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岁月。9岁那年读小学，正是国家普及义务教育时期，学生只交几角钱的课本费，但因家庭极度贫困，父母无力承担我们三兄弟和姐姐的书本费，万般无奈之下恳请老师给垫付，待卖干柴和药材换来钱还上，年年如此。

1969年春—1973年末是我读小学阶段，家里7口人，我家是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最穷的一家，这是遭遇两次毁灭性灾难带来的恶果。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时，为免遭日军残酷屠杀，寒冬季节，爹娘和村里6户人家躲进深山老林，用木材和燕麦秸秆搭建起简易草棚，6家人的草棚相隔较近，有一家邻居将做饭燃尽的木炭从灶膛里掏出来，遇上一股大风，他家的草棚被火引燃，很快蔓延到包括我家在内的所有草棚，只10多分钟的工夫，6个家庭的草棚连同被褥、日用品全部葬身火海，幸亏人跑得快，无一人被大火烧死烧伤。

这场灾难过后，6个家庭几乎陷入绝境，好在有山里的树叶充饥和亲友的帮助，虽有饿死的，但多数人还是存活了下来。火灾后，靠父亲的木匠手艺挣钱养家，好不容易缓过劲来，可是10多年后又一场灾难突然降临。1956年初秋，连降一个多月暴雨、中雨，灾难在一步步逼近，但没有丝毫先兆。当时父母、大姐和两个哥哥居住的村子叫大石湖，三间茅草房坐落在山坡上，后靠山前邻水，许多人说这是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谁知这里竟成了家破人亡的生命禁区！

一天深夜，房后10多米处的山坡上突然冒出两股洪水向我家的三间房屋咆哮而来，石头泥巴墙哪能经得起洪水猛兽的袭击，危在旦夕、在房子被洪水冲毁之际，母亲带着大哥冲出房间逃命时，年仅10岁的大哥不幸被倒塌的房屋活活砸死在家门口，家里积蓄的一缸又一缸玉米、燕麦、谷子等五谷杂粮和被褥等所有生活用品被狂傲不羁的洪水卷走，大姐在炕角被垮塌的房屋檩条和木椽挡住死里逃生。这场灾难将幸存的一家4口推向死亡的边缘，全家人掩埋了大哥，流着眼泪离开这个死亡之地。

在政府的救助和亲戚、邻居的帮助下，加上山里的树叶补充，全家人没一个倒下。水灾过后的第二、四、六年，我、二姐、弟弟相继降临，家里没一点存粮，别说吃饱饭了，半饱都难。全家人的口粮补给是母亲和大姐从山里采回来的野菜，没一滴油、一粒盐，越嚼越多的树叶也得一口一口地咽下，不然会饿死。等到我懂事，家里还是村里倒数第一的贫困户，家里人口多，没粮吃，没衣穿，度日如年。我7岁起与生产队两个小伙伴到山里挖黑柴胡、黄芪等药材，晒干后到公社收购站出售；从山里砍上一梱有一捆干柴到9里、12里外的两个村子，卖给有钱人换取下学期的书费和一家人买油盐、火柴、棉花、棉布的钱。童年的多半岁月，除了上学、吃饭、睡觉，其余时间便是砍柴、挖药材、帮父母种自留地、收割庄稼、割猪草、扫院子、抬水，没有享受到多少快乐。

国家不富裕，家穷，学校也穷。学生的课桌、凳子都很简单，是用山里的木头加工而成的。学校唯一的体育器材便是由两段木头与一根铁棍组成的单杠，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体育设施成了梦中神话，升入初中才看到校园里有一个石头垒砌的乒乓球台，没有球网和球拍，用砖块在中间摆一溜，球拍是学生用木板制作的。即便是这么简易的球台，一下课便围满了学生，像我这样老实巴交的孩子，根本抢不到，所以从小学到初中都没学会打乒乓球。

