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潘维廉：中国遥遥领先，定居中国37年，出国像回到20年前

潘维廉是一位正宗的“老外”，但是他放弃了在美国的成功事业，卖掉经营得如日中天的公司，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踏上了前往中国厦门的航程。

他的身份从美国企业家转变为厦门大学的外籍教授，成为中国最早引入MBA课程的教育者之一。

这位“老外脸”的美国人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甚至一次次向中国申请永久居留权，为何他会对中国如此执着？为何中国在他眼中远远领先于世界？

定居中国的美国人

1988年的厦门，和当下这座现代化的滨海城市截然不同，那时，断水断电是常态，交通设施也十分简陋。

潘维廉刚到厦门时，带着家人住进厦门大学分配的教师宿舍，这栋教学楼虽然是校内条件最好的居住地，但生活设施依然不足，两间房间中间仅隔着一条走廊，供水甚至是棕色的。

然而这些困境并未让他退缩，反而激发了他对中国更深的好奇和敬佩，对比当时其他老师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小房间的生活，他由衷地感到中国人对外籍人士的尊重和关怀。

定居厦门后，他不仅要适应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还要处理来自美国亲友的质疑，那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充满偏见和误解。

他通过书信告诉他们真实的中国：这里的人们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内心充满希望，对未来的信心溢于言表。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信很快在美国流传开来，每月吸引五六千人阅读，甚至有小孩子专门写信问他关于中国孩子的生活，这些亲笔信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在厦门大学的课堂上，他的角色也不再仅仅是传授管理学的知识，他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改变社会结构，而国际管理理念的引入恰逢其时。

通过教学，他帮助学生们理解现代经济规律，同时也在课堂上强调中国本土文化的价值。

他常说，中国不仅在向外界学习，也在影响着世界，他始终坚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凭借经济实力和平崛起。

1994年，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他决定亲自环游全国，他将一辆高顶面包车改造成简易房车，用三个月时间穿越了中国的偏远地区。

这次旅程让他大开眼界，在宁夏，他看到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们通过“修路先富”的政策改善了生活。

在云南，他发现政策的倾斜帮助偏远山区修建了学校和医院，每到一处，他都感受到基层百姓对政府政策的认可，以及对未来的信心，他将这些见闻记录在自己的书中，向更多人传递中国发展的真实故事。

然而1994年的旅程虽然让他见证了中国发展的潜力，但当时的基础设施依然限制了他的行程，他需要长时间驾车穿越泥泞的道路，走访偏远村庄。

有时候，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另一个地区截然不同，让他对中国如何实现全面发展心生疑问。

这些疑问在2019年的第二次环游中得到解答，他发现，短短几十年，中国不仅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还通过全面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将偏远地区纳入国家经济版图，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巨变？

直言中国领先

当潘维廉谈及中国时，他常常感叹：“每次回到美国，都像回到了20年前，”这句话并非夸张，而是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真实感受。

与他1988年初到中国时的印象相比，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领域，中国的成就让他感到震撼。

他不仅见证了这些变化，更深刻理解到中国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1994年，潘维廉第一次用房车环游中国时，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高速公路还是稀有的，乡村道路大多泥泞不堪，甚至连城市之间的交通也十分不便。

为了走访偏远地区，他不得不小心驾驶穿过颠簸的路段，有时甚至要靠步行才能到达一些村庄。

他在旅途中感受到的是百姓的乐观态度和对政策的认可，在宁夏的一个小村子里，他遇到一位老农民，对方感慨地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简单但真切的话语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到了2019年，他第二次环游中国时，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32天内，他驾驶车辆走了2万公里，比起1994年的4万公里，行程减半，但效率却翻倍。

全国高速公路网络已经覆盖到偏远地区，农村的水泥路连接到每一个村庄，道路畅通不仅提高了交通效率，也彻底改变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小村庄，他见到村民通过通路后将农产品快速运往市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基础设施的改进只是中国全面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厦门，他亲眼见证了筼筜湖从生态恶化到蝶变为“城市会客厅”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这片人工内湖因为污染严重被人们遗忘，但经过几十年的生态治理，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成为厦门市民和游客最爱的地方。

