沟从东北入江的排水系统进一步受到淤塞的严重威胁：首先是城北龙沙日益逼近城濠，宋代，城北城濠已受沙碛堙塞；其次是章江门至惠民门外之城濠则受到日益压迫城濠的章江水的影响，而逐渐淤塞；同时，惠民门外的商铺也不断侵蚀城濠，虽屡禁而不能止。明末至清代，城东豫章沟日益为人所重视，成为南昌城排水的主要通道，清代对于南昌城排水系统的兴修也主要围绕着豫章沟而进行。光绪《南昌县志》对此种变化作过议论，其曰：“今九津亦惟此三津有渠引水，余仅有水窦而已，而湖濠之上多为阛阓圃宅，城北涨沙高与城齐，南宋季世沙已塞濠，今由水关入濠绕城之道久已堵绝，浚湖之役向不易举，则所为洒湖之涨者，独恃豫章沟耳。”道光年间，江西布政使怡良在《重浚豫章沟记》中也有言：“环城共有九津，分消沥水，今惟五事及三德归极三津有渠引比，馀则仅存水窦之名而已，盖会城龙脉自进贤门左入东湖，坐龙脊之北不能强水尽南，故别开豫章沟引水东北出城入贤士湖。”九津只余三津，唐宋以来的“九津”排水系统几乎废弃。道光19年（1839），知县程某刊行的《省城内外沟渠津闸图说》中提到：“南昌所管水关闸向有闸夫居住，该闸地方看管，惟该闸江水泛溢即倒灌入，是以永远堵闭······”。水关闸在此时也已经堵闭，东湖水已经不由水关闸排泄。所谓“三湖九津”的排水系统已经名存实亡。

豫章沟者何？志曰：“豫章沟，在东湖东北，旧防东湖水溢，为沟东折出城，以杀其势，宋知州董俨、张环、程师孟先后修浚，明知府范涞浚治刻石识之。”豫章沟由三德、归极二津出城后经城濠过通关桥而达蚬子、青山二湖，再出牛尾闸而入赣江南支汇入于鄱阳湖。此沟虽在宋明已经存在，但其排水功能远不如在清代重要。清代，该沟已经取代“三湖九津”排水系统而成为南昌城最为主要的排水通道。

清代对于豫章沟的修治主要有康熙年间俞兆岳、乾隆年间陈守训、嘉庆年间黄中栻、道光白文海四次大的修浚。俞兆岳修沟情况现已经不可考。乾隆年间，邑人陈守训独自出资对豫章沟进行修筑，史载：“起东湖之东，至贤士湖石沟，袤三百七十六丈，甃以方石，既整坚土沟袤六百九十七丈，笆连桩钉以密，以致沟城根，恐伤城也，固之以石，栏之以铁栅，沟当道，以通人行也覆之以石，而上平之如砥，其诸要口水出入也，以石建闸。经始于乾隆三十二年八月，竣工于明年之二月······共费银一万四千两有奇。”此次修筑开沟由东湖向北开沟过三德津而东入蚬子湖。但据道光年间布政使怡良推测，此次修筑的豫章沟实际上有两条：“一东出归极津，一北东出三德津。”

嘉庆年间，黄中栻倡集“士官商贾”修浚豫章沟，开玉带沟而向东直出归极津而入城濠，再由城濠入蚬子、青山二湖。迄至道光年间，豫章沟又告淤塞，邑绅白文海主持开浚事宜，同时修复乾隆、道光年间修成的二沟，同时排水。

豫章沟排水系统比“三湖九津”排水系统优越之处在于：前者不需要借助曲折的濠沟排水，而后者则对濠沟的通畅有着严格的要求，淤塞较易；前者大大的缩短了东湖水排出城外的路程，城内之水渲泄较后者为快；与疏浚濠沟相比，疏浚豫章沟的工程量将大为减小，颇具优势。但是，豫章沟排水系统实际上也遇到不少困难，南昌城水患并没有彻底解决，原因有四：

首先，此沟穿越城区，岁月日久，其沟往往堙没而不可考。到乾隆以后，修筑此沟者往往于沟上覆石加土，防止淤塞，但也容易被人侵占而迷失。“豫章沟在城中多环绕，直街巷势不，得不为暗沟，上覆石加土如平路，其为侵占迷失也易。”

