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拉车人”有多悲惨？活过40岁是渴望，一生买不起一辆黄包车

《骆驼祥子》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为背景所描写的一本反映当时底层民众悲惨命运的小说。

这篇小说当中的主人公祥子便是一位靠着拉车而生的底层劳动者者，虽然作为车夫的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无奈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之下他屡屡遭到命运的打击，最后只能以家破人亡的悲剧而收场。

许多人在看了这一部作品之后对于祥子黄包车车夫这一已经消失的职业产生了好奇，那么在旧时代车夫这一行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们为什么将这一职业的劳动者称为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人呢？

顾名思义，黄包车夫所拉的车便是民国时期较为流行的洋车，而黄包车则是洋车的另外一个名字。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黄包车由日本传入中国，由于当时国内习惯称呼日本为“东洋”，所以自然而然也将这种带有日本色彩的交通工具称之为“洋车”。

黄包车虽然有着公共交通的属性，但在本质上这种交通工具却是完全要靠着人力拉它前进，在洋车的前段有两根车把手，洋车夫拉车的时候站在两根把手之间双手端车把，弓背弯腰而且身子前倾，甩开步子一溜小跑。

而洋车的乘客则坐在车的后座之上，等到车夫拉车将其带到目的地后再将车费给拉车的车夫，所以不难看出洋车车夫正是靠着自己的力气来拉车赚钱。

拉车这个行业的兴起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值清末民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光之一，在当时外有强敌环伺，内部腐朽不堪的状态之下，无数普通的老百姓在权势者的强取豪夺之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们只能进入城市靠着自己仅剩的一把力气干起了拉洋车的工作。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职业的追求有着“士农工商”的排序，也就是说上学读书然后进入仕途做官是绝大多数人最为理想的追求。

然而在那样一个名声凋敝的年代，维持后代读书的高昂费用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巨额数字，所以无数的平民子弟在吗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情况之下便进入社会赚钱以维持自己家庭的基本运转。

在这个时候，几乎完全靠着出卖劳动力就能够完成的拉黄包车的工作就成为了无数底层民众的首选职业。

由于拉黄包车这一行当几乎没有任何的技术门槛，只要自身有一把力气且腿脚正常就能够拉车前进，所以这自然而然也受到了大部分诸如祥子这样的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底层劳动者的青睐，但看似容易上手的拉车行业真的能够让祥子们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吗？

答案是在当时绝大多数的车夫难以维持日常的生活开销，甚至其寿命通常都难以活过40岁。

从个人尊严角度来说，当时的 车夫在一些“上层人”的眼中根本就如同蝼蚁一般，时常受到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白眼、欺侮，甚至打骂，一天下来受到的窝囊气远远多于其赚到的车费。

而对于这些车夫来说，缺少尊严并不算不得了的事情，最为要紧的是严峻的现实让他们即使是做车夫这样看似平淡的工作也是举步维艰。

在当时来说，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想入行车夫这个职业，首先显然是要有一辆洋车的，而在当时一辆洋车的价格来说对于普通人显然是一个堪称天文的数字。

以抗战前的北平为例，要在生产洋车的厂家买一辆洋车，至少也要50块大洋，而即使花了50块大洋所买到的也只是品质和做工最为低档的一类车，想要买到品相和质量都说得过去的洋车，起码还要再加30块银元，所以在当时想要靠买车来拉活基本上可谓是天方夜谭。

而在当时如果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而仍然想做黄包车夫的话，有且只有一条路径，那就是依附于一个车行，与该车行的老板形成雇佣关系。

民国时期的城市有不财大气粗的人看到黄包车这样一种公共交通有着不错的市场潜力，所以他们便出钱买下为数众多的黄包车开设车行，再雇佣一些找工作的劳动者，将自己所买的车租赁给这些车夫使用，每天或者每月向这些租赁自己洋车的车夫收取固定的租赁费，而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车夫所拉洋车的来源。

而这些车行老板可绝不是善男信女，乱世之下的他们指望自己拥有的洋车和车夫为自己带来不菲的收益，试问他们又怎会不以最为残酷的方式来压榨这些可怜的劳动力呢？

首先他们会给车夫定下高昂的车份钱，所谓的车份钱就是车夫固定要给车行老板的“洋车使用费”，只要一个车行的车夫一睁眼，就倒欠车行老板一笔可观的车份钱，只有拉着黄包车上街拉人赚钱才能够还这一笔外债、

除此之外当时大多数车夫都在城里没有自己的房子可住，这也就导致其无论是在车行之外租住房屋还是借住在车行的大通铺之中，都有一笔额外的租金支出。

通常来说，一个车夫在最为理想的情况、即绝大多数时间都有人坐车的情形之下，车份钱会占据他每天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剩下的钱才能够作为他的“可支配收入”。

