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叶嘉莹——悼念叶嘉莹先生

单正平/文 11月24日，星期日下午，海口天空阴暗，细雨霏霏，寒风吹拂，街市清旷。漫步中偶尔看一眼手机，就有叶嘉莹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快，全网铺天盖地，讣闻满屏。我写了四句悼词，发到网上：

此生有幸，忝列门墙。

德配仙祀，山高水长。

美的启蒙

回忆当年，我在南开读书，人生有幸，遇见叶先生。

那时候的学生们，一身土气，目光在茫然中透出求知的焦灼，说话于热烈中流露出天真的蒙昧。我们的校园，也是一片劫后余生的颓败残破，有些教工还住在唐山大地震时搭起的防震棚里。我们的老师呢，很多方面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不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被运动波及，说话的内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先生来了，那时她是利用假期回国讲学。

在南开，我第一次见到她，用一句老话说，真是望去“俨然若神仙中人”。当时叶先生五十多岁，穿一袭长裙，配一条披肩，荷叶式黑发讲究而不刻意，白皙的面庞略施淡妆而了无痕迹，天然中透露出高贵，优雅从容中有一丝矜持，让你崇敬而不敢亲近，敬佩而不敢有所请益——毕竟我们太蒙昧了。

她在校园中款款而行时，不要说女教师，就是年轻的女学生们都有自惭形秽之感：叶先生竟这么优雅!而当她走上讲台，缓缓开口讲话时，我们都呆住了，天下竟有如此美妙的嗓音……

此刻，我脑子里一直盘桓庄子的一句名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我觉得百岁高龄的叶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回到藐姑射山上去了。何以有如此联想？曾听叶先生讲，她在温哥华教书时，每天的日常是，早起去图书馆工作，带一个三明治作午餐，餐后即与学生会面讨论学习问题，晚饭后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皆是如此。回国后在南开依然如故，九十岁以前坚持每天工作到深夜。而且她的生活素来俭朴，对服饰饮食要求极低。如此精力和精神，现今有几人具备？在亿万躺平者看来，她不是神仙又是什么？

1983年大学毕业后，没有机会再听叶先生的课。直到2000年，叶先生来我工作的海南师范学院讲学，才有机会再见。事后院长刘和忠先生要我为此写篇文章，我写了散文《聆听叶嘉莹》，先后发表在《海南日报》和《中华读书报》上。此文未涉及叶先生的学术成就，感觉有所欠缺，于是又写了学术评论《迦陵词心赋绝唱》。

2014年是叶先生九十大寿，5月10日开始，南开大学为她举办了隆重的祝寿仪式和多项活动。我应邀参加。此时距叶先生回国任教已经二十五年，这期间她的影响与日俱增，可以说名满天下了。仪式开始时，先由南开大学合唱团登台献歌，这些穿着紫色衣裙的青年男女，散发出温和纯净的气息，他们成了叶先生青春永在的生命背景板。然后由专程前来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校长、校董一干人给叶先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些白发苍苍、峨冠博带的老教授神情庄严，步履稳重，言词典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

在叶先生致词后，有多名代表发言。此时我遭遇尴尬。按原本安排，代表大陆老学生发言的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时任国家外文局副局长的方正辉，但他没有接到通知，根本没到天津。陈洪师紧急命我上台替补。我毫无准备，且仪容不整，衣衫凌乱，与整个会场格调氛围极不协调。精神因此紧张，前言不搭后语，效果可想而知。按惯例，我发言结束，应该走到叶先生座前致意、行礼，然后退下。但慌乱中，我不敢前趋，只是远远鞠躬，然后逃之夭夭。还好陈洪师没有任何责怪。

参加庆典活动的嘉宾学者除了国内，来自北美港台的多是叶先生三四十年前的老学生，他们大多已经白发苍苍。尤其美、加的洋学生，他们用纯熟的汉语，回忆当年听叶老师讲课时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这些老学生大多数我都不知道，只有来自台湾的作家白先勇、诗人席慕蓉、历史学家汪荣祖，算是比较熟悉。

