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三重奏：捐献、移植与重生｜华山医院器官捐献实录

2024年10月，52岁的宋丹维女士因病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后发展为缺血缺氧性脑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根据她生前意愿，作出同意器官捐献的决定。经过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器官捐献获取组织（OPO）评估跟进，宋丹维女士顺利捐献1个肝脏、2枚肾脏和1对角膜。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是捐献者、医者和受者共同谱写的生命赞歌。

捐献者父亲：

“我的亲人不曾远去，也没有离开”

我的女儿宋丹维与渐冻症勇敢斗争了近一年，最终还是在无情的病魔前倒下了。遵循女儿生前遗愿，我强忍悲痛颤抖着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满足了她最后的心愿。

女儿生前始终秉持着“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信条。我和她妈妈常年在青海工作，女儿由外婆带着在上海读书生活，只有放假的时候才会过来与我们团聚。有一年暑假，我借工作之便，带着她一起去希望工程帮助的贫困学生家中走访，她深受触动，当即决定也要资助两个孩子，还时常从上海给他们快递生活用品，最终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她生前在上海虹口区一所小学担任工会主席，对学校的退休教师关怀备至，一些老人将她视为己出，要认她做干女儿。

患病后，女儿曾以玩笑的口吻与我们提及过器官捐献的意愿，但当时我并未当回事。直到她病重，我才得知女儿早就与华山医院康复科朱玉连教授深入交流，坚定地表达过捐献器官的意愿。这份意外的发现让我既惊讶又骄傲。在与华山医院的OPO协调员沟通后，我们迅速达成了一致，决定尊重并支持宋丹维的遗愿。女儿学校的校长在悲痛和惋惜中留下短短两个字的感叹：“伟大！”

医生告诉我，女儿所捐赠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将至少为三个家庭点燃新生的希望之光。或许，我并没有失去我的女儿，那些受捐献者，将从病痛中解脱，带着她生命的一部分，替她感受这个世界。就像捐赠证书上写的那样：“您的亲人不曾远去，也没有离开，她依然活着，在生命的延续和我们永远的纪念中……”

医生：

“我们只是生命火炬的接力手”

在生命的舞台上，每一次肾移植手术都像是一曲无声的乐章，演奏着希望与牺牲的交响。我叫张雷，华山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在团队内朱有华医生、瞿连喜医生等的密切合作下，我们顺利开展各类肾移植手术，见证了无数由死向生的生命奇迹。不久前，感恩于宋丹维女士的器官捐献，我顺利完成了两台肾移植手术。随着血管吻合血流开放后新的尿液涌出，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次手术的成功，更是一次生命的接力。伴随着移植患者一天天康复，我仿佛看见生命的火光又熊熊燃烧起来，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自1960年我国肾移植技术起步至今，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手术成功率和患者存活率显著提高。相较于透析，肾移植能够为患者平均延长8至10年的宝贵生命，并且，只要控制好慢性排异反应等长期并发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然而，尽管我们的技术日益成熟，肾移植仍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捐献器官的严重不足。目前，我国捐献的肾脏与等待移植的患者之间的比例不足1/10。作为医护人员，我们深知捐献的意义在于移植，因此，每次进行肾移植手术，我们都怀揣着崇高的敬意。从术前筛查，到手术评估，再到围手术期管理，我们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恐辜负了捐献者的无私遗愿。器官捐献是捐献者、医生和受者共同谱写的生命的三重奏，无论少了哪一个音符，这一生命的乐章都无法圆满。

许多我曾救治成功的患者向我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但我认为，这份荣耀更应该归功于那些无私的捐献者。由于法律规定的“双盲原则”，受者和捐献者之间不能直接接触，我们医生便成为了传递情感和希望的唯一桥梁。我经常努力充当“爱的信使”，比如收集接受儿童肾移植患者的画作，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捐献者家属，这不仅是对亲人的纪念，也承载着患者深深的感激。

捐献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播撒了希望的火种，无私地点燃另一个人的生命。而我们医生，作为生命火炬的接力手，任重而道远。

肾移植术后患者：

“感谢他给了我生命的权利”

2017年12月，因为长期失眠，还在读大学的我拖着昏昏沉沉的身体来到医院检查，未料到命运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尿毒症。当医生宣布这个诊断时，我的内心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因为对于这类疾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的肌酐水平高达1774umol/L，远超正常值的50-110umol/L，但那时的我，对这些数字毫无概念。直到回学校后上网查询，我才意识到，我的世界崩塌了。

透析，这个听起来冰冷的词汇，对于患者来说，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旅程。头痛、失眠、呕吐……透析带来的副作用如同恶魔般缠绕着患者。每周两到三次，每次四个小时的透析，让人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由此产生的社会脱节感，更是让人心如刀割。

如果能接受肾移植手术，熬过术后排斥、感染等难关，肾功能基本恢复正常，生活质量便能得到显著的提升。然而，许多患者仍在透析中苦苦等待合适肾源的出现，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学尚未毕业的我，匆匆结束了期末考试，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悲观和对现实的无力感，回到了老家，准备开始那似乎无尽的等待。在家等待肾源的每一天，我都对未来感到无比迷茫。我的世界似乎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死亡的回声不断回荡，逐渐瓦解我对生的希望。

幸运的是，命运终于向我露出了微笑。终于，我接到医院的电话，告知我匹配到了合适的肾源。那一刻，仿佛是黑白的默片逐渐响起了绚丽的音乐。我连夜赶往上海，张雷医生为我完成了肾移植手术。术后恢复期也是有惊无险，到现在状态一直保持稳定，肾功能基本正常。每年到了做移植手术的那天，我都由衷地感激那位拯救自己性命的好心人，是他让我重返学校、继续学业，让我有了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的权利。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我想，我患上尿毒症并非因为我是个恶人，我获得捐献也并非因为我是个好人。我们行善，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燃烧生命的烛光，照亮他人。“那么，我该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他给我的这颗肾呢？”于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刚一出院，就立刻去上网登记，也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捐献者在生命终结的一刻前，实现了价值的永恒；医护者在救死扶伤的征途上，彰显了职业的崇高；受捐者在涅槃重生的旅程中，感受了生命的无价。如同三重奏中的三个声部，交织缠绕在一起，共同演绎着生命的奇迹。随着受捐者逐渐恢复健康，他们接过了生命与希望的号角，吹奏起一首永不停歇的乐曲，继续在世间回响。

文 | 寇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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