但问题在于这种时时有客人可供其拉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常态。

在进入抗战时期之后，中国国内的民生情况处在一种极度堪忧的过程当中，日本人的侵略所导致的百业不兴和通货膨胀使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一再降低。

在这种背景之下，能够有闲钱坐洋车的人可是屈指可数，而坐车人的减少也意味着车夫收入的直线下降，那么在这种时候车行老板会不会体恤这些劳动者从而降低甚至免除高昂的车份钱呢？

答案显然是不会的，这些坐拥洋车的老板正是靠着这些车行的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怎么可能因为车夫的困难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

这也就意味着当没有充足客源的时候，一个车夫一天下来所有的收入全都要以车份钱的形式流向老板的口袋当中甚至到头来还要倒欠老板钱，所以车夫们起早贪黑卖力工作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常态。

可问题是车夫这种常年冒着严寒和酷暑的工作对于身体来说无疑会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损伤，且不说一些严重的疾病，就算是平时的头疼脑热也会让他们的日常拉车工作难以为继。

但车夫们遇到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敢休息的，因为一旦这一天无法上街拉车赚钱，自己仍旧要出车份钱给车行老板，所以在面对一些头疼脑热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疾病的时候，自己也要坚持拉车，这也就导致了当时的车夫在拉车过程当中一头栽倒再也无法醒来的情况屡见不鲜。

按理说洋车车夫的境遇如此实惨，肯定是无数人所避之不及的行业，实际上恰恰相反，越是生活艰难的年份，来到车行想要谋得一份拉车车夫工作的劳动者便越多。

因为一旦社会环境整体变差，失业人数肯定会直线上升，体力劳动者尤为如此，岗位的缺乏只能让他们一股脑涌入已经存在的工作竞争当中，而人力车夫便是其中的代表。

一旦社会上百姓的日子整体难过的时候，无数无业民众便会涌至车行来向车行老板谋得一份拉洋车的工作，虽然这样一个工作在诸多达官显贵看来只是一个“下九流”的行业。

但此时对于无法养家糊口的平民来说却是一个香饽饽，甚至出现了大批前来找工作的车夫因为争夺一辆洋车的使用权而大打出手的事情。

而车行老板显然是乐于看到这种情况的，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卖方市场”情形，他们便可以毫无底线地将车份前抬高，此时的车夫们明知道车行老板的定价明显不合理，但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也只得屈辱接受。

这就造成了车夫们在收入明显下降的情况之下每天所要交的固定费用反而增多，但在生活的压力之下也只得忍下这口气，可以说经过一番“混战”之后没有争到拉车机会的人固然惨，但争到了拉车机会的车夫也依然是跳进了另一个火坑当中。

假如一个车夫只要认为自己拼命工作交足了给车行老板的车份钱就万事大吉的话便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当时一个车夫除了面对老板的压榨，同样还需要面对来自官方势力的公然勒索。

以北平为例，在七七事变之后这里变成了日本人的占领区，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在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期，北平警察局曾经有一个名叫沈万山的局长，他的所作所为让无数车夫感到咬牙切齿。

首先沈万山在北平城当中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交通规章，如果有车夫违反了这些规定便会受到来自巡警的罚款，而这些罚款显然是一个车夫难以承受的。

除此之外沈万山还在北平车夫当中推行了“号坎”制度，所谓号坎便是印着号码的马甲，车夫们想要上街拉活便要穿上北平警察局统一配发的号坎，如若不然便会以非法拉客的罪名关起来，而想要得到这件“号坎”可并不容易，需要向警察局缴纳数目不菲的号坎购买费用。

北平的车夫们虽然对此规定无比愤怒，但无奈沈万山的背后有着日本侵略者撑腰，大家也只能无奈接受，自此之后北平车夫的日子愈发难过。

换个角度来说，即使一个车夫真的如其所愿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也绝不意味着他能够彻底告别艰苦的底层生活。

民国时期社会上并没有严格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一个诸如洋车车夫这样的底层劳动者患上较为严重的疾病，就只能全款支付治疗费用，这对于本就困难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是一种雪上加霜。

而想要凑齐自己的治疗费用，就需要这个车夫更加拼命的挣钱，显然这对于他的身体来说是一种过度的透支和伤害。

所以在身体和挣钱的恶性循环之下，一个车夫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如小说《骆驼祥子》一般，正当盛年便家破人亡。

一个车夫惨淡的一生看上去只是这个职业本身的悲剧，但放眼望去在当时的底层劳动者又能有着怎样的体面结局呢？

造成这种悲剧的在本质上还是要归咎于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也可以说祥子等无数车夫悲剧一生也正是那样一个社会当中无数底层民众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