白先勇先生发言时谈到，当年叶先生在台湾讲诗，所到之处，场场爆满。诗人痖弦为叶先生的风采所倾倒，文学界一帮朋友鼓动他前去追求。痖弦连连摇头说，你们不懂，叶嘉莹看着温婉亲切，其实内心冷静孤寂，根本没戏。众人细想说，果然，信然！叶先生后来在回应类似问题时说，她终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她把自己嫁给了诗歌。我想起《论语》里的话，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我以为叶先生则是，望之俨然，即之也静，听其言也美。

言为心声。叶先生之言有多美？我曾这样描述：

她吟花，我们看见花在摇曳绽放；她咏水，我们眼前有水回环流荡；她说雾，我们觉得四周一片片岚霭迷茫；她唱风，我们能感到秋木枝叶在寒气中颤动飘扬；她念到黄鹏、黄莺，我们好像听到真有鸟儿在窗外鸣啭欢唱……她说话的声音像水晶、像珠玉、像钻石，晶莹剔透，温婉圆润，光明华丽；她的声音即使最苍凉时也有一种童音般的清脆，最欢快时也有若隐若现的悲伤。她在春天的词里吟咏生命的凋零，在秋天的诗里赞颂人生的悲壮；她能从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读出英雄豪杰的家国之思；从酒徒贰臣的狎妓纵酒，体会忠臣志士的天下情怀。她说话时手臂随语调变化而摆动如水波，手指自然弯曲宛若京剧演员那样的兰花指，优美雅致。她写在黑板上的字就是书法，行云流水，深得王右军之潇洒风神而有苏轼的从容沉着。她从来没有讲稿，要讲的所有诗词都烂熟于心，脱口而出毫无滞碍。这一切好像都体现着诗的生命的自由流畅。诗是有生命的，而且生生不已。她一再说，当你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诗中时，你体会到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字面的东西。字面下的精神，就是中国诗歌的精华所在，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秘密所存。（《聆听叶嘉莹》）

祝寿活动中还有一个展览，展出的是叶先生从中学时代到现在的照片、课堂笔记、手稿、录音、录像、各种票据等，几乎无所不包。让人惊叹她对一切文字材料的珍惜。经她的手，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图像声音，变成一种极为常见而又特殊的生命存在。

次日晚上，陈洪师选一家蒙古风味的餐厅，设宴请叶先生和席慕蓉，陪客除陈洪师夫人孙老师，尚有陶慕宁和王立新两位教授，其余五六位都是叶先生的学生。

叶先生和席慕蓉都是蒙古族。陈洪师夫人孙老师在内蒙古插队做知青多年，能歌善舞，是乌兰牧骑队员，她几乎就是半个蒙古人。陶慕宁是正宗蒙古族，王公贵族后裔。王立新虽是汉族，却在内蒙出生长大，能豪饮，尤善酒酣耳热之际大唱蒙古长调。陈洪师如此精心安排，让大家恍然以为是在大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纵酒狂欢。

叶先生始终温和微笑，听大家唱歌，很少说话。席间席慕蓉说，她特别羡慕我们有幸成为叶老师的在籍学生。她只听课不算正牌。为弥补这个缺憾，她乐于把叶老师当明星来追，叶老师到哪里讲课，她就追到哪里。先是在台湾各地追，后来到大陆来追，大陆地域辽阔，她也紧追不舍。如此执着，实为罕见。

席慕蓉和叶先生都属叶赫那拉氏，先祖土默特部的原乡在吉林的叶赫水，但这个地方在何处，已经无人知晓。叶先生对席慕蓉说，你要找到叶赫水我就回去看看。席慕蓉果然去找，一番周折，居然真就找到了。她把叶先生带到了叶赫水。

叶先生在旷野里迎风伫立，良久无语，此时无声胜有声，令人感动。这情景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有所表现。

