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心态变化探析

杜聿明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上代替总司令刘峙履行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指挥之责。探析他的指挥心态变化，可以折射出在这场国共生死大决战中，国民党80万大军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我军是如何将“一锅夹生饭硬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的，从中也可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启示。

从辽沈大败战中赶来指挥，未上任便怀有一定的惧战避战心理。

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当时杜聿明正在葫芦岛处理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后续有关事宜。主要是避免更大的损失，将国民党的几万军队从辽沈战场上撤出来。

对于东北这片土地，杜聿明并不陌生。他军旅生涯之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

那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战和交织”的岁月，他率领着包括新1军、新6军等“王牌”在内的国民党部队，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大打出手，并且倚仗着综合优势，打了一些比较得意的仗，占了不少便宜，甚至将战线一度推到最北的松花江边。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种得意的时光早就时过境迁。经过两年的较量后，国民党越打越被动，越打人越少。特别是战争的时针指到1948年下半年的时候，国民党军更是江河日下。在南线，我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大胜，共歼灭国民党军20余万人。而在北线，刚刚结束的辽沈战役，国民党更是输得精光，47万多军队全被歼灭。

面对这种战局发展大势，国民党任何一位稍有头脑的将领都知道：再打下去，只会输得更惨。此时，在他们的心底间，可以说普遍产生了一种惧战避战心里。即使是一向以“雍容镇静”著称的杜聿明也不例外。济南战役之时，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等眼睁睁地看着王耀武集团覆灭，十几万大军愣是不敢前去救援，便是这种惧战避战心理的最好写照。

此时，即将从辽沈战场走向淮海战场的杜聿明，在多年后他回忆道：

“我怏怏地回到中山北路办事处，倒在沙发上，抱着脑袋，一言不发。深感局势已发展至此，现在去徐州无疑是往陷井里跳。干脆去住院”。“徐州已成这个鬼局面，自己去为刘峙等作俑，白白送死值得？还是不去的好”。“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淮海战役新论》第423页）

透过杜聿明的这段话，他的惧战避战心理已经非常明显。显然，带着这样的心理走向战场，“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无形的精神枷锁和束缚手脚的绳索”。不管他如何强打精神，不管他如何强作镇静，也难免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瞬息万变战况的判断和决策，而这又势必对部属作战的情绪和勇气带来相当的消极影响。

从糟糕的开局中接手指挥，刚开打便已知晓国军失败大势所趋。

淮海战役发起4天以后，也就是直到11月10日，蒋介石才正式改令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上负责徐蚌会战的指挥。在此之前，蒋介石原定由白崇禧来指挥。但没想到白崇禧先是同意，但很快又放了蒋介石的“鸽子”。最后蒋介石决定还是用他的心腹爱将杜聿明来担纲淮海战事的指挥。

可笑的是，国民党这边关于指挥的问题还在犹犹豫豫、吵吵闹闹、议而不决的时候，华东野战军粟裕这边却提前两天发起了淮海战役。杜聿明到达徐州了解和看到的是：何基沣、张克侠已率部起义，致使徐州东北门户大开，解放军山东兵团直接通过何、张防区，一举将黄百韬退向徐州之路遮断；华东野战军在追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已经顺势将他的1个军的部队吃掉，剩下的4个军也已被华东野战军包括在碾庄地区；中原野战军已开始进击津浦线之咽喉要地宿县，意图“隔断徐蚌线，使徐敌完全孤立”。

粟裕后来曾这样评价过杜聿明，说他“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粟裕谈淮海战役》）杜聿明这次刚刚接手的淮海战事，开局恰恰又是如此糟糕。对于杜聿明这个不善打逆风仗的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无异于蒙上了一层注定彻底失败的阴影”。

大兵团作战，一着不慎，便很可能招致满盘皆输。更何况是这一连串的错着败着呢？

实际上，早在淮海战役刚开始时，杜聿明就曾断言过：“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文史资料精选》第13集，第206页）到徐州接手指挥后，他进一步感到：淮海战役序战开始，蒋介石集团“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已形成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成一团，手足无措”。

对于高明的指挥员来说，往往追求的是未战而先胜。而对于此时的杜聿明来讲，恰恰是未战而先败。因为此时，黄百韬的12万人马距离被全歼已没有多少个时日了。杜聿明深知：他刚接手的第一个回合，国民党军就输得很惨。接下来的战事势必还会按着这种惯性走下去。如不出现奇迹，国民党军失败已是大势所趋了。

从步步的滞后中被动指挥，想挽狂澜于即倒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淮海战役刚开局国民党军便陷入了战役被动，尽管刚开战杜聿明便蒙上了一层失败的阴影，但杜聿明毕竟是国民党军名将，毕竟是见过大阵仗的人，毕竟是国民党军中为数不多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人。即便是黄百韬兵团被歼，他手上的兵力依然不比解放军的少。他仍然可以一搏，仍然可以作困兽之斗。

