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终为何没能带台湾回归？这20年到底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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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5年，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极其特殊的文章《假如我是毛泽东》，文中特别提到，欢迎毛主席或周总理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

这篇文章并不是某一无聊人士的空想，它的作者名为陈立夫，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曾经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等要职。以他之身份地位，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并公开发表，其背后的政治意义异常浓厚。

其实，此时距离周总理首次发出和平解放呼吁，已经过去了足足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里蒋介石在想些什么，将此事拖了这么久呢？

鞠躬尽瘁：周总理为和平统一殚精竭虑

1955年5月13日，周总理代表中国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这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人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倡议，同时建议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为推动台湾和平回归，周总理自此殚精竭虑。次年5月12日，周总理专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程思远，郑重提出：“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

周总理不仅仅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希望台湾和平回归，还将照顾国民党旧人落到了实处。特别是对一些国民党中未曾参与过迫害中共党员的爱国人士，更是剖心以待。

于右任先生便是其中一例。作为国民党元老中难得清廉的代表，于右任老先生早年与蒋介石的政见并不同，一直保持着与中共的良好关系，特别是与周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于右任

在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之时，原没有撤到台湾计划的于右任老先生因德高望重，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挟持”到了台湾，从此与大陆的亲人咫尺天涯，承受了多年的骨肉分离之痛。

彼时，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与女儿于芝秀均定居在西安，早年间于右任只能通过一位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同自己的妻女互通音讯。

章士钊

1961年3月中旬，从香港回到北京的章士钊先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今年是高仲林的八十寿辰。于右任先生在同吴季玉的信中对没有办法来到大陆给老伴过寿表达了十分的遗憾：“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周总理收到信后，立即安排高仲林和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给高仲林过寿。尽管当时高仲林的寿辰实际上已经过了一周了，但好在陕西有“补寿”的风俗，周总理立刻表示要为高女士补寿，以填补于右任的遗憾。

于是，屈武带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和于右任先生的外甥周伯敏同赴西安，山西省委统战部组织了于右任先生在西安的亲朋故友出席寿宴，统战部副部长同样前往祝寿，给高仲林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八十寿辰。

不久后，屈武就此事致信于右任，因不能明白写上周总理的名字，转用“濂溪先生”称呼。“濂溪先生”是北宋周敦颐先生的称号之一，也是于右任非常推崇的人之一，二者稍微联想，便可以想到此“濂溪先生”指的是周总理了。

果不其然，于右任完全理解了信中的意思，并且非常高兴地致信表达对周总理的感谢。周总理得知后也很高兴：“只要于老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这种来自周总理的特别照顾不仅仅发生在于右任老先生一人身上，建国初期，他曾经同毛主席一起接见过一批批台湾同胞，即便在自己重病期间，他仍亲切接见台胞，并对他们详细解释党的对台政策。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夫妇抵达上海时，周总理同样予以热情接待。面对李宗仁的疑惑，周总理强调了我党的方针：“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直至最后一刻，周总理都在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殚精竭虑。

同床异梦：蒋介石反对美分裂台湾阴谋

而在周总理为和平统一不断努力的同时，美国也一直在密谋分裂台湾。

美国分裂台湾的贼心早已存下。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感觉台湾局势不稳，便有美国官员提出了荒谬的“联合国托管”言论。

对此蒋介石高度警惕，由国民党控制的《新民晚报》很快刊文抨击所谓“托管”的说法。当年12月，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发表长篇讲话，严厉斥责了“托管”谬论。

在国民党南京当局的强烈反对下，特别是1948年孙科专程到台湾调查“托管运动”一事，并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领事馆后，美国当局不得不撤换了部分大使馆外交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心思悄悄萌芽，美国也借这一时机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并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一说法由杜鲁门提出，目的是将原本从历史和国际法意义上均归属于中国的台湾暗暗分离，再次试图以“联合国”的名义托管台湾不说，还将非法侵占台湾多年的二战战败国日本拉入，分离台湾实控权。

蒋介石虽然不介意美军第七舰队的入侵，却完全不接受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说法。台湾当局的发言人明确表示：“（军事行动）对于中国政府统治台湾之地位及维持中国领土之完整均不产生影响”。

很快蒋介石又发现，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并不是为了帮助他“反攻大陆”的，其目的恰恰相反，是来阻止他的。

这段时间可谓是蒋介石与美方关系最为僵硬的一段时间，二者看似站在统一战线上，实则同床异梦，目的与利益完全不一致。

习惯于向美方妥协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没有坚持“反攻大陆”，但在台湾归属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坚定，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

终成遗憾：毛蒋晚年相会化为泡影

蒋介石晚年在台湾回顾总结自己一生时，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志得意满。在自己的日记中，他也曾承认自己在军事方面确实输了毛主席一筹。加之年纪愈大，思乡之情越加浓郁，他并非没有对“和平统一”动心过。

在周总理提出“和平统一”之后，蒋介石同样开始努力寻找合适的、能够与中共方面沟通的中间人。首位能够得到双方信任的使者很快出现——章士钊老先生。

章士钊先生早年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后与陈独秀、李大钊、毛主席等均交好，以其清名和爱国情怀享誉中国，是国共两党都放心的人选。

