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党河石窟里的“当代画工”，与时间对抗

7月26日，两位来自重庆的志愿者周思羽和郑升华，在北壁即将完成的药师七佛经变壁画，进行局部补色。

从敦煌市西南出，往阳关途中，道左不远处即为党河，河床北岸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南岸是斗折蛇曲的沙山，还有沿沙丘蜿蜒蛇行的小旋风。

北岸成片坚硬的戈壁大滩，布满蓝灰色的石子，迎面不远处的灰白色山体状如大佛仰睡在戈壁上。佛头仿佛枕着党河水库的大坝，干旱、野性、质朴，一切浑然天成。

敦煌市区西南30多公里处的党河，被风剥蚀严重，崖壁裂成深沟，形同峡谷。党河石窟位于其中的一个河湾，距离西千佛洞约600米。

日月往西，水流往东，这八个字无限接近此时的天和地。从南边祁连山冰大坂向西北流出的党河，在经过党河水库的时候，拐向了东北，注入敦煌绿洲。党河石窟就开凿在这段改向东流的党河河床的悬崖峭壁上。

7月26日，陈江晓在洞窟的南壁进行观无量寿经变图的线描，每年3个月的洞窟绘画，她每天大约绘画6个小时以上。

来敦煌

修复壁画

从6月到8月的每天清晨，57岁的陈江晓从敦煌市区出发到党河石窟前都要先去市场买上一点新鲜蔬菜、面条、饮用水，石窟只通了电没有通水，且无法住人，好在有电磁灶能做顿简单的素餐，之后再把垃圾带回市里。

在画窟前，她会提上空桶从附近的河岸走下河床，灌上冰凉的雪山融水去浇灌石窟底部石笼下试种的巨菌草。

7月26日，从敦煌市开车30公里到党河石窟后，进入石窟绘画前，陈江晓和两位来自重庆的志愿者周思羽和郑升华，带着水桶，从党河中提水，浇灌石窟底部石笼下试种的巨菌草。

半干半湿的河床原有的芦苇、红柳、杨树长得稀疏，这种来自云南的类似竹子模样的巨菌草要能长到两三米高，是堆肥的好材料，党河石窟的地面周遭环境，今后适合打造成低碳生活样本。

陈江晓说这种来自云南的类似竹子模样的巨菌草要能长到两三米高，即可对位于河床的石窟底部起到保护作用，也可作为将来低碳生活的原材料使用。

随后她返回窟里，走下80多级台阶，一门心思地画起来，经常忘了时间，忘了沉闷，忘了肚子饿。如果参观的人多起来，她脸色立即不好了，觉得他们打扰了自己。买菜、浇水、做饭、画窟，每年的这三个月里，她的画工生活两点一线周而复始。

每天，陈江晓上下两趟，通过进出洞窟的80级台阶，洞窟内温度夏季基本保持在摄氏12度左右。

故事还要从2018年开始，玉溪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陈江晓提前退休，决定用10年时间自费在党河石窟里复原莫高窟220窟精美的初唐壁画，这组壁画分别是主室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的药师七佛经变、东壁门上和门两侧的维摩诘经变，西壁龛两侧是文殊变和普贤变，均为大型经变画的代表。

志愿者周思羽几乎匍匐在地面进行着色，她说古人在洞窟里作画，不仅是技术活，还是体力活。

6年过去，“药师七佛经变”的复原性临摹已经完成，面对面的“观无量寿经变”正在进行中。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鲜艳华美。下方四身供养菩萨之一，青发丰盈，珠宝为饰，一手支地，一手持莲苞，仰视诸佛，动作自在而虔诚。

洞窟是精神的实体化，也是虚拟的现实。与壁画贴得足够近，真的很有感受，那些千年前的人物形象立即复活了，人和像马上有了无以名状的亲切感，仿佛双方暌违多年，如今又重逢了，几乎可以把他们请下来，推杯换盏，聊聊家常。

常嘉煌（常书鸿之子。常书鸿，中国现当代油画家、敦煌学家）介绍，党河石窟已开凿的20多个洞窟里，目前完成的是1号“海外遗宝窟”，是通过传统绘画技巧将流失海外的精美敦煌绢画复原到当代石窟的墙上。常嘉煌回忆，2001年，一号窟开工，母亲李承仙每天走下80多级陡阶到石窟里，站到脚手架上去画画，一画一整天，再走上来，为了避免上厕所，整天工作忍着不喝水。她那时已经77岁。

来敦煌

开凿新石窟

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组人员发现220窟北壁上壁画正在逐渐脱，剥去四壁之上层壁画，初唐异常鲜亮的艺术杰作赫然重晖——以整壁一铺大型经变画的形式布局，绘制了当时在敦煌没有见过的全新图样。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画工是谁。按照当时的惯例，绘画的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作的壁画上。于是，这个杰出的画工被时间的洪流湮没了。

