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总指挥牺牲后，儿子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手下走出3位元帅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半，“轰、轰、轰”三声炮响，一排信号枪声响起，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张太雷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广东省委利用国民党粤桂战争的时机，发动起义，夺取全省政权，张太雷担任起义总指挥。

当时的广州城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张太雷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回到广州。11月底，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天空下着小雨，张太雷又打扮成洋行职员的模样，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广州沙面河上的邮船，在船上向20多位各工会负责人下达了任务，广州各工会共计3000多人，按行业成立7个联队，2个敢死队，由周文雍任总指挥。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开国元帅徐向前，就是第6联队的联队长。

12月6日，张太雷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不料，武装起义的消息被敌人得知。张发奎下令全城戒严，进行户口大检查，还准备对其所属的教导团收缴军械。为了争取战机，张太雷在紧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果断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偕起义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等人来教导团驻地，主持起义誓师大会。总指挥叶挺下达各营、连的战斗任务，全体官兵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了下来扔在地上、再戴好帽子、系好红领带。

3时半，只听得“轰、轰、轰”三声炮响，一排信号枪声响起，广州起义开始了。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多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经过3个半小时的奋战，起义军攻下了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沙河炮兵团、广九车站、观音山等10多个据点。

随着起义的顺利推进，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在西瓜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张太雷穿着黄呢子军装，在叶挺、恽代英、周文雍、杨殷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太雷首先报告了当前的形势，举行暴动的过程和意义。随后，他提高了嗓音，慷慨激昂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正当大会开得红红火火、热热烈烈时，张太雷突然接到报告，珠江南岸的一股敌军，渡过珠江从东郊进攻大北门。另一路敌军攻占了观音山，正向起义军总指挥部进犯。

情况危急，张太雷决定马上散会，疏散群众，命令各领导立即回到战斗岗位指挥反击。 张太雷腰挎着手枪，双手还拿着一支步枪。立即跳上一辆敞篷汽车，和纽曼一起向着枪声剧烈的大北门疾驰而去。他坐在左边，纽曼坐右边，他们的警卫员分别站在两边的踏板上。

当汽车行驶到大北直街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机器工会的匪徒突然从左侧的巷子里窜出，对着小车就是一通胡乱扫射。张太雷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一阵子弹击中了头部和胸部，歪靠在车厢里。司机冼流和一名警卫员当场中弹牺牲，靠右边的纽曼和另一名警卫员迅速跳下车，跑到街旁，依靠柱子作为掩体开枪还击。

附近的赤卫队员闻声赶来，有的当即去追击匪徒，有的跑到小汽车旁。车身弹痕累累，车胎被打爆，血水淌出车门，在地上积了一滩。张太雷无力地半睁着眼睛，像是疲劳至极似的用俄语喃喃地说了一句：“哎哟，可恶的魔鬼。”他头一歪，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太雷牺牲在战斗的最前沿，年仅29岁。在那辆流着鲜血的小汽车旁，有赤卫队员认出了张太雷，大惊失色，立马拔腿奔往总指挥部报信。

周文雍、黄平等人得知消息十分震惊，但形势万分危急，来不及悲伤痛苦。 周文雍一边派赤卫队到现场警戒，一边命令汽车工会调车抢运遗体。 汽车工会的负责人袁松、杨绩、梁梅枝等人开了一部大客车到达现场。赤卫队急忙把张太雷、冼流和警卫员的遗体抬到了大客车上。

张太雷的遗体被运到了总指挥部的一间屋里，放在一张床上，用蚊帐盖住。现场举行了简短的默哀仪式，第二天正式举行追悼会。随即所有人回到了战斗岗位，继续同敌人作战。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创建者之一，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并见过列宁的中共特使，被李大钊称赞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 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广州起义时，他的重要助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1955年大授衔时，都是元帅军衔。

张太雷牺牲时，儿子张一阳只有4岁，妻子陆静华担当起赡养烈士老母、抚养烈士后代的重任。张太雷有二个女儿一个儿子，党组织考虑到陆静华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困难，加上当时局势严峻，为了保护烈士家属的安全，决定送他们母子4人去苏联。陆静华考虑到婆婆正瘫痪在床，她必须要替丈夫侍奉母亲。于是，就谢绝了组织的帮助，自己拖家带口回到了常州。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党组织遭到破坏，陆静华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来源也断绝了。陆静华为了照顾3个年幼的孩子，白天到富人家里帮佣，晚上回家帮人洗衣服、做针线活。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她始终牢记张太雷的嘱托：“让孩子受教育。”把姐弟3人都送进了学校。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刚满15岁的张西蕾，决定追寻父亲的足迹。独自一人去上海寻找共产党，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到达皖南，参加了新四军。部队上得知她是张太雷烈士的后代后，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