1956年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章士钊来到香港，会见了当时国民党驻香港主持文宣工作的许孝炎。许孝炎知晓事情重大，在与章士钊略谈后，便带着来自中共中央的信飞赴台湾，将信亲手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听取许孝炎汇报与章士钊会面情况，又反复多次看了信后，沉默良久，沉默到许孝炎都不好意思打扰他的思考，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此时的蒋介石，想必正在心中天人交战。尽管毛主席已经多次警告他依靠美国是不可靠的，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态度也鲜明表达了他们分离台湾的意愿远远大于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愿。但蒋介石心中仍存着借美国之力“反攻”的一丝丝希望。

同时，世界局势的任何一丝变化，也都会引起蒋介石心中想法的变化。美苏之间冷战局势的变化，大陆的发展，大陆政治方向的变化……凡此种种均影响着蒋介石的判断，让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终于，蒋介石授意儿子蒋经国找到曹聚仁，希望由他前往北京，探一次和谈意向。

曹聚仁是当代知名作家、文史学家，他一生不仅著作颇丰，且结交甚广，曾经自豪地表示自己：“中国当代有名的人物，几乎都认识”。他与陈独秀、瞿秋白、鲁迅先生等人都结下深厚友谊，同蒋经国的私交也相当不错。国民党核心人物曾经 称他是：“大家的朋友”。

正是这一特殊身份，让曹聚仁扮演了“信使”这一重要角色。早在1956年7月1日，曹聚仁跨过深圳罗湖桥，第一次秘密回到大陆，并由中央专程接回北京。

周总理于7月16日在颐和园设宴招待了曹聚仁，席间曹聚仁直接发问道：“总理你许诺的台湾‘和平解放’票面里能有多少实际价值？能否兑现？”周哦葬礼爽朗承诺：“当然能兑现，其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

双方就“第三次合作”的具体事宜展开了详谈，在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基本前提后，商谈颇为顺利。曹聚仁后来还曾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对毛主席的气魄感慨万千：“他是走向超越成吉思汗的道路，因为他懂得辩证法”；“（毛主席）代表着东方民族的坚强有志气的性格，是个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

除曹聚仁外，蒋介石还于1957年初委派了真正的国民党人，也是他的亲信宋宜山前往北京，再探和谈之事。

蒋介石对宋宜山的信任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宋是蒋的学生。此外，宋宜山还是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哥哥。因而，宋宜山此行至少在名义上可以不带政治意义，单纯以“探亲”之名出发。

略作准备后，1957年4月，宋宜山抵达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热情接见。面对周总理的款待，宋宜山坦言此行目的是了解和谈的意向。周总理笑道：“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为打消宋宜山顾虑，周总理引用了当年重庆谈判时蒋介石的话：“大革命时代， 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此次访问执行，在宋宜山心目中是非常圆满的，他也充分感受到了周总理所传达的和谈诚意。返回后他写了一万余字的报告呈交蒋介石，其中对大陆成就以及和谈诚意多赞扬之意。谁想蒋介石看完之后并不很高兴，得出了一个“时机并不成熟”的结论。

不得不说，在大局观上，蒋介石并没有十分坚定。当局势略微发生一些变动时，他便总是会轻易改变大方向的方针。就在作为中间人的曹聚仁在南北之间来回奔波，为推动双方和谈和合作不断努力的同时，蒋介石在世界红色阵营发生动荡之际，公然提出了“反攻复国”。

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台海危机，也使得和谈陷入了僵局。彼时曹聚仁再次北上时，受到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冷遇”，显然是作给蒋介石看的，目的是明白告知蒋介石：和谈可不是我们求的，只是因为大家根源上都是一家人，没必要打仗，而不是我们不敢打！

1972年，曹聚仁去世，这位在两岸之间奔波最为频繁的“使者”不在，使得僵局一时之间很难被打破。

中共方面却仍不断推进和谈方面的努力。1972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将蒋介石称为“老朋友”；随后，大陆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并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1975年，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得到了特赦，拥有前往台湾的自由。

这一切让蒋介石又动了和谈的心思。1975年春节后，他秘密找到陈立夫，希望他能够作为新的使者促进两岸和谈。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邀请毛主席来台湾访问。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但他当时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出行了，周总理的身体也已经不堪舟车劳顿。思索后，毛主席授意小平同志，可代表自己赴台湾。

两岸对和谈的态度均是积极的，这也是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所在。

可惜的是，没等到小平同志访问台湾，蒋介石便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次年，周总理、毛主席先后辞世，这次访问终究未能成行。

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忍不住问“如果”。如果两岸领导人的身体都允许再坚持一下，是不是台湾就已经和平解放了呢？

其实，“如果”蒋介石能够放弃自己心中的一丝幻想，早日认清局势，认清美国绝不是一个可靠的对象，台湾问题也不至于被拖到今天。

历史没有如果，但幸好我们都相信，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分子，终有一天会回归到祖国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