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如何开市民公园之先河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一息斋今貌

◎金磊（文化学者）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成为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知名度也更高了。

110年前的1914年，古都北京发生了两件大事件：一是拆除天安门广场千步廊，予以拓展；二是辟崇高而神圣的社稷坛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它们都是北京古都迈向现代化的壮举，是北京近代史上早期“城市更新”的行动。

朱启钤（1872-1964）是当今知识界、思想界、城市建筑界颇熟悉的近现代人物，其历史功绩已有定论，近30年来聚焦其生平事迹与贡献的著作不少，但难寻专述他对北京近现代建设贡献的书。《朱启钤与中山公园》由北京中山公园与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共同主编，从新旧与古今两个维度，讲述了中山公园的百年历史。

一息斋在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正门东侧，原是明清皇帝祭坛时侍卫住所，110年前为存放千步廊拆除旧料专用，朱启钤1930年后在此办公，他亲题匾额“一息斋”。“一息斋”字系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的箴言，意在表明“只要呼吸未停，就应毫不倦息地工作”，这就是朱启钤的座右铭。朱启钤儿子朱海北在忆及中山公园一息斋时表示：“我于孩提时，常随先父和家人到此游玩，犹能忆及先父事必躬亲的勤劳情景；故每经过一息斋旧址，都感念遗训，激励良多。看到园中游人在优美环境中怡然自得之情，更感受到当年启钤公和他的同道们在建园善举终获成果带来的欣慰。”

《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呈现的内容极为丰富，鲜为人知的是，其一，将明清两代市民禁地社稷坛成功辟为北京第一个市民公园——中央公园（1928年后更名为中山公园），掀起了全国的“公园开放运动”。虽有资料记载，早在1905年天津《大公报》刊发“北京京城宜创造公园说”，但真正行动是1913年春。当时朱启钤带人到社稷坛丈量场地，因当时皇家祭祀活动已无，祭坛一无荒凉，面对古柏参天的清幽环境，多处地方已成养牛养羊的园子，他认为要变这破败的社稷坛为面向公众的公园。

由社稷坛转型人民的公园，非一日之功，他在1914年的京都市政公所做了大量传播教育的铺垫。《市政通知》作为政府刊报为此摇旗呐喊，如1914年《市政通知》中有“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介绍道：“……各国通则，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活泼精神及操练身体之所。我国中国人，从前不得这个诀窍，把‘藏休息游’四个字，丢在一边，虽然没有一天不做正事，实在没有一天真做正事，没有一处敢寻那正大光明的娱乐，实在没有一处不寻那有损无益的娱乐……”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在朱启钤艰难推动下实施边开放、边建设策略，仅公园建设的资金，他就率先捐款，促成了中央公园营建时的基本经费。

其二，中山公园作为北京的文化圣地有一系列饱含“故事”的景点。继1930年《大公报·文学副刊》连载了一篇名为《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后，1931年中国营造学社便在中山公园举办“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它不仅是“石破天惊”的圆明园罹难后的纪念展，更是迄今可查的20世纪北京建筑文博界“第一展”。此外，北京市公共卫生演讲会、北平市新生活运动促进大会、青年励志会、画展及展览会频繁举办，成为京城现代文化的聚集地。书中特别用相当篇幅介绍1915年建成的“来今雨轩”茶社，当年它是中山公园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四益轩、柏思馨等茶社中最著名的。

已故历史学家谢光尧（1906-2006年）在“中山公园的茶座”文中说：“北平顶好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名人相聚离不开三件事：写作、会友、尝鲜。”鲁迅来中山公园有80多次，竟有56次在“来今雨轩”。如果说，来今雨轩是文化智慧的焦点，那么，京城乃至全国重大历史与文化事件在此留下了“注脚”。

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李大钊、王光祈、周恩来、邓中夏、梁漱溟、高群、毛泽东等在此从事革命活动；1921年由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王统照、老舍、冰心、许地山、蒋百里等成立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最权威的文学研究会。由此可见，中山公园及其来今雨轩，作为园林建筑的载体，沉淀出历久弥新的故事，更以历史文化的遗址，让更多的人驻足于此感悟现代文明与故人精神。书中还介绍了中央公园总建筑师华南圭、中山公园桃花坞改建设计师汪申及刘南策等人的故事。

中国文博大家单霁翔在为该书作序时强调：“中山公园与故宫同属一个空间，自1914年朱启钤将社稷坛辟为中山公园开始，它的现代性就得以彰显，今天我们有责任以公园为民的服务理念，讲好北京中山公园的故事。”北京中山公园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被推介为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2024年7月27日随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稷坛（中山公园）作为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北京公园的雏形始于庚子新政期即将动物饲养在三贝子花园，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动物园——万牲园，1907年收门票向公众开放。但综合性公园——北京中山公园确是第一个。有报载，110年前的10月10日“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的景象是当时京城之盛况。

朱启钤的建园精神，一是他坚持要完整保护社稷坛内坛的一草一木，只允许对其修缮。为了让公众在中央公园尽情游玩，便只在外坛添建了新建筑与景观。1939年在《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上，朱启钤有序文“屡经兵革，迭逢事变，独此园林毫无残毁，且逐年营缮……为市民公同之爱护，乃克有此”，表达了朱启钤将社稷坛辟为公园的文化深意，其中也包含了公园为民服务上的公平观念；二是他在中山公园坚持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书中叙述朱启钤及中国营造学社1932年至1938年在中山公园内租用“行健会东侧旧朝房十一间”，在此期间的成果有调查报告、古建筑测绘图、宋式建筑构建模型（斗拱）等。完全可以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中山公园期间，是工作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

一本小书，为讲好中轴线故事，弘扬北京文化平添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