在敦煌绘画期间，陈江晓也会慕名去参观一些知名画家的壁画作品，并从创作者角度来分析壁画作品所表达的想法。

曾经，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石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上世纪50年代“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就计划在敦煌附近的崖壁上开凿新石窟，研究学习的同时进行新的壁画和彩塑的创作，传承和延续敦煌石窟艺术活动，“用古老的载体把现在的文明留给后代”。1996年，常书鸿夫人李承仙和儿子常嘉煌开始在党河河床上开凿石窟。

7月27日，常嘉煌带着工作人员，进入一些开凿完成的石窟，他计划将父亲常书鸿的一些文献封存于此。

现在，站在党河的河道抬头向上看，垂直向上6米的峭壁上，像窗口一样分布了三层 20多个石窟，毗邻很可能比莫高窟开凿还早的西千佛洞。常嘉煌告诉记者，从1996年到2018年，最初石窟被命名为敦煌现代石窟，2019年到2023年改名为当代石窟，2024年7月定名为党河石窟。

7月27日，常嘉煌先生站在3号窟中日净土窟中，该窟复原七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奈良当麻寺的一幅精美壁画，还未最后完工。

壁画

“莫高窟”风格

敦煌壁画临摹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复原性临摹、整理性临摹和现状性临摹，皆有相应的技法要求。

复原性临摹是指再现壁画初绘时期的造型特点、线条形式、色泽面貌的一种临摹方法。这种临摹方法的目的是，去除历史给予的破损痕迹，准确科学地再现壁画的原始风貌。

陈江晓说，完成2号窟的唐代精华窟，她的估算里，复原一面墙的壁画需要三年，三面墙就是十年，按目前进度，如期完成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石窟里实地学习很有必要，陈江晓说。

难度之大，远远超出她的想象，以前有些轻看佛像，认为佛像多呆板、简单，一动手才知道，恰好相反，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仪容仪态实际上更难表达，需要最细小的尺度，真的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线的主次、墨色的浓淡、起笔收笔停顿转折，都与人物形态的神情密切相连，手上的功夫还要练，原有的笔力腕力现在看来还不够，得重新练。

陈江晓说，与西方绘画不同，在中国画里，线是有生命的东西，画者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线条来反映对象的质感，人物的动势、情态。

同时会突然认识到颜色的伟大，颜色的潜力。莫高窟是颜色的世界，莫高窟里的颜色是最自由奔放的，这里有全世界最完整、最精彩的颜色。色是实有，不过是红、蓝、黑、白，彩是总合，是新的东西，是产生与所有实有之上的虚幻。

复原性临摹的色彩的最高标准仍然是和谐，同色找微差，异色反求一致，在画里，复杂和单纯互不相让，诸如此类。

复原临摹使用的颜料，是陈江晓专门在家里配制，几十斤的颜料都是从云南的家中背过来的。

党河石窟的经营

全由志愿者参与

党河石窟的营造至今已经28年，全部由志愿者参与，因为缺少关注和支持，基本处于撂荒的状态，凿窟与绘制壁画也是断续进行。

志愿者马斯宇到了敦煌不久，就感冒发烧，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他就全副武装进入到洞窟参与临摹工作。他觉得，这样的作画机会，得来不易。

陈江晓还记得，石窟开凿之初，李承仙先生常在全国各大美术院校奔走演讲，向艺术家们发出学习、创作的邀请，但应者寥寥，“当时只有我的老师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李白玲教授带着还是学生的我们来画了1号窟”，陈江晓说。

石窟上面的地面建筑里有个小厨房，陈江晓和志愿者们自己做饭解决一日三餐，最常吃的是自己动手做的拉面，配一些西红柿和青菜，饮用水要从外面买来。

党河石窟与莫高窟只隔着鸣沙山，对于这是不是一项可以延续下去的艺术工程，陈江晓觉得，莫高窟的开凿始于一个名叫乐尊的和尚的突发奇想，曾经的莫高窟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藏在一个遥远、偏僻、荒凉的地方，远离繁华，可有可无。

但那些状如蜂巢的石窟的深处，人神云集，不声不响，带着一种用微笑、沉默、软弱、忍耐和这个世界较量到底势不罢休的决心。

每天傍晚7点前，陈江晓和志愿者们收工，然后驱车30公里回到敦煌市居住。

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取决于对自己时间的经营，“只要能给我画，我就会画下去”，陈江晓。

7月28日，党河石窟全貌，自1996年开凿以来，党河石窟历经了各种极端气候，纹丝不动，随着越来越多全国乃至全世界志愿者画工的付出，这里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的新空间。

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影报道

文 刘旻

编辑 王远征 张湘涓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