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无用》：在艺术家眼中，艺术不是源自生活，而是源自活着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机器隆隆运转。

有人说，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也有人说，说这些声音太过庞大，庞大到盖过了传统手工业的呼声。

可东西方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不就是如此吗？

他们带来了新的，也必将舍去旧的。

他们给了部分工人尊重，也必将剥夺部分工人的权利。

千百年来，这就是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但向来如此，便对吗？

时代变得越来越功利，机器不再为人所服务，物才是所谓的上帝。

底层劳动者究竟该如何寻找生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不光我们在找，贾樟柯也在找。于是，《无用》这部纪录片便诞生了。

01

2006年，在广东的一家服装加工厂。

闷热嘈杂的车间内，工人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他们每完成一件衣服就能多拿一点微薄的报酬。

工人们从早到晚，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枯燥的工作。

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们所做的这些衣服最终会去往何方。

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衣物会卖给什么人，卖到什么价格。

知识越多，烦恼越多，身处其中的工人们心知肚明，索性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没有互联网时代的丰富资讯，他们对外界的理解也是有限的。

尽管生活依旧艰苦，至少心中的幸福感是单纯的。

他们的生活像是不断被割裂的碎片，拼凑起来的是对未来的微弱期许。

对于工人们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生活的贫困，而是突然间的未知与不安。

若是一家人依赖着这份收入，连一个月没开工资都足以让未来变得迷茫而绝望。

工作结束后，工人们一窝蜂地涌向食堂，食堂里的人多得让座位显得尤为珍贵。

很多人习惯了站着吃饭，或者选择穿过狭窄的门缝，从中间的空隙里悄悄挤过去。

像是在夹缝中谋生存。

毕竟，能节省一点时间，吃上一口饭，才是最重要的事。

02

但与工人不同的，是时装设计师马可。

为了参加次年的巴黎时装发布会，马可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一种带有时代性的设计理念。

她认为，眼前的有用和未来的价值往往不同，她想做些现在未必有用的东西。

于是乎，“无用”这个项目应运而生。

在服装加工厂里，马可找到了“无用”项目的灵感来源。

她要设计出一种粗糙有质感、彰显自然气息的服装。

可这些粗糙与自然是什么？

是流水线上工人的手工，是流水线上工人的穿着，是流水线工人的一生。

不过，这还不够，马可想要更为原始的粗犷的内容。而她的目光，投向了汾阳。

山西汾阳有一家小裁缝铺，店主夫妇俩为一位老汉缝补衣服，结束后只收了两块钱。

老汉原本想多付一块钱，却被店主拒绝了。

导演随后采访了这家裁缝铺的主人，他们的生活简朴坦然，尽管收入微薄，却也自得其乐。

可同样是汾阳，同样是一家裁缝铺，同样是一对夫妻，生活状况却大相径庭。

丈夫酗酒不顾家，身怀六甲的妻子怨声载道。

白天要为了生活给别人缝缝补补，晚上又要为了家庭缝缝补补。

对于这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妻子实在是受够了。

而对于设计师马可而言，这趟汾阳之行收获颇丰。

为了进一步将"无用"的设计理念付诸实践，马可还来到了汾阳本地的一处煤矿。

矿工们冒着危险辛勤劳作，但收入并不高。

有夫妇二人选择来矿上打工，因为相比裁缝这一行，他们能挣到更多的钱，哪怕工作再苦再累。

马可与矿工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观察他们身上朴素的工装。

她意识到，这些看似粗糙无用的东西，其实蕴藏着最质朴的生命力量。

时光匆匆流转，马可终于在巴黎时装周上发布了自己的“无用”系列。

秀场上，模特们身着粗布麻衣，踏着简朴的步伐，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刻，马可将时尚与民生、艺术与劳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她用设计诠释着“无用之用，大于有用”，引发人们对物质与精神、功利与理想的反思。

秀后采访中，马可坦言“无用”的理念源自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是对快时尚浮华的一种反拨。

更是唤起人们重新审视手工艺价值与生活本质的一次尝试。

纪录片的最后，马可又回到了煤矿，将自己设计的服装赠予辛勤的矿工们。

这一幕让人动容，却也令人迷惑：艺术能否改变生活？设计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

03

《无用》试图从设计师马可的视角，探讨工业时代“手工”的意义。

然而，影片对底层劳动者生活的呈现方式，引发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可否认，作为一部纪录片，《无用》触及了工业化、全球化语境下诸多尖锐矛盾。

从广州工厂到巴黎时装周再到山西煤矿，我们看到设计理念与工人现实生活的强烈反差。

影片对这一现实的关注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贾樟柯的镜头在某些时候似乎冷漠、傲慢，没有给予被拍摄者应有的尊重。

如医务室就诊工人局促不安的神情，矿区路边中年男子过于“配合”的注视。

以及对裁缝夫妇刻意营造的采访氛围，无不让人质疑导演的拍摄伦理。

一部纪录片理应尊重并如实呈现拍摄对象的生活，而非从道德和权力的高地予以审视、引导。

从影片对马可的特写和溢美，到片尾漫长的工作人员名单。

我们很难感受到导演对底层群体的真切关怀。

可以说，《无用》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即在社会剧变中，艺术和设计能为大众带来什么？

影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有价值的，但在具体呈现上，《无用》又不免流于表面。

没能更深入地挖掘问题的实质，反而在无意中放大了设计概念与工人现实的隔阂。

毋庸置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引发反思。

但《无用》的遗憾在于，它对现实的揭示还不够深刻，对被拍摄者的态度还欠缺应有的平等和尊重。

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的困境：

理念容易陷入自说自话，而忽视了与他者的真诚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