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最后胜利是肯定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过我们要作长期斗争和克服一切困难的打算,不要幻想一次歼灭几十万敌人,而要采用吃萝卜的办法,把敌人的力量逐渐地削弱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神宇,为之神往
我是随志愿军东线部队于1950年冬天“悄悄入朝”的,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响亮而光荣的名称,还没有公开。
入朝初期,我跟着二十六军军部冒着漫天烈火,踏着遍地冰雪,昼夜兼程地向南疾进。有一天夜间,行军到达目的地以后,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召集军部有关领导干部开会,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现在,我们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美国侵略军,但是我们不信邪,我们有政治上的优势,我们能够战胜它。我们是一次大部队出国作战,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我们不怕它,我们有朝鲜军民的支援,我们能够克服它。”说到这里,张军长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彭总说,毛主席在关注我们,党中央在关注我们,祖国人民在关注我们,我们能不把这仗打好吗?不,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仗,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仗!”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我作为新华社随军记者,听了张仁初军长传达的彭总的讲话,不由热血沸腾,浑身都增添了力量。我仿佛亲眼看到了彭总那铁骨锣的形象,仿佛亲耳听到了他那雄浑有力的声音。他的话传达到各师各团以后,立即化为不可估量的雷霆万钧之力。
朝鲜东线战场上第二次战役的枪声刚刚停息,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在冰天雪地、供应困难、只经短时间准备的情况下,中朝人民部队又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向美军发动第三次战役,第二次解放了汉城。于是,我随志愿军东线部队从朝鲜东海岸一直赶到西线的汉江北岸,随后到汉城采访。这时,为时85天的、为粉碎敌人迅速发起的进攻而进行的防御战——第四次战役已经开始。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从汉江桥头堡采访后回到守卫汉城的主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军团部,碰到了曾在战场上空手俘虏一名美军士兵的中国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摄影师刘德源。他对我讲,“我军‘甩包袱’计划马上实行,我们电影摄影组已决定跟随一军团转移。我看你也要做好撤离的准备。”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军将主动撤离汉城,而“甩包袱”则是彭总对我军采取主动撤离汉城,让敌人背上这个包袱的一种形象的说法。
志愿军战士冒着炮火渡过汉江追击敌人
这一阵子在汉城采访时,我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在汉城大街上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对此,朝鲜汉城一些党政领导人都曾这样告诉我,人民军第一次解放汉城后的情况,可不是这样。那时汉城行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市民活动也空前活跃。可是后来当美军卷土重来时,人民群众措手不及,遭到很大损失。在汉城第二次解放后,市民大都被动员到乡下去了。而这一战略措施是彭总向金日成元帅建议,为金元帅所采纳的。显然,这一措施是非常英明的,它不仅使人们在阻击敌人进攻时可以甩开膀子干,而且在撤退时也可无后顾之忧。
这时,战火已经在汉江北岸燃烧起来,敌人的枪声越来越逼近。我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方向,有一位由志愿军派驻一军团的联络参谋,在军团部见到了我。他对我讲,“美军已渡过汉江,打进汉城了。你还犹豫什么?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坐车回志愿军部队吧。”于是,我坐上他的吉普车一起离开了汉城。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前线指挥
在车上,他说:“我作为志愿军代表,常驻人民军部队,就是根据彭总指示作的。经过联络参谋穿梭于两支部队之间,不断为彼此互通情报,加上彼此间的电话电报联系,两支兄弟部队间的协同作战就有了重要的胜利保证。”在汉城东门外约两里处,我们停下车来,站在高处回首望去,只见城内火光冲天,人叫马嘶之声隐约可闻。我们知道敌人已经完全占领汉城。我们连夜赶到了正在汉城以北偏东方向严阵以待美军来犯的志愿军二十六军。
第二天上午,我在二十六军政治部见到了记者阎吾,两人谈起各自近况,不禁相视大笑。原来两人前一阵子都在汉城进行采访,又都于头天夜里在敌人进城时离开汉城,可是两人非但没有打过照面儿,就连对方在同一个城里活动彼此都不知道。谈起来,我们都不由钦佩彭总关于动员当地群众及早撤离汉城的建议,是多么高瞻远瞩。要不然,这次保卫和撤离汉城,哪能如此主动、从容、利落!
