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先生逝世一周年|最好的纪念，是为实现法治天下而呼喊和奋斗

江平先生

编者按：2024年12月19日，是江平先生逝世一周年。此处重发吴敬琏、张维迎先生在江平先生追思会的发言，以表哀思和缅怀。

吴敬琏在江平先生追思会的发言

我们敬爱的江平教授，突然离我们而去，对我们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正像古话所说，壮志未酬，而斯人已去，不能不使人们泪沾襟。

当然，先秦的法家用法律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这种反动的思想和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秦制”流毒上千年，而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清除。在这种情况下，江平教授的理想和理念受到一些人的抵制、甚至攻击，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所以，我们缅怀、纪念江平教授的最好方法，我看就是继承他的遗志，既是为了实现他理想的法治天下而呼喊和奋斗，好在我在江平教授去世以后，在网站上发表的许多许多文章中都看到人们对于他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法律思想的深切的理解，所以这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最近我还看到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教授，他们都是比我们要年轻一代的学人，根据现实的情况，对江平教授曾经论述过、提出过的一些法治思想做了细致的、深入的分析，使我更有信心觉得我们的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后继有人。

所以我对于这次会议的寄语，就是让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江平教授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和思想。谢谢大家。

张维迎在江平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大家好，作为法学界的圈外人能够应邀参加这一次江平先生的追思会，我感到很荣耀，也是一种责任。江平老师的去世，我想不仅在法学界，整个社会都引起很大的震动，对我们经济学界来讲也是如此，我们在好多个朋友圈里边都在转发各种纪念他的文章，讲说他在中国法学的贡献。

我个人跟江老师交往可能有20多年了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第一次应该是1999年，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办了EMBA，我们要选一位法学家给我们学生授课，江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在早几年我们EMBA学员都可以享受到江老师的授课。

我记得当时好多学生就给我特别反映说江平老师讲的太好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有关法治、法学的课程。

江老师给我们连续讲了有几年时间，而且就我所知，他后来因为我们当时EMBA项目主任项兵先生又去创办了长江商学院，所以又把他的课程也带到了长江商学院，这是我想江老师对中国EMBA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在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但是我想他讲课那么认真，确实这也是让我们好多的学员感动的地方。

第二件我记得比较重要的事了，刚才王涌讲到就在2001年，江平老师和吴敬琏老师联合创办了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我也是应邀作为研究所的一个成员参与进去。

通过洪范研究所，我们经常还有好多的活动，当然好多是研讨的，甚至到郊区的这些学校来做这些活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从江老师身上学到好多的东西，特别像王涌刚才讲的，我想吴敬琏老师和江平老师真是一个经济学和法学完美的组合，他们的学说，他们的思想，他们那种风范，真的我觉得太完美了，所以每次的活动我都是尽量能够参加。

但是那段时间也是对我学习法律非常好的机会，特别是他们一个讲市场经济一个讲法治，其实我们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的人都知道，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法治社会，不是一个rule of law的社会，那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吴老师和江平老师在呼吁。

第三，我想说当时北京仲裁委也要求我作为仲裁委的委员，那个时候我当的第一届也是江老师当着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当然他中间因为年龄大了，辞去了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我想这个也是我跟他有机会去做北京仲裁委的这些工作，我就看到他那么大年纪仍然是呕心沥血的，最后每次开会他都非常认真，估计是没有缺席过。

当然了过去疫情的几年，大家也知道所有的各种交往就变得少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经济学界通过我自己跟吴老师交流多一些，通过各种场合，总是希望能听到他的一种声音，其实他的声音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呐喊。

他一直在为中国法治进行呐喊。

因为我自己研究经济，其实我想借此机会也说两句，就是说我们整个包括经济学界对企业家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或者是我们没有企业家。

所以我自己总结出这样几句话，第一句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第二句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第三句企业家决策不仅仅为赚钱为目标。

时间关系我也不展开了，但是我想这几句话背后含有什么？在我们好多人来看，企业家他成功了，我们说他是大英雄；失败了，他就是一骗子。其实不是一个骗子，因为真实的经济不是我们经济学家想象的一条线性的东西，一个确定的世界，我们知道什么叫唯一正确的答案？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企业家的决策，它是非常独特的，它大部分都是错的。所以当我们看三个人哪怕三个企业家在一块，他们会有三种同意，如果两个人有一种意见，另外一个人是一种意见，大致来讲是第三种意见，那一个人的意见可能是对。

但是我们做好多的经济推理，甚至我们法律的推理可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疫情期间，我受邀在网上做了一次发言，我也特别谈到一点，包括我们的公司治理，好多的东西可能要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好比一股一权，同股同权，为什么它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也不能假定股东总是对的，尤其不能假定小股东总是对的，这些我觉得都要回到对企业家的理解。

我想江老师在他的实践当中，根据他一个一个案例的意见书，其实我理解它表现的就是在真实事件当中，那些企业家或者企业领导人他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按照我们一般的平均水平去推理去判断。

所以我想在这个场合我提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经济学界还有我们法学界可能需要一些共同的努力，使我们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够建立起来，而法治本身，我认为也需要我们对企业家精神有一个非常深的比较正确的理解。

最后我想又回到这几天大家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他在达沃斯会议上的演讲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们人类其实太容易忘记，我们也非常的愚蠢，所以我们经常不像脑子里想象的理想模式，认为我们现实可以走下去，这就导致了整个全世界市场经济都面临着危险，他讲的是西方世界面临着危险。

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甚至要像江老师一样呐喊。所以我永远向江老师学习，但是我们永远达不到那种水准，但是我们要他的精神一定要鼓舞所有在座的人，在座的经济学的、法学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市场化建设，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贡献，这样我们就不会辜负历史。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