九十岁以后的叶先生，成了声誉隆盛的文化明星，所获荣誉多不胜数。原先她的影响力主要是在大学校园内，现在迅速外溢，急剧扩展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在聚光灯下、摄像机前、鲜花丛里、赞美声中度过的。了解叶先生苦难一生的人会说，今天这一切，是她老人家应得的，苦尽甘来，难道有错？！更何况，这位穿裙子的士，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了出去，毫无保留。

名高谤至，誉隆毁来，人心如此，也无足怪。贬损叶先生最常见的说辞是，她老人家也就是个讲解朗诵诗词的高手，对诗学并无高精深邃的研究，理论发明更是乏善可陈。是耶？非耶？以下只就几个小问题，略陈管见。

学术贡献

讨论叶嘉莹先生的学术贡献，不能不约略提及现代中国的学术潮流。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是受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整理国故”的号召下，文学研究几成考据的同义语。一是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文学研究成了说明阶级斗争、论证社会发展史的工具。对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自身的研究基本阙如，词学尤其如此。词的消极低沉情感，词的绮靡浮艳风格，词的女性阴柔气质，常常受到指责批评，其价值被严重贬低。

正因此，叶先生在1979年回大陆讲词，专注于词的审美感性的艺术生命本身，就使学界耳目为之一新。具体说来，叶先生词学研究的贡献，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进一步凸显了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

在传统文学史和诗学著作中，对词与诗的区别，主要着眼于其音乐形式的变化推进和句式的变化，而对于词与诗内在品质上的差异重视不够。王国维先生为提升词的艺术地位，特别推崇李后主，认为词自他以后，感慨遂深，境界始大。换言之，词在情感的广度和力度、在视野的广度和宽度上，完全可与诗媲美。他在《人间词话》中已经意识到词所独具的审美特征，是“要眇宜修”之美，而且从多方面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化。

叶先生较静安先生更进了一步。她指出，词不但在音韵体制上有别于诗，而且在情感类型和精神内涵上亦有别于诗。具体说来，诗是言儒家之志、抒士大夫之情的，其功能如《毛诗序》所说，在厚教化、美人伦、观风俗之盛衰，察政教之得失，而且如孔子所说，有训练言谈交际、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实际作用。但词则不同，词是空言，戏言，是闲情，是“伪”情，其作用在游戏，在消遣，既无明道载道之使命，亦少抒情言志之命意。在这个意义上，词其实最具备康德所说的审美的无利害 (唐诗所抒之情，常与诗人自己的情感有过于直接的关联)和无功利性(唐诗常有干谒、考试及因诗名世而再得实利的种种实际效用)，因而是最纯粹的文学形式之一。

叶先生更进而把整个词的形态依历史发展顺序，概括为唐末宋初的歌辞之词、北宋中叶逐渐形成的诗化之词和南宋后期出现的赋化之词，此三类彼此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其中的佳作，“莫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

虽然词与诗的区别，自宋代以降，一直有人言说，而且推崇婉约词者亦代不乏人；但现代以来，婉约词实际上一直受到贬抑，未获公允评价。叶先生一反此种“进步”偏见，推崇婉约词，确有重新为词正名、恢复其本来面目、给予公正评价的积极作用。

而且，叶先生如王静安一样，始终把讨论词的重点放在温、韦、冯、李等花间派词人和宋代晏、秦、柳、姜等婉约词人身上，其用心亦在此。她说，词非但不逊于诗，而且具有一种“既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幽之本质，且足以引发读者意识中丰富之联想的微妙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特质”。实际上这种“歌辞之词”，也是叶先生最为欣赏的，因为它能给读者提供最大的审美再创造空间。因此，评词就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儒家言志缘情的诗学标准。词既自成一体，理当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二，明确了词作为独特文体的美学品格。

王静安已提出词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是“要眇宜修”。如同中国传统诗学的其他范畴一样，人们对这个“要眇宜修”很难作出清晰的说明和严格的界定。

