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三名团级干部叛变，除一病死外，另两人在新中国命运如何？

革命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必须要有无比坚定的意志才能走到最后。

这条荆棘路上，出现过太多昙花一现似的人物，他们也曾位高权重，但不幸在前进的路上被腐蚀了，比如说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这三位。

他们都曾是八路军的团级干部，如果正常发展，55年有机会佩戴将星。然而在1940年，三人却公然反叛，导致众多八路军指战员不幸牺牲。

这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又各是什么结局呢？

一、三人为何而叛

他们之中为首的是耿蕴斋，此人出生于萧县的地主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师范毕业生。

但是，他的信仰不坚定。1926年加入国民党，两年后加入共产党，再过一年又退出共产党。1932年，凭借家族势力，耿蕴斋出任萧县四区区长，不久改任三区区长，也算是一个小官。

但是西安事变后他大肆批评蒋介石不抗日，因而被革职。前面这段经历，就能看出他为人反复，后来他还将反复贯穿到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耿蕴斋开始参加民众抗日动员工作，这时他还有不少共产党员朋友，且家族属于被统战的对象，就再度入党，并在不久后重新担任三区区长。

1938年日寇入侵萧县，耿蕴斋不愿做亡国奴，就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进行游击抗日。后在党的统一规划下，他率部到微山湖整训，麾下与另几支抗日队伍合编，由他出任总指挥。

此后耿蕴斋努力发展，部队升级成主力，配合新四军一起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但是1939年9月，耿蕴斋在湖西期间，见证了“湖西肃托”。内心恐惧的他撇下部队，带了一个警卫连私自跑回萧县。此后他就在萧县一带转战，职务经常变动。

一开始他是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后改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这两个职务他带的部队还是一样，所以没什么问题。

但该部改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特务团后，耿蕴斋就改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担任司令，麾下有两个团被调出。这让他非常不满，认为是明升暗降，因而经常发牢骚。

或许是臭味相投，此时有几个人紧密聚拢在他身边，其中以吴信容和刘子仁为最。

吴信容也是萧县人， 萧县沦陷后也拉起一支武装抗日，后被我党收编，出任过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队大队长。此时耿蕴斋是第二总队总队长，两个老乡感情非常好。

1940年八路军第2纵队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吴信容改任第4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

这年夏，旅长谭友林奉命回延安，吴信容本以为自己可以接任，没想到组织派了饶子健过来担任旅长，使得吴信容非常不满，就开始闹情绪，与同样感觉被忽视的耿蕴斋频繁接触。

刘子仁则是河南永城人，1922年就进入冯玉祥西北军中任职，因得不到重用，全面抗战爆发后选择回乡自己拉队伍。

他好歹也从军这么久，有一定的带兵能力，在乱世之中就聚拢了数百人，在永城一带小有名气。

后来彭雪枫率部开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刘子仁带人投奔、表现得很积极，到1940年时，刘子仁已是八路军第4纵队6旅17团团长。

对别人来说，团长或许算不错，但刘子仁已从军18年、还是带着部队“投共”的，就不满足于这个职务。

而且刘子仁仍是旧军阀思想，他这个团底子是自己拉起来的，但政委、营长、连长都是“外来”的，人事和财政一个都抓不到，他感觉是被架空了。

刘子仁曾经担任过湖西人民义勇军第2总队29大队副大队长，与总队长耿蕴斋关系不错，三个感觉失意的人，经常就聚在一起喝酒。

喝得半醉后，他们的话语越来越大胆，渐渐地，就准备集体反叛。

碰巧这时国民党汤恩伯第31集团军受命对豫皖苏边区发动攻势，耿、吴、刘想着留下来可能被消耗，不如投奔国民党换个好前程。

这里面最狡猾的人是刘子仁，他选择在暗处跟耿、吴联络，导致八路军第4纵队吃了大亏。

二、错误预估形势

耿蕴斋和吴信容麾下多为萧县人，想着是自己拉起来的队伍，又在自己的地盘上，做事就特别大胆。

所以第4纵队很快也看出不寻常，派6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去做工作，尽量把耿蕴斋和吴信容争取回来，如果不行，就让刘子仁把耿、吴控制住。

之所以选择刘子仁，是因为他平时伪装得很好，且17团政委蔡永和团里干部多为老红军，部队党员占20%多，以为整个团都信得过。怎料刘子仁早有异心，麾下还有一支只认他的死忠...

