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4师师长是上将，政委为何授大将？两次独断专行挽救全师的命运

红军时期，为了解决政委和军事主官谁有最后决定权的问题，特别明确规定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力”，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的来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起初一段时间是不设政委的，由政训处主任代行政委的职责。

当时黄克诚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深入部队多次调查后发现，政委这一职务的空缺是个很大的弊端。不少部队中由于缺少政委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现象，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势头。于是他果断向中央建议，恢复被取消的政委制度，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采纳。

政委制度恢复后，依然沿用了红军时期的规定，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1942年5月初，华北日军调集5万重兵对冀中军区发起大举围攻，第八军分区成了日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战斗中，八分区第30团被数千日军包围在了肃宁县窝北镇的雪村。当时司令员常德善身边只有一个23团，而且还带着不少非战斗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常德善认为仅靠手中的23团根本就不具备把30团从日军重围中救出来的能力，如果意气用事，只会徒增伤亡。于是他决定从外围对日军进行袭扰，以此来配合30团突围。但政委王远音不同意，认为仅从外围袭扰根本就不可能把30团救出来，他要求23团直接冲进雪村和30团并肩作战，一起向外杀。

常德善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只会把23团也给葬送了。但政委王远音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动用了政委最后决定权。常德善无奈，只得带领23团冲进了雪村，结果不仅没有把30团给救出来，23团自身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战斗中常德善英勇牺牲，王远音突围后不久也因重伤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30团团长肖治国和政委汪威等一大批干部。

王远音的这次感情用事，给冀中八分区造成了重大损失。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学运工作，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后来在部队中从事的也是政工工作，没有单独指挥过战斗。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当时的形势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没有采纳司令员常德善的建议，而是意气用事，带领23团投入了雪村战斗，给部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此战过后不久，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就被取消了，战役指挥由军事主官下最后的决心。但这并不是说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就一定是不好的，战争年代，不少部队的政委都是军政双优的名将，比如黄克诚大将，他就长期担任政委的职务。晚年的时候，他回忆说自己靠政委的最后决定权两次挽救了红4师。

1933年9月末，蒋介石调集10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大举进攻。此时李德已经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他放弃了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伏击战，改为和敌人死拼阵地。当时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远远不如对手，死打硬拼的结果可想而知。红军苦战一年，不仅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自身还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李德把战略转移当成了大搬家，带上了许许多多的坛坛罐罐和笨重的机器，此举严重拖慢了部队的行进速度，也给了蒋介石从容调整部署的机会，最终红军在湘江陷入了重围。当时黄克诚在红4师当政委，和张宗逊搭档。4师的任务是在湘江南岸构筑阵地，阻击侧翼的桂军，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湘江。

阵地刚构筑完，桂系部队就冲了上来，黄克诚和张宗逊指挥部队奋勇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当中，桂系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再加上兵力也占据优势，因此不断对红4师的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激战中，第10团团长沈树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继续指挥10团战斗，不久后他也中弹牺牲。

危急关头，张宗逊和黄克诚都赶到前线指挥，这才稳住了阵地。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红4师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也全都通过了湘江。黄克诚见状，就对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带领部队立即撤退。”

张宗逊却说不能撤，理由是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黄克诚见状又说：“现在不撤，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我们会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执意要等待上级下命令才肯撤退。我看任务已经完成，情况又相当危险，若再迟疑，将招致全师覆灭。”

当时政委有最后决定权，黄克诚就对张师长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张宗逊这才带着部队开始撤退。红4师撤退后不久，桂系就涌了上来，如果再拖延一会，红4师就会落入敌人的重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后红4师又在资源县的两河口和桂军发生了激战。

当时红4师守在一个山头上阻击桂军，掩护主力转移。敌人仗着兵多火力猛，不断发起猛攻，红4师的多处阵地都陷入了苦战。但为了掩护主力转移，战士们都拼了命，打得极为顽强。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后，张师长依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称未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后撤。

此时黄克诚又一次动用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红4师这才从山头上撤退。黄克诚后来回忆说：“那时如若不走，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以此来看，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也不是坏事，关键是政委自身的军事指挥才能要过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政双优。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黄克诚则成了开国大将，在十大将当中高居第三位，排名还在陈赓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