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 “狄尔泰疑难”与当代中国诠释学发展史

威廉·狄尔泰是诠释学研究中除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之外的第三号人物，他在国内学界也受到极大关注。然而在哲学界，由于现象学光芒太盛，作为“前现象学”的19世纪德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狄尔泰被淹没在哲学史中。与此同时，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生命哲学家而被人们认识的。

这里所谓的“狄尔泰疑难”，源于诠释学历史叙述中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狄尔泰的诠释学到底是属于方法论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着各自不同的答案。大体而言，七成的研究者会认为狄尔泰的诠释学是方法论诠释学（如伽达默尔），两成的学者认为两者兼备，最后还有少数学者会认为狄尔泰的诠释学可以被重构为存在论诠释学（尽管他自己尚未提出这个概念）。其实，这个问题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因为当我们这么提问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设了方法论与存在论是对立的，是认识和理解诠释学历史的最佳框架。然而，狄尔泰思想的发展轨迹却让我们对此框架有了新的认识。

就狄尔泰的思想发展而言，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女婿米施提出的“诠释学转向”框架，即从心理学进路向诠释学进路的转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狄尔泰实际上是从“存在论”（至少是“准存在论”）转向了“方法论”。早期的心理学路径恰恰是为了克服理解的客观主义（以“自身思义”对抗自然科学式的“说明”），强调生命体验在理解中的优先地位。这即便尚且不是后来的存在论诠释学，却与早期海德格尔实际性诠释学的核心目标——理解生活——有着相似性，或者说离早期海德格尔只差一步（从“生活”到“实存”）。因此我们称其为“准存在论”的诠释学。

当然，此时的狄尔泰还没有动用过Hermeneutik这个词语，尽管他所探讨的内容已经是20世纪后诠释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直到19世纪末，狄尔泰才在一篇名为《诠释学的起源》的小文中正式引入这个概念。故而，米施才称其思想发展中经历了“诠释学转向”——这里的诠释学，显然指的仍是作为方法论的诠释学。就此而言，由米施所提出并在此后长期支配狄尔泰研究的“诠释学转向”指的是转向“方法论”和“认识论”，甚至可以说是从“存在论”转向“方法论”，其核心动因是对理解的客观性的重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提出“狄尔泰疑难”：为什么狄尔泰思想的发展历程，恰恰与我们所熟悉的诠释学历史叙述（从方法论到存在论）相反呢？这究竟是证明了狄尔泰的不彻底性，还是表明我们的诠释学历史叙述框架本身是成问题的呢？

“狄尔泰疑难”对于当代诠释学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狄尔泰的心路历程与中国诠释学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澄清“狄尔泰疑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中国诠释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借鉴。景海峰教授认为，在诠释学引入中国之后，它之所以不像其他潮流一样转瞬即逝，而是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是中西对话、会通的媒介。诠释学研究的核心力量当然包括西方诠释学研究者，但以中国哲学为研究背景的学者同样关注诠释学的发展并积极参与到它的发展进程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诠释学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能够将高谈阔论的哲思具体落实下来；相反，西方诠释学研究者的出发点则是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诠释学，也正是他们将存在论与方法论的二元框架带入对诠释学的理解之中。神奇的是，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采取了一种相互走近和相互妥协的姿态：西学研究者为了超越伽达默尔的存在论诠释学，提出要回到方法论，至少要提出一种能够兼容方法论的存在论；而中学研究者除了坚持方法论诠释学的基本框架之外，也偷偷地置换了方法论概念，使其能够与存在论相互贯通。当然，这里的进路是错综复杂的，对于这段思想史发展历程的回顾，已经有许多学者在书、文中提及了，而对其进行系统性梳理，也许是有志于书写“当代中国诠释学发展史”的同仁的任务了。

笔者认为，“狄尔泰疑难”也许能够成为梳理这段历史的核心线索。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史并非线性的，一句“从方法论到存在论”无法概括诠释学的演变。而当我们亲自参与到中国诠释学的当代建构之中时，就更能发现这种简单化、框架化处理的荒谬。突破这一传统框架，也许能够将我们从固化思维中解放出来，并引入新的研究视角。重要的不是方法论和存在论的对峙，而是何种存在论、何种方法论。

从“狄尔泰疑难”本身来看，我认为它对于西方诠释学的未来研究至少有以下两重意义。其一，就历史层面而言，厘清狄尔泰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并将其置于诠释学发展的宏观视域下进行考察，从而更新对诠释学发展史的认识；其二，就思想内涵而言，探究狄尔泰后期思想转向的外部影响，尤其是现象学的影响，着眼于胡塞尔与狄尔泰之争、海德格尔与狄尔泰学派对狄尔泰的解释权之争，勾勒出现象学与诠释学之交融所产生的新观念。对于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而言，其与现象学的分离也许造就了诠释学的独立性，却也可能导致对其思想根基的洞察的阙失。这是未来诠释学研究者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