叶先生从这个词的缘起，仔细考察了其含义的演变，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作了简明而又准确的解释：从形式方面说，词的“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是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的一个主要因素；从内容方面看，早期小词专写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以及作者写作时不经意流露的“内心所潜蕴的一种幽深隐微的本质”，这两点正是内容上的“要眇宜修”所以存在的根据。形式方面比较好理解，内容上的这两点需要略加申说。前者，是说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常常是一种轻微含蓄，无法直言、明言，又不能不言的感情乃至感觉，妙在若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又是的轻灵朦胧；后者则是说，作者言志的严肃用心，虽然更多是通过诗文等其他艺术形式来表达，但在词这种“诗余”的消遣游戏的笔墨中，又不可能不流露那种严肃的心志。

张惠言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把作者不经意的自然流露勉强解释为刻意所为，这就走向了谬误。更重要的是，从读者来说，该如何把握理解的分寸？读者发现作者用心或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者，这两者的界限何在？

为解决上述问题，叶先生又进而从审美动力的角度，提出了“感发”这个概念。所谓“感发”，即是能激发读者想像感情的力量。“感发”源于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兴”，而“兴”即是“兴发感动”之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首词的文本中，这个感发的作用究竟是如何存在、如何发生的？传统诗学至此，即语焉不详了。叶先生综合运用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释学等现代西方批评理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

首先，从根本上说，词之具备“感发”力量，是因为词作为艺术作品，是一个潜在的审美对象，其中就隐含有激发读者审美心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所谓意向性结构，是说作品在未被欣赏之前，还是一个简单的、留有大量空白有待填充的“略图”“框架”，只有进入欣赏过程后，读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完形”心理功能，填充这个“略图”“框架”，从而成为完成了的审美对象。由此可以认定，感发力量并不是作品中某种纯然客观的特质，而是具有诱发读者想象情感作用的艺术结构。

其次，叶先生特别强调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历时性结构的观点对解释词之“感发”力量的重要性。任何一个词语，其意义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或者说一个词的丰富含义是长期历史沉积的结果，叶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词的意义生成之关键所在。自《论语》问世后，松柏就有了人格象征的意义；自屈原以后，诗歌中的香草、美人就再也不是纯粹自然的香草、美人。所谓作者未必如此想，而读者未尝不可如此想。

第三，叶先生更进而用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观点，为这种审美再创造的可能性作了充分论证。按这两种理论，任何文本的现实意义都是被解释出来的，不存在超然于读者解释之上的客观意义；而且，同一文本因为时代、文化和解释者个人条件的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解释意义。一言以蔽之，无论文本有何种意义功能，最终文学价值的实现，靠的是读者的解释。

以上三点，正好从主客体关系、作品(语言)本身的多层意义结构和读者作用这三方面，论证了“感发”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原因，从而使一个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模糊范畴，具有了理论清晰性和说服力。

三，从更广义的文化角度看诗词的功能。

文史学界对诗的文化作用，有两种相反意见。一种是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即，由诗的意义推想诗人的心理乃至推究诗人的行为经历，或以诗为史料，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佐证。一种是钱钟书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诗既是想象的情感的产物，因而大多不足征信，情感心灵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他甚至认为，一般传记都难免有向壁虚构的嫌疑。陈先生相信诗近于史，而钱先生则怀疑史伪似诗。叶先生对词的态度，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她认为，有的词人，比如韦庄、冯延巳、李煜，所作之词与他们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解释时，不可完全脱离诗人身世行事，凿空妄语。相反，还应以“本事”为解释的基本依据；但是有的词人，比如温庭筠及北宋前期、南宋晚期的一些词人，他们的一些词作确实是消遣游戏的“空言”假语，由这些词去推想词人的身世和情感经历，显然不妥。相反，正因为这些词不具备“传记性”历史价值，因而最符合新批评的理论主张——专注于文本本身，而不必考虑作者的因素。这样的作品，才最能给解释者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自由驰骋而不必顾虑作者是否确有“寄托”之命意。