其二，南昌城地势，城北稍高，豫章沟由南而北，水流不畅。乾隆年间兴筑的豫章沟由三德津排水而入湖，其就遇到这个问题。史载：“曩者陈氏所浚，水出三德津则径趋东北，地势稍仰，虽同一通津而易致淳蓄，非宋时故道也。”嘉庆、道光年间开玉带沟而向东出归极津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

其三，东湖本身的淤塞并没有因为开凿豫章沟而有所缓和。道光年间就有关于“浚湖”还是“浚沟”的争论，但由于浚湖工大难支，为当道所不取。史载：“乃集群议，议者多以为宜浚湖以蓄水，郡丞文君则谓浚湖之为工甚距，且无所置土山，唯浚豫章沟可以行水。”以前文论述可知，迄至同治年间，此湖被侵占了4900余丈，其淤塞已经不可逆转。

其四，赣江南支河道即铁线港河道，泥沙越积越多，沿河皆成沙壤，该河淤塞也日益严重。《下富有圩揭要》中对位于该河段的下富有圩附近的泥沙情况行了描述：“制水者土，兹则遍地多沙，无土可取，故每次岁修虽极力修筑甚坚且固，一遇春涨即为倾削，虽有木椿篾簟皆以松动而归于无有，此其所难者一也；圩之对岸多洲，河之中流多滩，迩来洲与滩日见其增，彼有所增则此有所损，而丁公庙之对岸洲，陈家塘之猪婆滩为患尤烈，此其所难者二也。”赣江南支的淤塞也导致蚬子湖与青山湖本身也排水不畅，连接蚬子、青山二湖的沟渠及牛尾闸也日渐淤塞，对于南昌城排水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道光年间，白文海修筑豫章沟时就发现蚬子、青山二湖已有多处淤塞，志载：“文君乃由三德津循贤士湖、青山湖勘明水委，知当日陈绅修沟止以贤士湖为归墟，而贤士湖与青山湖相接之处，中间被占垦者且十里，贤士湖满则水乃不行故也。”赣江南支河道即铁线港河道淤塞与鄱阳湖“湖区农耕化”和“农进渔退”有直接的联系。

因此，南昌城在清末民初水利失修的情况下，水患已经非常严重，城内居民饱受涂毒之苦。其实历史时期鄱阳湖区洪涝灾害频发，因此，许真君深得百姓祭拜。《赣政十年》记曰：“且本市地形中部低洼，所有沟渠污水，几全赖东湖为尾闾，而东湖亦以出口不畅，湖身渐见壅塞，故一遇霾雨，潴水田溢，尤以时届夏令，沟中积秽，径太阳之蒸发，臭气熏腾，即阻交通，复碍卫生，省府以本市为省会所专地，关系中外观瞻所系”云云。

三、结语

汉唐至明清时期，南昌城东湖经历了不断淤塞的过程，其结果是南昌城水患日重。其水患特点也由唐以前的外患而变成唐以后的内涝。与此相适应，南昌城排水系统也转变成以泄内涝为主。隋唐以后，章江又由于鄱阳湖南扩造成的顶托以及其自身的泥沙淤积，其水位日渐抬升，南昌城内排水也由向西排入章江而变成向东北排入赣江南支。迄至明末清初，唐代所开创的“三湖九津”排水系统又由于南昌城濠沟的淤塞而日渐瘫痪。南昌城积水排泄任务只能由豫章沟承担，该城排水系统也就由“三湖九津”时期转变成“豫章沟”时期。但是豫章沟排水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东湖淤塞并不见遏止，且豫章沟本身也屡被淤塞，赣江南支排水也日渐不畅，豫章沟排水系统隐患加深，南昌城内涝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纵观南昌城排水系统的三个时期，可以说与当时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鄱阳湖南扩，赣江与东湖的泥沙淤积以及居民对于东湖的占垦影响尤大。南昌城排水系统虽以克服“内涝”为主，且根据不同时期的环境变迁做出了调整，但是由于传统社会水利兴修受经济与技术的限制，这些治水措施大部分是“治标不治本”的被动办法。其实，南昌城排水系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内涝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南昌城内及周边河湖的泥沙淤积导致的水位抬升及蓄水量不足的问题。因此，要根治南昌城水患，必须从治理河湖泥沙淤积问题入手，保护好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同时，做好城乡规划，防止对河湖的侵占与垦殖。

作者：晏雪平

来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宋柄燃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王玉凤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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