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思想教育是有害的

单向度的社会中只有单向度的思想。在196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否定性思维被消解。生活的主题是接受现状，在现有框架内追求技术进步，商品革新。教育体系更多地关注技术技能和职业培训，强调专业化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学生被训练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工人，而非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人文学科被极度轻视，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教育模式使学生的精神维度变得特别单一、顺从和易于管理。

很多人特别强调学校的专业教育，这当然无可厚非，从普通人角度看，专业是饭碗，专业壁垒越高，饭碗越稳。选择大学专业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所谓的“硬”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在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会选择理工专业，即便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类和财会类的专业也更受欢迎，至于哲学则可能被放在最后，人们普遍认为哲学没有门槛、没有专业性。

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从学科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就发现“本科”这个概念的本意就不是专业教育。不能把大学和技校搞混淆，虽说这两者没有高低之分，但功能不尽相同。本科本质上不是提供专业教育的，它提供的是“教养”。当年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时，他把学校的环境布置得特别好。学生们上了许多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课程，而且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学生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学校社团活动上，学校宿舍环境也特别好。当时有许多人质疑说：“你们把学生的生活弄得这么幸福，他们毕业后根本不知道社会的疾苦，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你培养这些人有什么用呢？”

司徒雷登当时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应。他说，如果学生们过早地了解社会、适应社会，那他们就不会有改变社会的欲望。只有在学校里过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他们才能够从另一个维度来审视这个社会。你看，老是劝年轻人懂得社会上的各种规则，他们就没有否定性，只有肯定性。如果他们聪明一些，就会利用社会的固有模式钻营，获取自己的利益，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倒会认为那些保留了否定维度的人是孔乙己，还会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之类的概念来指责他们不能适应社会。

其实，大学不过早地进行专业教育是博雅教育的一个常识。我们知道现代大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欧洲，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都是非常古老的大学。中世纪大学教的是“自由七艺”，包括语法、修辞、逻辑（构成三艺），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构成四艺）。这里面哪个都不是专业谋生技能，都是人格养成学。与自由七艺对应的是机械七艺，包括农业、建筑、军事艺术、贸易、医药、航海和戏剧，旨在培养具体职业技能，以便承担社会功能性角色。但机械七艺发展较晚，也远未像自由七艺那样受到重视。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也有类似的态度，儒家的君子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传统技能，也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和数学，旨在全面培养君子的品德，这其实也不是专业教育。学射箭、驾车不是为了打猎和当车夫，学数学也不是为了当账房先生，儒家认为这些技能是一种灵魂养成术，通了六艺，一个人的人格才有博雅气象。

但在深度消费化和科技化的时代，单向度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工具性人才。这种教育不需要学生对世界有特别的想象，只是希望他能作为一个手段，不辞劳苦、忍受重复性强的工作。一个理想中的人才是一个技术专才，他们只能在流程中执行一些步骤性的工作，无法对流程本身进行反思，也不负责去构思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图景。这样的话，我们最终将在技术进步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名义下来谈论一切话题。所有的注意力都指向一种工具性的优化，人们只考虑走的快慢，而对社会要朝哪儿走不再投入任何关注。所有议题都被还原为技术/效率议题，社会全面失去否定性，成了一个平滑的、无处不肯定的社会。

所谓的“无处不肯定”的社会大概是这样的：在工作场所，职工被要求严格按照预定的流程和技术标准工作，任何创造性和个性化的尝试都被视为低效和不必要的；在学校里，学生一上来就进行专业定位和职业教育，学校成了工厂的人力储备池；在文艺领域，文化活动不再负责制造多维度的精神世界，而竭力制造精神幻品，让人观看别人的悲惨或臆想自己的成功，作家退化为“写手”；即使是最富有批判性的学术活动也难逃例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严肃的思想活动被技术化了，表格越多学科地位就越高，社会科学忽视了对社会深层问题的识别和批判。

哲学会是个例外吗？哲学不是最讲求批判性吗？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及其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肯定性思维，即认为技术发达和商品繁荣是正确生活的唯一标准。被这种思路全面主导以后，哲学也会被技术理性所支配，失去了批判性。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哲学也变得工具化了。哲学怎么被工具化呢？哲学真正的任务是通过批判实现人类的解放。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追求真理和美德，通过理性思考和辩论来实现个体和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现代社会，哲学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和专业化，与普通人的生活脱节，失去了其解放性的潜力。

当代哲学研究更多地关注语言分析和逻辑问题，而忽视了生命中的真问题，变成了琐碎哲学。分析哲学虽然在逻辑和语言分析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在社会批判和人类解放方面却乏善可陈。他们的议题很少有人关注，但却有很高的智力门槛，最终就滑向了智力杂技。这种趋势使哲学失去了其解放潜力，变成了技术理性的附庸，其做法从根本上是反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