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他们俩只当了十天的都督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湖南的立宪派大为震动，早在5月的铁路国有事件中，立宪派就已经对清廷感到失望，尤其是在湖北立宪派汤化龙加入军政府之后，湖南的立宪派也决定参与到革命之中，然而由于此前他们与革命党缺乏联络，一时间竟然不知应当如何谋划，“他们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到处乱闯，经多方物色才从李藩国家里找着一个陈作新。”

陈作新是个落第书生，不得已弃文从武加入新军，他从未加入过革命党组织，只是通过秘密流传的《民报》等革命书刊了解革命理念，同时又管不住自己的嘴，爱说大话，因此十分惹人注目。1910年长沙抢米风波时他曾劝说管带陈强起义，陈强大惊，借口让他退下之后撤了他的职，失业后的陈作新更加无所顾忌，自称自己和孙中山、黄兴是拜把子的兄弟，还编造了所谓湖南革命十头领，自己位居第四，扬言等到革命成功自己就是湖南革命军的镇统，立宪派注意到他，与其取得联系，陈作新夸下海口：“湖南如果要响应武昌起义，新军由我负责，只是巡防营与会党须与焦达峰商量。”陈作新说过众多大话，但是有一件事倒是真的，他真的认识焦达峰。

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刘文锦，但是由于形迹败露，刘文锦不得不逃离湖南，湖南的革命活动陷入停顿状态。然而随着5月铁路国有事件的爆发，湖南的形势为之一变，刘文锦暗中催促新军起义，并将同盟会会员焦达峰介绍给湖南新军，后者曾与武昌首义的领导人孙武共同创立共进会。武昌首义前后，焦达峰才赶回长沙，“自是新军同志问之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确立了自己在湖南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位。立宪派通过陈作新联系到焦达峰和新军领导人物安定超，邀请他们共同会面，商议起义事宜。

10月22日8时，安定超率军起义，而此时湖南巡抚余诚格则是个无能的纨绔子弟，平时只静坐养身，不大理会军政大事，谭延闿回忆，当时不断有人报告新军攻城，余诚格反复的说：“没有的事，再打听吧。”最后新军打到抚署，卫队当即投降，余诚格到后院挖洞逃跑，至此湖南的起义几乎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到下午2时，全城都落入革命军手中。

起义成功后，下一步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革命党邀请立宪派共同商议，焦达峰先表态：“我是奉孙文的命令来的，孙将湖南的事交给了我。”大家于是推举焦达峰为湖南都督，陈作新突然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而立宪派领袖谭延闿则表示：“今非争都督之时也，民军方在萌芽，天下之大举义旗者，仅一二省，且改革政治以谋幸福，焦都督既举定，自以合力进行谋建国家为前提，某当与公等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而已。”最终决定以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推谭延闿为民政部长。然而有趣的是，按照孙中山等人1906年制订的《革命方略》，军政府中不设副都督，湖北军政府里也没有副都督，焦达峰当日就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最终没有坚持，仍然以陈作新为副。

湖南在清末民初的革命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南籍人士在同盟会早期名单中占16%，仅次于广东位居第二，起到核心领导作用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刘揆一都是湖南人，此外就辛亥革命时的情形而言，湖北的蒋翊武、刘复基，云南的蔡锷、贵州的张百霖都是湖南人士，然而诡异的是，当湖南革命爆发时，这些人全都不在湖南，这就给湖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在这个真空之上，焦达峰和陈作新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然而时局的发展却远远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

不仅是陈作新，实际上焦达峰的力量也十分有限，他是在革命前夜才回到长沙，与新军并不熟悉，据回忆，起义当天“焦达峰穿了便衣拿着枪在军装局往来，兵士不认识他，以为是奸细，把他捉了，幸而安定超、李金山两人来取炮弹，见了为他们解释，并介绍才把他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焦达峰“久之渐不自安，乃私召其会匪党羽暗中相助，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其与会党的关系引来了新军的反感。

起义成功当晚，谭延闿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最终谭延闿被选为议长，随后并提出《都督发令条例》，要求都督受到临时参议院的监督和限制，或许是出于不自安，焦达峰匆忙同意。10月26日谭人凤来到长沙，愤怒的表示：“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于是10月31日焦达峰宣布取消各机关，谭延闿当场辞职而去。结果就在取消临时参议院的当天，新军管带梅馨动员同志：“焦达峰只有会党，不喜欢新军，我们不杀他，他就会解散我们的。”于是发动兵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改推谭延闿为都督。

谭人凤听说此事后大为气愤，甚至认为谭延闿就是事变的幕后黑手。此时黄兴寄来一封长信：“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于是湖南的局势始告稳定。之后谭延闿一方面推动他省独立，先后联系广西、福建、云南、广东、安徽、甘肃等省，促成各省独立，另一方面又接连派出新军援助湖北，使得湖南成为革命阵营的中坚力量。

从而10月22日湖南起义成功，焦达峰、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到10月31日二人被害，前后不过十天，而在两人的大起大落之间，展现出的实际是辛亥年湖南波云诡谲的社会形势。由于黄兴等本地革命领袖均不在湖南，给湖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在这个权力漩涡背后进行争夺的，包括了同盟会、立宪派、新军甚至是会党等多个势力，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这个政治网络的连接点，因而得以气势，然而他们本身在湖南并无声望与实力，因而无力掌控湖南的政治局势，焦达峰借力会党的行为更是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那个爱说大话的陈作新，在其中更是成为了最为无辜的可怜人。湖南短短十天内的政局演变，实际上展示出了辛亥革命武昌-南京-北京的线性叙事之外的生动视角。

进一步延展来说的话，在陈作新与湖南革命的故事中，有两个视角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革命党对新军的舆论渗透，陈作新本身并不是同盟会的会员，他与革命唯一的关联就是看过不少《民报》等革命书刊，因此与其说他是“革命新军”，不如说他是“受到革命影响的新军”，陈作新并不是个例，实际上在南方诸省的革命中，参与革命的新军很多并非革命组织的成员，而只是革命的同情者，比如武昌首义当夜，革命党先是找到脱离革命许久的吴兆麟主持工作，之后又将大权交给同情保路运动的黎元洪，再比如云南的蔡锷，其早就对革命党承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因此革命党人在此前十年的舆论工作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革命的理念超越了革命的组织力量，成为推翻清朝的重要支持。

其次是对于地方化的进一步探析，清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力量的地方化，它以东南互保为标志，甚至可以追溯到团练时期，然而我们不应仅仅将“地方化”理解为“去中央化”，在清廷退场之后，不同省份在新政十年里按照自身的发展模式进行生长，使得到了辛亥年，各省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即使是先后独立的南方，实际上在政治社会形势上也存在很大区别，在湖南立宪派掌握了政权，在广东、江西，同盟会胡汉民和李烈钧担任都督，而在湖北、云南，新军黎元洪、蔡锷成为领袖，而在陕西，权力甚至被会党掌握，以至于革命同志纷纷认为“革命失败了”。正是由于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对于“地方化”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精细化，以此了解每个省份在辛亥年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