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你踏入遵义会议会址时,会发现这里和想象中的好像不大一样。
湛清碧绿的琉璃瓦,中西结合的风雨连廊,这里的画风与红军素来艰苦朴素的风格并不搭调。
89年前,这片中西结合的小洋房,见证了中国革命进程的转折点,然而在此之前,它还是一位黔军师长的家。
那么黔军师长的家怎么就成了遵义会议举办地了呢?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落荒而逃的黔军师长
百年前,柏氏家族在贵州遵义一带绝对是响当当的人物,家中长辈柏杰生起初只是个酱醋商人,凭一门旺铺在当地活得也算滋润。
不知是不是因为南来北往开阔了眼界,柏杰生无比清醒认识到,想要在乱世中站稳脚跟,有点小钱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才能在乱世里找一个靠山呢?钱财关系并不可靠,思来想去,柏老爷子觉得还是亲缘关系最保险。
为此他选出了自认为最有出息的儿子柏辉章重点培养,后来还将他送进了贵州讲武堂骑兵科。
没想到,还真让柏辉章学出了名堂,1930年,年仅29岁的柏辉章已经在贵州“土皇帝”王家烈麾下混成了师长。
1953年初,红军从黔北地区一路高歌猛进,柏辉章奉王家烈之命前去阻击。
没想到娄山关一战,他打得一塌糊涂,眼见红军解放遵义城已成定局,柏辉章害怕事后蒋介石前来问责,索性收拾细软趁早跑路。
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巧合,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立刻开始宣传解放思想,带领群众开展针对军阀、财阀的反抗运动。
红军战士们开仓放粮、路边施粥,让饥肠辘辘的老百姓们,难得吃了一顿饱饭。
遵义城中的老百姓们也终于认识到,这支军队与国民党军阀截然不同。
那些军阀不抢他们的收成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主动开仓放粮,考虑他们吃不吃得饱,能不能活呢?
随着革命解放运动在遵义城中逐渐步入正轨,红军战士们也开始为长期驻扎做准备。
首先,他们需要一个大型办公用地,周总理派曾美在城中寻觅,有没有什么豪宅大院。
很快一个二层小洋楼映入眼帘,而这栋小洋楼的主人正是落荒而逃的柏辉章。
柏辉章家中基业不少,再加上克扣军饷积累下来的大量不义之财,日子过得很是阔绰。
相传这栋小洋楼就花了整整三万块大洋,洋楼落成之日,柏辉章还大摆宴席,肆无忌惮地彰显财力。
不知是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他甚至还请了不少文人雅士,到这里吟诗作画。
而如今,洋楼的主人落荒而逃,由于离开得过于仓促,洋楼里的东西都没怎么少,
一个师长就可以让红军“吃饱”
遵义城的完整“解放”,让党中央看到了更多可能。
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曾向中央提出建议,想要让革命精神在老百姓心中扎根,必须让所有人都动起来。
怎么才能让所有老百姓参与其中呢?彼时,连年战乱下,百姓苦军阀久矣。
红军的使命就是要让这些穷苦老百姓看到希望,将地主、军阀从他们身上盘剥的财富还给人民。
当时地主、军阀的敛财能力超出人的想象,如果能将这些财富全部整合起来,对于革命事业也是一项相当可靠的助力。
而各地军阀究竟多有钱呢?柏辉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区区一个黔军师长,就可以喂饱整支红军队伍。
他名下的米行、盐行、面粉厂、布庄被全部没收,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也被充作公用。
随后其他那些恶贯满盈的地主与贪官也都受到了查处,他们名下的田产被全部归还给农民,不义之财大部分也分发给了当地百姓。
只有小部分被存入苏维埃国家银行中,为之后的革命事业积蓄力量。
很快纪律严明、风气清正的红军战士在遵义城中站稳了脚跟,不少乡绅和工商业从业者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
遵义城中一扫往日的死气沉沉,逐渐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说来也巧,由于在正面战场上一直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效,蒋介石的穷追猛打也开始局促不定了起来。
随后只能重新对麾下战力进行部署,红军大部队也因此得到了长达两个星期的休整时间。
外部问题短暂搁置后,红军终于有时间来处理中共中央的内部问题了。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短短三天之后,中国革命进程正式踏入转折点。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并没有在遵义城中过多留恋。
而逃到附近山上“避难”的柏辉章在得知红军开拔后,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小洋楼。
彼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墙壁上的红色标语和会议室中的马克思木像让他看着多少有些不舒服。
于是赶紧派人将小洋楼恢复成了原状,曾经那个坐满20人的小会议室,也恢复了往日精雕细琢的模样。
抗日英雄柏辉章
柏辉章其人,贪财、虚荣不假,但也算是还有几分血性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柏辉章被蒋介石调到了上海,参与并指挥了淞沪会战。
1938年5月,他与102师再次奔赴徐州,参加徐州会战。
正是因为102师长达6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日军主力才没有在预定时间内赶往正面战场,也就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包围圈。
后来,柏辉章又被纳入薛岳麾下,在万家岭一带与日军106师团正面迎战。
1938年7月日军十一军拿下江西九江,106师团与101师团、27师团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向南昌发起包围攻势。
其中106师团算不上战斗力最强的,但绝对是战斗经验最为丰富的一支。
它是日军大本营为了满足前线战斗力需要特招的老兵师团,除了大队长为现役军官外,其余众人大多数是早已退役的老兵。
这些老兵与军官此前全部为,号称日本战斗力第二的第6师团卖命。
面对这样一支作战经验如此丰富的师团,柏辉章起初并没有吃到甜头。
当时他力排众议,将攻略地点放在了乌门石附近,此举正中日军下怀。
不过即使面临绝境,柏辉章也未曾放弃,他亲自到前线督战,与援军里应外合,成功将106师团围困在了万家岭一带。
而后两军殊死拼搏4个日夜,柏辉章等人成功拦下了日军的50多次突围,歼灭日寇四万余人,106师团几乎被完全歼灭。
这也是中国抗战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实现对日师团全歼。
如此悍将本该得到重用,可谁知道他在带兵生涯末年,遇到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二人的见解多有不合,几次冲突下来,柏辉章就被调到了江西军管区担任参议一职。
1944年蒋介石又将他调到了88军,希望其继续以副军长的身份发光发热。
然而此时,年仅44岁的柏辉章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嘴脸,决心辞职养老,在上海颐养天年。
之后的解放战争,他也没有怎么参与,直到1949年6月,国民党一脉又想起了这位昔日悍将,派他回到老家驻守遵义城。
没想到,柏辉章回到老家后直接选择了向我党投诚,遵义一带和平解放。
建国后,他又加入了贵州一带的剿匪工作,终日为新中国奔波。
1952年,年仅52岁的柏辉章在剿匪工作中不幸离世,这位抗日传奇的一生也迎来了最终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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