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总结 | 极端天气频发，我们未来要如何行动？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气候系统多个层面都发生明显的变化。长序列气候观测资料综合分析显示，极端高温事件发生更为频繁、强度更强、持续时间延长，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人体健康等领域均造成显著影响。2024年6月，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高温热浪，全国6月平均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35℃）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4多，影响人口约3.8亿人。

由于气候变暖整体来说有利于水汽的增加，温度每上升1℃，大气中水的含量就会增加7%，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发生频次和强度也有所增加。近年来，中国多次发生破纪录的特大暴雨，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滑坡等灾害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以2024年为例，南方部分地区在4月至6月出现持续强持续降雨，造成多地洪涝，引发次生灾害，尤其部分地区重复受灾。

极端天气的影响往往具有复合性和级联性，城镇中基础设施及服务的任何一个环节因极端天气而停摆，都可能对其它部门、临近地区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挑战。

绿色和平位于全球各地的摄影师和气候项目工作人员，记录了2024年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极端灾害第一现场，并在今年11月刚刚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9现场进行了创意展示。

（上图可左右滑动浏览，下图为联合国气候大会投影）

2024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回顾

2024年4月以来，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遭遇了创纪录的极端高温热浪，曼谷的酷热指数一度达到摄氏52度的“非常危险”级别。高温对建筑工人、运输司机、农民和渔民等户外工作者的影响尤为严重。这种影响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和收入，还带来了个人健康风险。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温应对策略正在面临包括非正式定居点增加、人口增加、绿地减少以及能源需求上升等的多重挑战。

（上图可左右滑动浏览，下图为联合国气候大会投影）

2024年9月下旬，飓风海伦袭击美国东南部地区，造成大范围灾难性的破坏，导致超过200人死亡。这场飓风是自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以来袭击美国本土造成最多人员死亡的飓风。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增加像海伦这样最强烈飓风发生的可能性，大西洋热带气旋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将携带更多的水汽，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强度增强的过程变得更快。

（上图可左右滑动浏览，下图为联合国气候大会投影）

2024年10月29日，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等地区遭受暴雨袭击，短期降水量超过了以往一年的降水量。暴雨引发的洪水导致超过200人死亡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被称为“世纪洪灾”。尽管该地区过去也曾受暴雨影响，但此次更加极端。世界天气归因联盟（WWA）的一项分析显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使西班牙的降雨量增加了约12%，出现此次巴伦西亚洪灾那样强烈风暴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地方和国家政府准备不足以及灾难应对不力也是导致灾难发生的重要原因。

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公平公正问题正在凸显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气候变化具有滞后效应，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极端天气现象，是历史上过度碳排放的结果。我们的确已经越过了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即便立即停止排放，极端天气事件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频繁发生。这一现实情况要求我们在减缓排放的同时，必须重视适应工作的协同。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下，不同区域、行业、以及个体，需要如何与自然共处？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长期研究区域气候风险议题。在近期接受《第一财经》杂志记者的专访时，她表示，基础设施的更新是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其需要高昂的经济和时间付出，在极端天气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平衡变得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急响应中的“人”的因素变得尤为重要，也成为提升韧性的关键。个体除了在面对极端天气时需要具有自我保护意识、能对生产生活积极调整之外，还可以进入到更大的社群中，参与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情。以下是对谈内容，首发自《第一财经》杂志。

Q=YiMagazine

A=刘君言

Q：过去这一年，在气候领域，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A：极端天气不再是周期性波动出现，其强度和不确定性都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凸显。在过去这几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灾害这个词开始与气候变化紧密关联。

此外，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也开始凸显。此前，城市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较弱，但近年来气候灾害的频发，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特别是城市区域。在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气候变化已对社会经济稳定带来负面冲击。此外，气候变化的直接风险和城市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比如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相结合，可能引发更为严峻的系统性危机。除了一、二线城市之外，更小的城镇则面临财政支撑不足、公共服务欠缺、风险管理能力较差等问题，灾害冲击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灾后恢复也面临更多挑战。

在政策方面，过去的气候应对方案更多侧重于减排，而在今年的COP29会议上，中国生态环境部强调了气候变化应对中“适应”的重要性。因为气候系统的滞后效应，即使我们立刻停止排放，极端天气仍将持续，若不加强韧性建设，采取恰当的适应措施，灾后修复过程中仍可能增加碳排放，造成健康、安全、经济方面的进一步损失。因此，减缓和适应工作的协同变得愈发重要。2022年，中国提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并在各级政府中逐步推进。

与此同时，公众的危机感和对气候变化的重视逐渐提升。相较于环境污染这类更可见的危害，此前气候变化的隐性特征使得公众意识的提升较慢，但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气候变化问题已变得更加显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显著提高。

