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变后，其妻子到武汉找他；毛泽东对她说：你随时可以回来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担任主席，张国焘担任副主席。由于林伯渠同时担任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长期在西安工作，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所以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

这样一来，张国焘就从北山的窑洞搬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院，比起延安街上破旧矮小的房屋来说，这里的房屋就显得整齐多了。张国焘的住房两室一厅，一间住着张国焘，另一间住着伍修权。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把这样一个重要地区交给张国焘来管理，确实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也体现了对他的关怀。但是张国焘常常以消极的态度来对抗中央，将工作交给秘书长伍修权，做起了挂名的政府主席。

唯一让张国焘感到欣慰与快乐的是，他的妻子杨子烈和大儿子张海威，被党组织接到了延安，陪伴在自己身边。

1931年3月中旬，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张国焘，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当时知道鄂皖苏区情况的人很少，苏区与中共之间建立的交通网，彼此之间互相联络的情况，只有周恩来才清楚。因此，周恩来让顾顺章亲自护送张国焘，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

顾顺章顺利完成护送任务后，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刚好被叛徒王竹樵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报告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顾顺章被逮捕，不久，他就叛变投敌了。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子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生活来源，靠劳动自食其力，学会了产科护理。几年来，她一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历尽千辛万苦。但她一直在等着张国焘，没有改嫁他人。独自带着5岁的儿子张海威东躲西藏，最后回到了张国焘老家江西萍乡，在乡下避难。这期间，张国焘与母子俩音讯全无，一晃6年过去了。直到1937年，杨子烈才在南京找到了党组织，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会面后，立即奔赴延安，与张国焘团圆。

妻子的到来，让张国焘顿时觉得天地明亮了许多，儿子张海威长得也酷似他，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的样子，十分可爱。每天陪爱子玩乐，便成了张国焘必不可少的活动。

杨子有在上海产科医院学习的经历，延安医院院长傅连暲便向中央提出，让她到医院工作。就这样，杨子烈被安排到延安医院工作，除负责接生外，还为边区政府的勤务员讲政治课，生活得很充实。几十年后，她在回忆录中还这样写道：“我非常喜欢延安，虽然它的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土地贫瘠，天寒地冻，大家都住在窑洞内。但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喜爱。”

最让张国焘感到高兴与满足的是，妻子到延安不久又怀孕了。他早就想再要一个孩子了！在这段日子里，他经常陪伴着妻子。

1938年4月初，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由于出逃之事关系重大，搞不好会彻底身败名裂，所以张国焘事先不仅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也没有告诉妻子，只是一个人偷偷的暗自策划，而且表面上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丈夫的不告而别，杨子烈虽不解，却没有向任何人打听，在她看来，丈夫或许是被党组织派去做秘密工作了，需要遵守党的相关规定。因此，尽管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她仍然照旧在医院里工作着，没有任何疑虑。

直到5月的一天，杨子烈忽然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要她去一趟。

杨子烈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去的时候，组织部有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刚开完会，还是才吃完饭。大家看见我都和颜悦色地向我微笑。我更感到高兴！陈云同志立刻招招手，请我到另外一间房里去。低声说：“子烈同志，你知道吧？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

“噢！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怔，惊奇地问道。

杨子烈从陈云口中得知了丈夫叛变的消息，陈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担心杨子烈无法接受，诚恳地安慰她：“不要难过，子烈同志。”

在找她谈话前，陈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时一个工人用大条盘送上四碟菜，有肉有鱼有蛋，另有一碗汤。

陈云随后拿出一封信，是张国焘从汉口寄给妻子的，杨子烈流着眼泪打开了信，信上说道：

子烈贤妻吾爱吾妹：
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
凯音（张国焘曾用名）

杨子烈看完信后，心中又是一怔。满心想去找国焘，恨不得马上就能够看见他。但一时不好意思说出口。

所以，陈云问她：“去不去？”她只是低声说：“我考虑一下。”

出门前，陈云指着大腹便便的杨子烈，关切地说到：“你要好好当心！如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

是去汉口，还是留在延安？杨子烈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反复考虑，她最后决定向组织部要求去汉口见张国焘。

在没有接到组织部的答复之前，杨子烈找到毛泽东，提出要回家去养孩子。她对毛泽东说到：“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出乎她的意料，毛泽东听到她的要求后，当即给组织部写了一张便笺：“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然后，毛泽东和蔼地对她说：“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大功臣。现在国焘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

对张国焘的家属，中央是仁至义尽了。中央原本准备送张海威到苏联学习的，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几天后，张海威被专程送回延安，与杨子烈团聚。

当杨子烈准备妥当，要求毛泽东批准放行时，毛泽东对她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

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和妹妹杨子玉，坐在颠颠簸簸的卡车上，由延安派人派车护送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离开了居住不到一年的延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乘火车护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八路军办事处将三人交给张国焘派来的人，使他们一家得以团聚。

1973年5月，美籍华人陈平景访问北京。周恩来于5月16日接见他时，谈到了张国焘。周恩来：“他有一点没有争论，她们母子在延安，是毛主席亲自主张，把她们送到武汉，那是我经手的。他还要求让他儿子来广州读书，我们还照顾了，并没有为难他。是解放以后到广州来学医的。我们对他是仁至义尽。”

妻子的到来，令张国焘十分高兴。此时的张国焘，已完全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忠实走狗，献媚讨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

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蒋介石特地交代，把张国焘留在大陆。张国焘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求神拜佛，终于还是在1948年11月举家踏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

他在台北前后才住了1年，处处遭人白眼，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好不容易才租下的台北市新北段的一栋房子，又由行政院批示，遭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大员强占。四处碰壁的张国焘，此时的景状堪称无限凄凉潦倒。只好举家迁往香港，另谋发展。

为了生计，一家人只得四处颠沛流离。 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天，杨子烈上街买菜，一不小心，踩着了一块香蕉皮，重重跌了一跤，把臀盘骨也摔断了。幸亏当时有几个路人帮忙，立即叫了一辆计程车，把她送进了医院。由于杨子烈身上没有带钱，医院开始拒绝让她住院治疗；后来还是这几个好心的路人拼凑出了一笔钱，医院这才同意给杨子烈办手续。 等到张国焘赶到医院时，手术已经基本结束。

杨子烈这次住院治病，使张国焘本来就拮据、紧张的财政状况愈加恶化，杨子烈的腿最终还是没有治好，她成了一个跛子，行动很不方便，在一簸一跛中继续完成人生的漫漫旅途。

这一段日子，是张国焘一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窘迫不堪的时期。其全家的生活费用，主要只有靠大儿子张海威教书挣来的有限薪水以勉强维持。他们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经济极其困难，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1956年，一直寄人篱下、走投无路的张国焘，忽然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于是，他厚着脸皮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他转告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希望中共能看在他是建党元老这个份上，收留自己，同意他回去。

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答复： “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张国焘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大陆方面真的提出来时，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拒绝道歉。

1968年底，张国焘不堪内心煎熬、背井离乡，飘洋过海，首先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他的次子张湘楚，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但是，张国焘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没过多久，便又偕杨子烈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张国焘夫妇膝下有3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小儿子张海川也在多伦多，做工程师。二老抵达多伦多市之后，先是暂时住在张海威家；但不久，夫妇俩发现张海威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又搬到了尚未结婚成家的张海川那里，随着张海川成家立业，夫妻两个就搬到了养老院。

1979年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瑟瑟发抖。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更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的3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