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首都机场惊现女性裸体壁画，引发群众争议，最后如何处理？

自古以来，对于含蓄的中国人来说，异性的身体往往都是神圣且神秘的，虽说这并不耽误我们拥有庞大的十四亿人口，却始终没有人敢将其放到明面上，在西方思想盛行的民国时期，倒也有人进行了尝试，奈何被社会主流排斥，这才渐渐没了动静，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情况亦是愈演愈烈，甚至逐渐演变成了稍稍露骨便是“伤风败俗”的地步。

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在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这种思想上的封印却也成为了开放的巨大阻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正急需一位先驱者来打破僵局，幸运的是，一位英雄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在他的笔下，一幅大胆的壁画在首都机场横空出世，不过可想而知，打破传统的他也立刻被人们贴上了“离经叛道”的标签。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人到底是谁，面对群众的争议，身为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李瑞环同志又会作何处理呢？

一幅大胆的壁画

时间回到1979年初，彼时，为了彰显新气象，组织上便打算着重装饰一下新建首都机场的航站楼，在其中画上一些符合中国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壁画、装饰画，而这一任务不出意外也很快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下，经过一番构思、描绘后，大部分的作品都已经完成，唯独剩下了一幅西双版纳题材的画作还没人接手。

至于为何也不难理解，只因这幅画要求的尺寸太大，长二十七米、高三点四米，再加上少数民族题材熟悉的人并不多，其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所幸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人才辈出，经过一番选拔后，组织上这才最终挑出了两名佼佼者。

他们都是学院的讲师，一个叫丁绍光，一个叫袁运生，都是相关领域的“大拿”，对于到底选谁，上级也很头疼，只能让他们各画一幅样品，再投票选出胜者，但幸运的是，身为前辈的丁绍光十分谦让，对袁运生十分推崇的他直接就放弃了，这才为项目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而这个袁运生也不是旁人，正是开篇提到的那位打破常规的先驱者！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接到任务之后，袁运生也显得十分纠结，构思了许久，这才最终将傣族的传统节日——泼水节选定为了壁画的题材，这也难怪，一提到西双版纳国人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南的少数民族，一想到少数民族就会想到他们异于汉族的各种传统文化，而能够反映出傣族人民对自由、幸福向往的泼水节显然是其中最出名的事物之一。

题材就这样定下了，可具体该怎么画却成了难题，作为一名思想开放的艺术家，袁运生很想借此做出改变，在壁画中夹杂一些有关开放的元素，思来想去，一个答案一经出现便再也挥之不去，那就是女性的裸体。

是的没错，通过泼水节袁运生想到了一个个赤裸的身体，在他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诠释开放、诠释思想的解放呢？

说干就干，很快袁运生就在这幅巨大的壁画中大胆增加了三名正在沐浴的女子，她们几乎浑身赤裸，且身体比例与真人无异，放眼看去，着实是引人注目，完全符合袁运生的初衷与本意，可问题是，他是满意了，如此大胆的画作别说呈现给大众了，恐怕就连初步审查都过不去，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这一点袁运生自己亦是心知肚明，所以，就在上级即将审查之际，他大手一挥，直接用一种可擦拭的黑色颜料遮挡住了三名少女的胸部以下，这下子，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三个穿着黑裙子的女孩，根本没有任何异常，当然了，后续，负责审查的工作人员也果真没有深究，出于对袁运生的信任，就只是简单扫了一眼便草草结束，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前脚刚走，后脚袁运生就趁夜擦到了“黑裙”，将画作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等到上级知晓此事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大量干部、工作人员都看到了这幅画，见此情形，他们的表情如出一辙，瞳孔放大、面红耳赤，就好像看到了什么妖魔鬼怪一样，为此，一场围绕袁运生的争议也随之展开，大家伙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强硬表态，称绝对不能让这种“伤风败俗”的画作面向社会，也有人比较保守，不断劝告袁运生至少也该让女人穿上“短裤”。

不过不管怎么说，支持袁运生的都是寥寥无几，这也难怪，毕竟首都机场不但要面向国内游客，未来也必将有大批的国际友人，自己人说三道四也就算了，要是让外人看了笑话，那才是最大的不应该。

因此，眼见袁运生死活不愿更改，感受到巨大压力的相关责任人也只得找到了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希望让他来劝说袁运生对画作进行修改，哪怕是用一条黑线挡住隐私部位也行啊！

闻讯，王任重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袁运生商谈，本以为对方会卖自己一个面子，可很遗憾，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头铁”的袁运生

为了彰显出改革开放的新气象，艺术家袁运生在负责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的装饰工作之际，十分大胆的将女性裸体元素融入到了少数民族题材之中，进而创作出了一幅远超时代的巨作——《泼水节》，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他的画工和想法是好的，奈何对于较为保守的国人来说这却是对视觉和思想的巨大冲击，无奈，为了让他进行修改，相关责任人便找到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前来劝说。