而蒋介石也认为，他向徐州战场派去了杜聿明，等于是派去了“可以力挽狂澜的肱股之臣”。杜聿明尽管并不愿临危受命，但即来之也只好安之。他当然也希望通过一己之力，“力求补救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将倾覆的半壁江山”。（《淮海之战》第73页）

杜聿明一到徐州后，立马判断出“共军会攻徐州是假的，而集中主力先歼灭黄百韬是实的”。针对这一战局，他立即想出了围魏救赵之计，提出了令黄百韬兵团坚决死守，以邱清泉、李弥兵团会同黄维兵团夹击中原野战军。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邱清泉等将领的充分认可。

应该说，这是一着大胆用兵之策，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着棋。但是，刚一提出来，就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否定。蒋绝不允许坐视黄百韬兵团被歼不理。于是，杜聿明只能按着蒋介石的意愿，率领邱、李两兵团继续东援黄百韬。

实际上，从杜聿明到任徐州，直至1949年1月10日被歼的60多天时间里，以他一贯“务实勤勉的作风”，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方案。甚至他在战役的每个阶段都有“一案”、“二案”，或“上、中、下”三策。但使杜聿明悲催的是，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对于他的这些建议，要么不予采纳，要么就是被采纳实行，中途又变卦。最终结果是，淮海战役三个阶段，蒋介石居然有三次大的改变决心，而每次改变决心往往带来的是更大的损兵折将。

尽管杜聿明原本上想“挽狂澜于即倒”，但他的战场指挥权力实在是有限，东面战场上的黄百韬兵团，南面战场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西南面战场上的黄维兵团，并不完全听命于他。即便是在徐州与他在一起的邱清泉、李弥兵团，他也不是完全能够摆平说了算。蒋介石有直接插手干预战事的毛病，杜聿明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也正是基于此，杜聿明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结果。最后，他的这种“挽狂澜于即倒”的雄心随着战事的推进而日渐泯灭。从此，一步一步开始走向被动，直至最终走向绝境。

从战退的矛盾中犹疑指挥，不敢机断丧失戎机至最终全军覆没。

与我军准备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大决战的明确战役决心相比，蒋介石和他的统帅部在作战指导上始终是模糊的，始终是不明确的。特别是他们并没有想到我敢于与其决战。杜聿明后来也回忆说：“他们（指顾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3页）。

显然，杜聿明的这种“未料到”是致命的。这直接导致了他在其后的指挥中犹疑不定、不断错乱。攻不敢放手攻，退不敢放手退。第一阶段，黄百韬兵团被围时，杜聿明便不敢令邱清泉、李弥兵团放胆东进。第二阶段同样也不敢令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放胆北进，主要就是怕被歼。非但如此，这些兵团一旦发现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溜，生怕被我诱歼。而“在这一伸一缩之间，戎机基本上就失去了，战役主动就失去了”。

最能体现杜聿明犹疑不定，不敢机断专行便是撤逃徐州的例子。他本以为这次撤逃徐州做得非常隐蔽，为达成突然性，杜聿明白天还令邱清泉兵团发动了个佯攻，借以迷惑我军，晚上便溜之大吉。

本来我追击杜聿明集团滞后一天多，杜聿明如果放开逃走，这一天多的时间差并不容易弥补。也许我能追上一部分，但完全追上并合围住并不容易。

但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空投的手令，让他去解黄维之围。实际上，在撤逃徐州之前，他曾向蒋介石报告过：“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按说，杜聿明作为徐州“剿总”的实际负责人，他本可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但他却不敢机断，他“怕失去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怕不听蒋介石的命令而担失败之责，甚至是上军事法庭”。

最终，明知救黄维等于去送死，等于是进入粟裕布设的包围圈，但杜聿明还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转去救黄维。在他认为，“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能轻易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淮海战役新论》第428页)

停下来救黄维，这使得杜聿明突然撤逃徐州的得意之笔，最终却演变成了最大的败笔。将近30万的人马一下子被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兜围住。这么多人被包围可是空前的。

即使陷入包围圈之中，杜聿明本也可以做一下困兽之斗，因为毕竟还有30来万人马，毕竟还有邱清泉的王牌主力。但杜聿明不能打逆风仗的毛病弱项再次显现出来。虽然他也曾在包围圈中采取了“重兵攻击一点”等战术，试图突出包围，但这些战术在被粟裕很快破掉后，杜聿明基本上就手足无措了，最后连突围的勇气也都失掉了。

至此时，淮海战役胜负大局已定。杜聿明集团最终被全歼，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最后总攻。仅用了4天，杜聿明集团就被彻底全歼了，他本人也落了个被俘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