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读书普遍晚，我9岁上小学，有几个同学比我还晚一两年。小学5年是我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和父母、哥哥、姐姐、弟弟在饥寒交迫中度过每一天。破衣烂衫，衣裤、鞋袜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上衣下衣都是大补丁上摞着小补丁，颜色不一，像“百家衣”。数九寒天，没衬衣衬裤，内裤更是一种奢望，女孩子们也不例外。只有一身棉衣保暖防寒，到山里砍柴，往返学校，冷风从下衣襟灌进来，冷得浑身直打哆嗦。

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北京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寄回家，孩子们穿得好，吃得饱，是我们学校所有同学中最富裕的，当时他们四兄妹在小学不同年级读书，人人都有文具盒、圆珠笔、钢笔，其他同学望尘莫及。我天天在想，什么时间也有一个文具盒、一支钢笔和圆珠笔？记得我上三年级那年，父亲花1元钱给我们三兄弟和二姐每人买了一支红色圆珠笔，我的一支不慎掉进邻居家的茅坑里，急的大哭，生怕挨父亲一顿暴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支沾满粪便的圆珠笔捞出来，用水洗干净继续使用。这支笔放在现在也不过一元钱而已，但在70年代，一支圆珠笔的钱能买一斤半食盐，够一家人吃一个月。

我和哥哥、二姐、弟弟演算题、练习写字用的都是石板和石笔，这是盼了好久，爹娘咬牙将买油、盐、碱的钱省下买来的。抄本是4分钱一张纸折叠成32页缀成的本子，已经很奢侈了。哥哥和姐姐用过的抄本，每一页背面是空白的，我拿来写作业，将家里所有能利用的纸张都用上了。我10岁那年，有一次学校破天荒地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封面印有“梅花”图案的32开的抄本，我却没得到。起因是王老师在厕所“方便”时，我和高年级的一个班干部在距离厕所不远处嬉戏，他嗤嗤地笑个不停，老师听到后大为恼火，以为是针对他。老师先找那位班干部问话，我听到他罗列了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朝我泼脏水。轮到真我谈话时，老师恶狠狠的表情吓得我瑟瑟发抖，我不承认有过激言行，老师说我不诚实，有口难辩，挨了一顿训斥还被老师踢了一脚。结果是除我之外，人人都发了抄本。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伤害很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50多年过去，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70年代中期，省道都是土路，乡村不通公路，到县城一趟，凌晨4点便起来步行30里前往与省道接壤的路口乘长途汽车。去供销社买盐、煤油等日用品要往返15公里，去时大多是下坡，返回就没那么轻松了，在羊场小路上行走，越走越吃力，加上饥肠辘辘，比来时耗费的时间多一半，稍不留神，被石头绊倒摔伤是常有的事。

那时的公社、乡村都是石木结构的瓦房或者平房，县城才有楼房。“文革”期间，农民除卖点药材、鸡蛋、干柴，有一点微薄的收入，没别的经济来源。有手艺的村民，未经村支书允许，外出做生意挣钱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按“投机倒把罪”论处，要坐牢的。父亲是方圆百里的好木匠，却只能老老实实呆在生产队种地，望着大山叹息，与家人一起过苦日子。有一年有个外地人经过一番伪装，偷偷带着一台织袜机到我们生产队织袜子，加工一双两毛钱，结果在返回的路上被人举报，公社干部将其抓获，被判刑入狱。

童年的时光本来是最快乐的，可是由于身处山区和家境贫寒，我几乎没有感受到多少快乐。小时候吃得苦对我参军、兵转工后义无反顾地走自学写作之路、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是一种潜在的动力。我工作之余，埋头读完高中、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从一个少年农民变身为家族里为之骄傲的文化人，从军人到央企工人再到领导干部的华丽转身，获得各级各类奖项90多次，荣誉证书装满一大箱。因为有写作、摄影方面的特长，2020年退休后被所在单位聘请为“企业文化顾问”，老要有为，续写新的人生。

（中铁十五局集团常山江航电枢纽项目部 吕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