彭德怀司令员在视察中于高射炮阵地与指战员畅谈
初会,永铭心怀
当晚,我和阎吾一起去拜访了二十六军政委李耀文。李政委告知我们,他马上就要连夜乘车赶到志愿军总部去参加彭总召开的一个会。我和阎吾两人当场商定,跟随李政委一起去志愿军总部。当然,我们主要是打算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接受新的报道任务。
汽车在一个巨大的由废弃的煤矿形成的山洞前停下。我和阎吾跟着李耀文下车步入山洞,然后在一位警卫战士的引导下,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巷道向里走去。走了好一阵,在巷道的尽头,忽然豁然开朗,一座可容千把人的“大厅”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厅”与好几条巷道相通,来自各兵团和各军的领导人正从不同巷道接踵而至。
我和阎吾正与李耀文告别,准备离去,突然间我们发现,在前面一处灯光下闪出一个雄伟的身影。啊,那是彭总!过去,我们早就看到过他的照片,只是没有亲眼见过他。现在,这位传奇般的人物就在我们的旁边,我顿感三生有幸,不由在一旁凝望着他,只见他容光焕发,奕奕神采之中似乎透出凛凛威风。
1951年,彭德怀与金日成交谈
我们多么想走过去跟他握手,向他致意。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看见他实在忙极了——他正与来自各个战场的指挥员们一一握手和亲切叙谈。我们不能在此时打扰他。可是,彭总发现了我们。主动走过来,把手伸向我们,与我们握手。当时,我们心情激动极了,原来只想能见一见彭总,目睹一下他的神采就满足了,没想到彭总主动与我们来握手,怎么能不让人感到幸福呢!
教诲,在马灯下进行
离开志愿军总部后,我和阎吾来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1951年3月底,志愿军总部决定于4月4日搬家。在搬家前,总分社要求记者都得下部队。就在这时,大伙提出在下部队前见见彭总,请他讲讲形势,讲讲军事报道。大家要华山作代表,向总分社领导提出来。3月31日这天,华山代表大伙把这个想法向普金提出来了。普金同志当即表示此事由他负责联系。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只隔一天,总分社便接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们,彭总就在当天晚上接见记者。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北京汇报工作期间,和朱德在香山游览时合影
一吃过饭,大家便赶到会见的地址去等候。那是一座两间大的茅屋,坐落在我们住所附近的一条小山谷里。它距离激烈战斗的前线只有不远的路程。
来了!披着暮色,映着火光,彭总来了!他穿着一身棉军装,举步稳健,含着微笑。来了!大家情绪一下子都激动了起来,心在激烈地跳动着,但是谁也没有鼓掌,更没有拥上去同他握手。这是由于,根据他的脾气,志愿军政治部负责人事先打了招呼,不要那样。大家只站在原地用敬仰而亲切的眼光向他表示欢迎,用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他含笑点点头,在手电筒的照耀下走进门来。
普金副社长向他简要地做了介绍:“他们都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总政宣传部和《志愿军报》社也来了几位。”
彭总向我们问好,然后脱去披在身上的军大衣,坐在跟前一条长板凳上。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盏马灯。在两壁泥墙上钉着一些木质灯座,上面插着蜡烛。灯光烛影闪耀着,映射在他容光焕发的脸上,使他那在眉宇间流露出和在两颊上显示出的、由战斗岁月塑就的一种英武气概,一种坚毅神采,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我们20来人都就着马灯和蜡烛的亮光,围着他就地坐下。
美军战机空袭
他跟大伙脸对脸坐着,叙家常似的,从我军主动撤离汉城谈起。他说,对朝鲜战争我们要:“准备长期,力争短期。两年能打完就不打三年。要稳,不打败仗,少打败仗,不冒险。如果我们打得很疲劳,敌人来个登陆,还不是几个跟斗翻回来!咱不上当。汉城也是他不要,我们才去的。现在我们也不要,让他来。”
他指出,我们撤出汉城,还要放弃“三八线”,有人会怀疑。不能强迫他不怀疑。“信心,是要经过无数次怀疑的,这叫做考验,你叫他不怀疑,他硬是要怀疑。我们不能强迫人家不怀疑,但是还是要说,叫他不怀疑。江西老表有句话:你不害怕我害怕,这句话很深刻。党内领袖也是经过无数次怀疑才建立威信。