1939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工作，特地接见了张西蕾，了解完张西蕾一家的情况后。叮嘱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派人去一趟常州，把张太雷的家人都接出来，送到延安去。

陈毅立即派交通员刘思猛到常州，向陆静华转达了党组织的关切。当时，张太雷的母亲还在世，整天离不开人。于是，陆静华向交通员说明了情况。

这一切，张一阳全部看在眼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常州，他失学在家。看到家里生活困难，瞒着母亲，偷偷到一家铸铁锅的作坊当学徒。他看到日本侵略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知道了敌占区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状况，渴望像父亲那样改变这个社会。

听到交通员与母亲的对话，他感觉机会来了，担心奶奶与妈妈不会让他独自离开家，交通员又不敢自作主张带他走。于是，他趁交通员不注意，悄悄地遛上了船。母亲到运河边送交通员时，看到儿子躲在船上，她明白了一切。一句话没说，立马跑回家给儿子收拾衣服。

等她匆匆忙忙赶回来时，船已经离岸。母亲使劲地将衣服扔到船上，对着儿子喊着：当心身体，听二姐的话.....话没说完，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双眼。张一阳抱起衣服，面对母亲跪在甲板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向母亲告别。这一年，张一阳不满16岁。

张一阳到新四军军部之后，副军长项英接见了张家姐弟俩，让张一阳先在教导队学习，等有机会就把姐弟两个送到延安去。学习期间，张一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年后，组织安排他到军部政治部当干事。他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最终在二支队的一个连队里当文化教员。

1940年年底，按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渡江去苏北。军部供给系统、非战斗部队和机关的女同志先行撤离。姐姐张西蕾想到弟弟一阳年小体弱，就向组织请求，让弟弟与她一起先走。当张一阳接到通知后，再次拒绝了组织上的关照，他对姐姐说：“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不能因为我是张太雷的儿子就搞特殊化，我要和我的连队在一起。”

不久，发生了皖南事变。张一阳在突围的过程中，受伤被俘。由于监狱的卫生条件特别差，1941年夏天，张一阳染上了“回归热”，体温高达40度，这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特务们把患病的人强制抬走，不给治疗也不给饭吃不给水喝。

其实，这种病很好治疗，只要注射一种叫“606”的特效药就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想要得到治疗，就必须在“悔过书”上签字。特务一手拿着“悔过书”，一手拿着特效药。对张一阳说：“只要签个字，就给你打针。”

张一阳没有思考就拒绝了，同在狱中的很多战友，都知道张一阳是太雷的儿子，想为张太雷保存好革命的火种，大家一起向特务抗议， 要求把张一阳放出去。后来，特务从一个叛徒口中得知，张一阳是张太雷的儿子。

在国民党的眼中，张太雷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现在，他的儿子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这让特务们认为可以利用张一阳大做文章。于是，他们派人来劝说张一阳：“如果在“悔过书”上签名，就可以到国民党做大官。”张一阳已经好几天水米未进，身体十分虚弱，他用极低的声音说：“我宁愿死，也不会向你们屈服。”

劝降不成，特务就不给张一阳治疗。几天后，张一阳的病情迅速恶化，他知道自己快要去见父亲了，用嘴咬下自己的指甲，连同姐姐送给他的那支新华钢笔，一起交给一个狱友。他跟狱友说:“如果你将来越狱成功了，请你帮忙找到我二姐张西蕾，把指甲与笔交给她。”几天后，张一阳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18岁。

后来，这位狱友越狱成功了，当他把东西交给张西蕾时，张西蕾不相信弟弟已不在人世，失声痛哭。当陈毅从张西蕾哪里得知一阳噩耗，深感痛惜地说：“让我如何向周恩来交待。”

张西蕾担心母亲受不了丧子之痛，没有把弟弟牺牲的消息告诉母亲。直到1950年，陆静华受邀参加国庆观礼，有人向毛主席介绍陆静华：“这是两代革命烈士的家属。”她才知道儿子早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