叶先生从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学派纷争以及学者个人学术渊源等方面，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作了非常细致到位、令人信服的分析，否定其简单独断、毫无根据地认定词人必有寄托的错误判断，又肯定其合理内涵，认为“重视由语言及意象所引发之联想的所谓兴于微言之批评方式，则实在与西方现代派诗论更为接近”。

四，对王静安的研究，在她的整个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用西方现代哲学思想解释中国传统经典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它与同时代中国学者的传统学术研究判然有别。但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却是一部有创建的古典著作，“既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和突破，也有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融会”。但总体说来，此书整体上仍然属于传统的诗话、词话范畴，所用概念未得到明确界定，理论言说仍然采用片言只语的随感方式，“于是使得一些极精辟的见解都成为了零星琐屑的谈话”，全文虽隐含有较为统一的思想关联，但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结构。叶先生的贡献可以说是把王静安在《红楼梦评论》中获得成功的方法，移用于《人间词话》的研究，使我们对《人间词话》各基本概念的含义，有了清晰的了解，使该书的内在思想逻辑得以彰显。

经过几十年逐渐深化的努力，叶先生对词的体式、词的内涵、词的类别、词有别于诗的根本特征，以及直到王静安的词学研究，都达到了真正融会贯通的理解，而这体现在她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要眇宜修”是词所独具的审美范畴，“境界”是这一审美范畴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感发”则是“要眇宜修”之审美活动得以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对“要眇宜修”和“境界”都有深刻精彩的论述，但两者之间没有真正打通。叶先生的贡献，就是在静安的基础上，独创“感发”(审美精神活动)这个概念，使作为审美对象的词和审美主体的词人、读者，通过不同层次的“感发”，完成从创作到鉴赏批评的整个过程。

说到底，“境界”“要眇宜修”“感发”这三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而这种统一，正好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基本概念)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象、主体和活动的三位一体。明白了这一点，王静安所谓的有我、无我、三种境界等等著名的模糊说法，都会豁然开朗、一派澄明。

叶先生依凭她对古典文化通达无碍的理解，引用西方理论解释了王静安，而我们则通过叶先生的解释，理解了词、王静安和叶先生自己的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极重传承，视之为文化延续发展的根本。叶先生所持论，就其大者观之，甚少与传统见解对立，其说初看似无新奇，细读比较，方能见其发展演进痕迹。

叶先生之学术渊源，由大到小，可从三个层面观之。一为先秦儒家诗教。叶先生说，她最喜欢的书就是《论语》。这无需多说；二是唐宋以降的诗词及其评论（诗话、词话），尤其是顾随先生不受理性思维约束，自由放达的诗学，对叶先生影响甚大；三是王国维的诗学。第一个层面是学术的人文传统基础，后两个层面则是学术传统本身。脱离了这两者的人文学术，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真价值。

叶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基础上，再加上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坎坷丰富的人生阅历，她终生所从事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工作，使她对整个中国诗词都烂熟于心，其体会的细致微妙、幽深悠远，似已经达到无须语言、亦难以用语言传达的极致境界。她长期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欧美学生讲授诗词，要求她从一种陌生的立场，用对方所能理解的方法解释作品。这样反复讲解，使她的词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风格，抉幽发微而又丝丝入扣，诗意盎然而又清晰明了。

1948年春，叶先生将南下金陵成婚。恩师顾随先生赋诗相送，其中有句云：“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苦水先生把传承他学说的希望寄托在叶先生身上。叶先生不负恩师厚望，先“南渡”，把中华诗词传到台湾，然后是北美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又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还”，古老的唐诗宋词在游历欧美后重返神州大地。经过五十年的努力，现在几乎凡有手机电视处，即有人观看、聆听叶先生讲诗说词。

奇妙之处在于，这一切并非叶先生刻意为之。她没有开选题论证会，没有游说资本赞助。她只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向更多的人传讲诗词。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能喜欢欣赏诗词者毕竟是少数，但“事情就这样成了”。叶先生以这样的“成”，为我们诠释了她的“弱德之美”及其所蕴含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