彭总详尽地分析了当前形势,介绍了我军战略思想。他的话把我们都深深吸引住了,因为他讲得深入浅出,既充满了求实精神,又充满了哲理。他在谈到我军将来去不去釜山这个问题时说:“朝鲜,是狭长的,人家两边一夹,我们不能不回。我们没海军,空军也不行。‘超过美国’,十年八年不要作这幻想。前途是光明的,就是现在还不大好。将来吃西餐,现在还得吃小米,不吃就饿死,将来还怎么吃西餐。”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
在谈到朝鲜战争前途时,他说:“胜利可以争取,但是没有便宜可捡。”他又以坚定的语气强调指出:“战争的最后胜利是肯定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过我们要作长期斗争和克服一切困难的打算,不要幻想一次歼灭几十万敌人,而要采用吃萝卜的办法,把敌人的力量逐渐地削弱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他又说,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即使打好下一仗,它也不会甘心失败。“因此我们必须狠下心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打出个公平的世界来!”
彭总用较长的时间对我们谈了军事报道问题,他谈的内容很严肃却又妙趣横生。他说,党的记者,是政治指导者,思想指导者。我们的记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要尽情地歌颂我们英勇的战士,也要无情地揭露美帝及李承晚的罪恶。要表扬好的,重点是表扬士兵群众,也要表扬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要体现党的领导,反映党员作用。写干部时,要着重写在下层的。与战争有关的其他人员也要写。”他说,有个女同志,一个晚上背八九十个伤员上汽车,不简单,要表扬。表扬中要有批评,批评也是建设性的。
抗美援朝最后一场战役——金城战役,图为志愿军火箭炮向敌阵地射击
他还说,新闻报道,要合乎事实,不合乎事实,夸大了,就要走弯路,要被动。他举例说明了我们有的报道不慎重,强调了片面。比方,我们的记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讲志愿军归国代表说,“我军有一个连歼灭美国一个连”“没有流血就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别人已经流了血才取得。你这里没有流血,正是因为别人那儿流了血。片面地写战斗“不流血”,会引起轻敌思想,让人们以为敌人好打,失去了教育意义。还有的报道,为了说明“战术巧妙”,忘了另一面,即战斗是艰苦的。敌人那么好打,还抗美援朝做什么。
“新闻报道,要严肃一些。”彭总尖镜地指出,“我们的不严肃的报道,不很多,却也有。”对于敌人放毒瓦斯的报道,他就有怀疑。“个把炸弹损失小,政治影响损失大。人中了毒,几个钟头就好了?这是常识,报道出去要闹笑话。毒瓦斯,不是在决定性的地方,敌人不会用。”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我们的指挥员,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却缺乏全面的科学常识,因此记者采访他们时要分析,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志愿军战士训练之余帮当地百姓耕地
他在谈到记者看问题的方法时说,“写稿时举例也要举一般性的。李太白是四川人,他能喝酒,却不能说四川人都能喝酒。“山西人会做生意,狡猾。什么叫‘狡猾’?别处商人就不‘狡猾’?”彭总语意诚恳、情意深长地说:“党的记者应当力求避免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不仅要有好人之心,而且要有科学态度,遇事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一定要对事物有科学的分析,一定要把握事物的本质。”
彭总特别告诫记者,在报道中不能“客里空”。党的新闻记者所写的东西,要经过调查,经过周密的研究;要对人民负责,特别是要考虑报道所起的作用与反作用;不要做丝毫的夸大,歼敌多少就报多少。事实上,凡是从事正义事业并坚信其必然胜利的人,用不着搞那些夸大和捏造的勾当。他强调,对人民有利的就报道或多报道;反之,则少报或不报道。
彭总离去后,我们大家不由发出一片称赞声:“彭总讲得好极了!”“彭总每句话都说到了我们的心上!”确实,彭总的教诲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一种启示,一种鞭策,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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