12月10日，吴芝圃一行八人抵达17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当晚，吴芝圃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吴于11日上午12时来17团驻地吃饭，由吴芝圃出面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再视情况行事。

然而会议结束后，刘子仁秘密去找耿蕴斋和吴信容，三人策划好了叛变的具体步骤。

11日凌晨，刘子仁带着自己的死忠，将团政委蔡永以及营连干部、党员都秘密关押起来，由于就在他的地盘上，吴芝圃等人对此全然不知。

11日临近中午，吴芝圃坐等右等没等到人，心中感觉奇怪，就让地委书记李祖明去了解情况。结果李祖明被扣留，晚上才找到机会逃脱，回来告知叛乱已经发生。

李祖明刚说完没多久，一队骑兵就包围了驻地，吴芝圃等人随即被软禁。因为吴芝圃威望很高，耿蕴斋他们不想节外生枝，就让他择机返回组织。

但别的八路军干部就没那么好运了，耿蕴斋等人准备用这些干部做投名状，送给国民党汤恩伯。

被关押的团政委蔡永知道这样下去肯定没好事，便决定冒险突围，在一个晚上，他们趁着守备人员松懈，强行夺枪冲了出去。

可惜叛徒反应很快，立马跑来阻止，激战中，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组织股长盖卓如、17团副团长周大灿等人尽数牺牲。

只有蔡永及11位同志重伤后逃过叛徒们的追捕，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成功返回部队。

17团、18团两部叛变，八路军第4纵队非常惊讶，彭雪枫虽然调动部队想要歼灭叛军，但在国民党军队的介入下，最终没能成功。

时任第4纵队参谋长的张震后来回忆：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教训沉重，从此，永城、萧县、夏邑地区均为叛军所盘踞，豫皖苏边区形势迅速恶化，使我们失去了巩固的后方。

三、叛徒结局如何

三人投向国民党后，立即受到汤恩伯的接见，并获得了官职：耿蕴斋被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刘子仁担任一纵副司令兼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担任三支队队长。

但背叛的行径一旦做出，任谁都会想到今天可能叛你、明天也可能叛我，因此他们三人除了最开始有个宣传性质的高官外，后面一直不被重用。

这里面最先有结局的是吴信容，1942年就病逝了。他死后，部队被弟弟吴信元接管，1944年吴信元带着人马起义，又重新回到革命阵营。

然后是耿蕴斋，他原先觉得自己权力被削弱才投国民党，但到了国民党后权力直接被削没了，成为闲散人士。

他倒是很聪明，解放战争看国民党腐败不堪，就重回解放区，向人民政府忏悔并让子女都参加革命。出于统战需要，组织就让他回乡务农，子女允许留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镇反运动中曾逮捕过他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没有处置，1962年耿蕴斋在家中病逝。

最后就是刘子仁，17团那些干部牺牲主要是他下的命令，后来做的事，也是以他为恶。

1944年，刘子仁感觉不被重用，竟投向日本当了伪军。日本投降后，他带着一大票伪军再次跟随国民党，因人数不少，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54师师长。

只不过这种在国民政府眼里属于“炮灰”，此后几年刘子仁都是师长，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就跟着国民党一路跑，解放战争后期跑到四川巴中跑不动了，改名起义。

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刘子仁的真实身份被查出，不久在河南商丘地区处决。1960年12月，按照对起义将领以前罪行一律既往不咎的政策，刘子仁又被河南省高级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原17团2营政治干部徐春阳（88年中将）是当年死里逃生的人员之一，对于这个结果感到不可思议，80年代曾感慨：

我党我军虽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有‘既往不咎’的政策。可是，他（刘子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八路军的团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策应敌人对我军的进攻，带着部队叛变，叛变后随反动派军队与我军作战，破坏根据地民主政权，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压榨根据地人民，罪大恶极，罪有应得。这就是历史。有人还企图把他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后代还要求补偿损失，安排工作，更是可笑了。后代不应受株连，但也不能想靠‘平反’来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