Q：城市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A：目前，城市的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多仍然是基于旧标准，难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但是，大规模的老旧基础设施改造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改造的经济成本高昂；其次，需要大量时间，无法马上看到成效。而且，不断地提高标准会导致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匹配，且难以应对气候危机的不确定性。

在提高城市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韧性方面，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北京2021年的“8·16暴雨”之后，中国各城市的应急响应能力都有所提升。比如，预警的发布更加及时，市民在手机上就可以收到通知，可以选择灵活办公和错峰出行。对于可能出现积水的涵洞附近也都有专人值守。这种从人出发的灵活响应补充了基础设施的不足，提升了应对灾害的能力。

绿色和平东南亚办公室总干事亚伯·萨诺（Yeb Sano）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现场接受《三联生活杂志》采访时表示，刚刚登陆的台风”天兔”是菲律宾在短短三周内迎接的第五个台风。

Q：除了城市，农村地区有哪些适应的措施？

A：在采取气候应对行动时，关键在于能采取多元化的和因地制宜的方法，我们发现农业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领域。农业领域的应对方面非常分散，目前仍有政策缺口，且与城市相比，农村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财政支持。

在中国，90%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这个群体“靠天吃饭”，他们的在应对方面主体性很强，个人的应对行动甚至是经常跑在政策前面的，比如自发地调整种植资源和作业方法、开展日常的季节性变化观察等。

目前，宏观上的农业应对政策普遍都在讲技术，重要思路是通过对天气的监测来指导农作物种植的选择。但是，农业方面的适应想要进一步推进，需要从农业技术提升和农作物品种调整的范围中跳出，形成系统化的政策图谱和互相支持的体系网络，这其中涉及地方政府、农民、合作社和生态农业企业等不同主体。

Q：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气候变化作为决策中的考量因素，企业应该怎么做，才能应对气候变化？

A：目前气候变化变成了很多企业在做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企业需要综合考量气候因素对能源、生产成本乃至金融风险的影响。举个例子，前几年有很多铝企因为成本考虑迁移到了云南，因为云南的用电来源大多是水电，清洁能源相对便宜。但近几年云南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导致水资源很紧张，水力发电受到影响，生产成本激增迫使企业考虑再次搬迁。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波及下游产业，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如债务和银行贷款问题。此前，金融机构大多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转型风险，而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物理风险，研究投资等活动如何受气候本身的影响，例如房地产投资可能因区域气候变化而贬值。但目前要精确计算灾害级别和经济损失之间的关联仍然有很多技术难点。

Q：面对气候变化的现状，普通人还可以做些什么？

A：在个人层面，过去我们提到气候行动，主要谈的是低碳出行、节水节电等，提倡个体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这肯定是积极正向的行动，但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力不从心，因为个人微小的贡献和整体的排放量相比太微弱。但是在个人到社会的光谱上，还有很大范围的中间阶段，比如在社区和社群层面，个人可以参与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事情。

个人既可以在物理的社群中去推动变化，比如识别脆弱人群和高风险基础设施，形成集体行动方案，也可以在特定兴趣或文化社群中开展活动，将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属性和气候行动相结合。比如，设计师和规划师可以用应对气候变化为背景开展一些设计和规划，通过社群发挥出超出个体的影响力。

Q：过去一年，你个人有关注特定的气候议题吗？

A：在COP29中，我会特别关注损失与损害（lost and damage）的议题。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小岛国，它们历史排放并不多但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这涉及到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公平和公正问题。

与之相关的，过去一年我也特别关注气候的公正转型的议题。这个议题在国际上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过去一年在国内开始被提及。公正转型主要讨论的是低碳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在气候治理进程中，往往伴随行业性萎缩、工作机会损失乃至地区经济发展困境，需要通过综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措施来解决。

国际上公正转型有一些经典的例子，比如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实践，但是发达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往往是一个产业支撑一个城市或省份的经济，因此产业转型时，就业结构的强绑定和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成为难题。比如新能源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区域差异、技能要求等原因，新产业难以完全承接传统产业工人，这就给转型发展带来了挑战。

目前中国并未制定明确的公正转型制度框架，但在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程中，煤炭、钢铁、水泥、煤电等行业已经面临就业、社会保障、城市发展等多重压力，也有了一些实践，这些行业的应对措施为制定公正转型政策积累了经验，比如山西省煤炭产业，山东省钢铁行业，湖北省汽车行业，和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城市探索。中国目前在推进绿色低碳、公平公正转型中积累的经验也将为全球气候治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借鉴。

QA来源：《第一财经》YiMagazine

照片来源：Greenpeace 绿色和平

在第二届亚洲公益论坛上，绿色和平携手海南闻道社会组织服务发展中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元行动”为题举办分论坛。刘君言博士分享了若干绿色和平气候工作的案例，认为气候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开新的领域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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