潘维廉感慨地说，筼筜湖的蝶变不仅代表了环境治理的成功，更象征了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他坚信，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不仅如此，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进步也令他钦佩，移动支付的普及、5G技术的广泛应用、共享单车的便捷，都让潘维廉直言：“在中国生活太现代化了，”

他回忆起在美国购物时，还需要用现金支付或者写支票，而在中国，无论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在偏远地区的农户购买手工艺品，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交易。

这种便利性在他看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领先，更体现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接受度和包容性。

中国的发展并不止步于国内，而是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潘维廉尤其提到“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在非洲，他的儿子和儿媳从事医疗志愿服务时，发现很多中国人在帮助当地修路、建学校、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潘维廉感叹，这种合作模式让他联想到中国30年前的发展道路，“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在非洲同样适用。

在他撰写的书籍中，有不少篇幅专门探讨中国为何能实现如此快速而全面的发展，他认为，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力和对民生的重视。

通过他的采访，许多普通百姓都提到“政策好”，这是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核心原因。

从农田到城市，从边疆到内陆，中国的发展并非单一领域的突破，而是多方面的协调推进。

潘维廉表示，中国政府不仅关注经济，还注重教育、医疗、扶贫等全方位的民生改善，这种全面性和系统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他也注意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仍然需要外界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他的书籍、信件和演讲，正是为了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他提到一位荷兰教授在阅读他的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时，竟然一口气看完并表示大开眼界，这让潘维廉意识到，真实的中国故事远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那么潘维廉对中国的信任和赞美仅仅因为这些变化吗？他与中国之间又有哪些深厚的羁绊？

和中国之间的羁绊

潘维廉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美国空军的一员被派往海峡对岸的台湾，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

当时他收到一份来自大陆的宣传气球海报，这件看似偶然的小事，成为他与中国故事的起点，这张海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中国的好奇种子，也为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埋下伏笔。

1988年，他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放弃在美国蒸蒸日上的事业，带着家人来到厦门大学，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的美国朋友和亲人中引起不小的争议。

有人质疑他的选择，甚至直言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但潘维廉用行动证明，这不仅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一份他与中国文化深深共鸣的体现。

他在厦门大学任教30年，专注于管理学的教学，致力于推动中国商业教育的发展，他坚信，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管理学的引入，而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也能够为世界管理学提供宝贵的经验。

这位“厦门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不仅体现在教育事业上，也体现在他的研究与探索中。

他痴迷于闽南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甚至提出“没有厦门，就没有今天的美国”的观点，他发现，厦门和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对中美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深入研究这些历史，试图通过书籍和演讲，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连结起来，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疫情期间，潘维廉展现了对中国的信任和与中国人民同舟共济的决心，他曾发布视频，讲述自己为何坚信中国能够战胜疫情。

他还用行动传递信任：回到中国后接受隔离，并通过书籍和讲座向外界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他深信，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中国在面对困难时最大的优势。

更让潘维廉感动的是中国的开放与包容，他获得福建省第一个外国人绿卡称号，但这只是他与中国情感的冰山一角。

潘维廉还计划在2024年第三次环游中国，以记录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面貌，他不仅想见证这些变化，更希望将所见所闻带回美国，传递给那些仍对中国充满误解的西方民众。

在他的构想中，中国梦并非只属于中国，而是关乎全世界的共赢与发展。

对于潘维廉来说，中国不仅是他的生活地，更是他情感归属的地方，他常说：“我是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也显示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发展的深深信赖。

结语

潘维廉见证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的全面发展，用书籍和讲座打破了西方的偏见，他坚信中国是世界的未来，这不仅是基于经济成就，更是对中国人民奋斗精神的认可。

中国的发展不仅感动了本国人民，也吸引了像他这样的外国友人，他所传播的“中国故事”，将继续影响世界，促进中西方的理解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