话接上文，作为一名1933年入党的老革命，王任重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建国后，相继担任过湖北省市委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他更是备受全国人民爱戴，按理来说，他的面子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要给，就连那些中央首长也不例外，可任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却碰到了“硬茬”。

当时，王任重的态度十分委婉，没有批评也没有苛责，只是希望袁运生能够考虑到影响，对自己的画作进行一些小的修改，就像前文说的那样，哪怕是稍稍挡住隐私部位也行啊！

但哪曾想，闻言袁运生不仅直接拒绝了，他还举了一个“直戳人肺管”的例子，即，想当年，米开朗基罗为罗马教会绘制了一幅名叫《末日审判》的画作，为了彰显其中的绝望氛围，他便将人物全都画成了裸体，见状，担心有伤风化的教会便强行逼迫米开朗基罗更改画作，结果却遭到了拒绝，最终没想到这幅画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反倒是教会那群人成为了世人的笑柄。

一听这话，王任重瞬间愣在了原地，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想反驳却无话可说，想认同又有违此行的初衷，逼于无奈，被怼得灰头土脸的他也只好扭头离去。

连这么大的干部都敢硬怼，丝毫不留情面，袁运生此人也当真是“头铁”到了极致，不过话虽如此，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可他的画作，原定于1979年9月26日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及配套工程落成剪彩仪式也迟迟无法开启，尤其是那幅《泼水节》，更是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幕布，生怕外人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偌大的机场居然出现这样的事情，显然这才是最大的笑话，如今的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不管袁运生直接强行更改细节，另一个则是不作更改，就让人民群众看到这原汁原味的画作，对此，不少人都更倾向于前者，但考虑到影响问题却愣是谁也不敢动手，没办法，这件事也只能继续向上汇报，进而闹到了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的李瑞环同志那里。

闻听此讯，本以为李瑞环会当机立断拍板定论，可实则不然，他并没有急着下结论，那态度反倒怎么看怎么像是在替袁运生拖延时间一样，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邓公出手、盖棺定论

为了劝说艺术家袁运生修改画作，组织上算得上是想尽办法，就连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都亲自出马，可效果却不尽人意，无奈，相关负责人也只好继续向上汇报，找到了该项目的总负责人李瑞环，但任谁也没想到的是，李瑞环不仅没有帮助自己的下级说话，反倒是替袁运生拖延起了时间。

至于为何也不难理解，只因李瑞环打心底里觉得，袁运生这样的大胆尝试没什么不好，如今的中国需要改变，这种改变不单单是国家高喊一句口号那么简单，必须是从上至下全方位立体化的改变，而这幅大胆的壁画《泼水节》便是一个开始，换而言之，如果说就连这么小的变革都无法被通过，又何谈国家整体的开放呢？

因此，李瑞环这才没有急着下结论，反而是一拖再拖，表现出了一副不认同也不反对的架势，此举算是对袁运生的一种保护，但想想也知道，这种事情他护的了一时却护不了一世，机场的问题终归还是要有一个结果，若是再没人出手相助，恐怕这个大胆的尝试就真的要功亏一篑了。

没办法，眼见时间越拖越久，无计可施的李瑞环也只好在当年十月找到了邓小平同志，并请他与李先念亲自参观一下首都机场的情况，众人到达机场后，邓公也显得十分满意，并直言称现代化的设备还是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来管理。

说罢，一行人便继续前进，很快就来到了机场的航站楼内部，旋即看到了那幅被盖起来的《泼水节》，见状，李瑞环果断抓住机会，向一众领导汇报了有关这幅画以及袁运生本人的一些争议，并希望邓公能够做出最后的定夺。

闻言，邓公先是一愣，随即赶忙命人揭开了幕布，一幅精彩绝伦的壁画瞬间映入眼帘，前面的哪都好，水平精湛、艺术气息浓厚，可看到后面就不同了，是的，邓小平同志也看到了那三个“衣着不得体”的少女，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见此情形他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是十分开明的说道：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可以！”

不仅如此，邓公还相当幽默的表示，照他看，这样的壁画今后还要多多印刷，印出来卖给外国人增加外汇！

有了邓公的定论，周围一些本就认可这幅画的干部也相继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比方说李先念同志，他更是毫不避讳的表示，这就是一部分人少见多怪。

自此，这起持续了半个多月的争议才算正式平息，历经千难万险，《泼水节》壁画也总算呈现在了公众面前，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邓公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件事虽小，意义却无比重大，这不仅是向世界明确了咱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心，更是向广大正处在观望阶段的国人释放了信号，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去干！

不仅如此，针对这幅壁画本身，各界亦是好评如潮，例如日本著名评论家桑原住雄在首都机场参观过后便直言称，这幅壁画使他感到了比日本还要强烈的一股活力，还有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也曾坦言，当时很多港澳商人都想投资内地，却都有顾虑，害怕政策突然改变，担心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可有了这幅画后就不一样了，只要它还在，港澳商人的心就会一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