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与历史︱一百年后，如何重新讲述我们的校园

建筑既是历史的载体，又是历史的具象。从文明路到石牌再到康乐园，中山大学百年间几易其址。无论是最早的办学旧址文明路建筑群，还是规划营建的石牌校园，亦或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迁入的康乐园（原岭南大学校园），皆孕育了一批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群）。

这些建筑的背后，凝聚了二十世纪初来自不同国家、兼具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学养的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智慧。在他们独具匠心的设计规划下，这些建筑的空间架构和细部装饰，体现了东西方精神文化和艺术创作的兼容并蓄。在中山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寻访和品读不同办学时期的建筑群，也是回望中大历史的一条重要途径。

为此，人文工坊第13期特以“营造与历史——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建筑中的东西交汇”为主题，邀请多位在规划与建筑、文化遗产、中西方古建修缮、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古代艺术史等领域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围绕近代大学校园规划营造中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展开研讨，期待借以加深我们对中大校园历史建筑多重价值的认知，也拓展今后文物、建筑与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思路与实践。

与会嘉宾合影

本次工坊共有八位主题报告人。第一位是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何晋老师，报告题目是《保存与再建——以北京大学燕园校区规划建筑为例》。何晋老师本人所长在先秦、秦汉的文献与历史研究，由于多年在燕园读书、教学和生活的经历，使得他对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的结构布局与历史发展、独栋建筑的前身与今生熟稔于胸，于2018年北京大学百廿年校庆之际出版《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一书。

刻有“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字样的残石，现存于燕园。何晋 摄

本次报告的题目来源于燕园西门附近的一方1922年的柱础石残块，上面刻有“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字样，当为燕大旧物，在何老师看来，其内容也很好地点出了今人对于以燕园为代表的近代大学校园及其建筑该有的态度。报告以大量具体的建筑营造为例，分析了继承与新建、中国与西方、形式与技术等不同因素如何层叠融合于燕园的具体建筑和景观营造之中，并进一步提出如何继续阐释燕园及其建筑的历史价值，如何在发展与保护的权衡中维系建筑体的生命力等议题。

第二位报告人刘亦师老师，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博士，长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城市规划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近代校园规划、近代教会建筑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专题讨论。本次报告名为《综汇中西：北京协和医学校早期校园规划与建造，1914—1918》，主要从时代思潮和设计方案两方面，考察协和医学校最初的筹办与建设，尤其强调了1890—1920年代美国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作为全球性思想潮流与协和医学校建立的密切关系。

他指出，在进步主义思潮引领下，出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以垄断企业为依托的慈善机构，以民间机构的身份承担起美国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输出的功能，其中具有科学精神和实用价值且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土疆界的医学，成为拓展事业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洛氏基金会和教会最终决定联合建设医学校的背景。

1914—1918年协和医学校第一期的规划负责人何士（Harry Hussey），此前曾赢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系列委托，被派往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在中国期间，何士不仅考察了故宫等建筑，还结识了当时的中国古建研究的权威朱启钤（1872—1964）等人。如何士回忆所提到的，“（朱启钤） 向我解释中国屋顶的举折，而我和他分享最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知识”，协和医学校初期建筑确实践行了东西方文化“综汇融并”的目标。

会议现场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建筑系的郑静老师，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遗产领域的建筑历史、理论与设计，尤其关注建筑遗产问题背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动机。她的报告《不可预知结果的设计：也谈武汉大学早期校园建筑》，深入探讨了1930年前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一期工程的“生产过程”，并以男生宿舍（“老斋舍”）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为重点进行了分析。

报告指出，武汉大学的历史建筑群是近代建筑工程国际合作的典范，其方案设计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德国工程师石格斯（Richard Sachse）以及具有海外背景的华裔建筑工程师李锦沛（Poy Gum Lee）等人负责，具体建造则由以宁波工匠为主的汉协盛营造厂完成。从建筑的筹备、设计，到施工协调与最终落成，这一过程充满了随机性与不可预测性，反映出近现代大学校园设计与建造过程中，中西方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她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比例的建筑设计图纸在校方、设计方与施工方之间沟通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指出图纸类型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阶段的沟通功能。报告强调，从具体营造技术与物质条件的角度阅读早期校园建筑，可为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建筑群提供新的视角。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蔡炯昊老师，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尤其关注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建筑史、城市空间变迁等议题。本次报告的题目是《校园景观与建筑风格的“国家化”——民国时期国立四川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筑变迁》。他开篇引用了梅贻琦（1889—1962）在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流传甚广的话，虽然是在强调“大师”的重要，但同时也透露了在梅贻琦的时代，“大楼”确实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大学的象征。

四川大学早期校舍建筑与公共空间继承自清代贡院，建筑老旧，年久失修，其空间格局与功能很难满足近代大学的需求。改造与扩建的契机来自于1935年任鸿隽出任川大校长，他与1929年出任武大校长的王世杰有着类似的身份与背景，在1935年12月成立川大校园建筑委员会之后，1932年完工的武汉大学校园也成为最切近的借鉴范本。川大校园建筑最终由基泰工程司承建，建筑规划的具体负责人则是杨廷宝，是1936年5月16日任鸿隽在南京邀请翁文灏、蒋廷黻、周诒春、李济等人一道审查多份规划图纸最终确定的方案。这项决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具有留美背景的知识精英和国民政府官员对于校园规划的理解与期待，同时也展现了第一代具有留学背景的中国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在公共建筑领域的理念与实践。

会议现场

第五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缪慧妍博士，主要研究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理论，近年来在持续关注并参与昆明西西南联大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与活化工作。本次报告《昆明西南联大文化遗产系统性阐释初探》，首先以校舍旧址变迁为中心，梳理了西南联大从长沙到蒙自再到昆明的历史沿革；接着从经费来源、营建历程、建筑分布和建筑类型等多个方面，全面呈现了昆明西南联大文化遗产的丰富内容，并以西南联大校舍、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和“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为例，阐释了其中的设计巧思和建造过程。报告最后具体展现了目前这些建筑文化遗产的现状，基于其中的问题，报告提出有必要对昆明西南联大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展开针对单体建筑、建筑群及遗产群落等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工作。

接下来主题进入与中山大学校园建设直接相关的环节。第六位报告人是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蔡凌老师，她出身建筑学专业，也是广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建筑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由她主持修缮的中研院史语所旧址“柏园”项目，被评为当年度广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

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校园中轴线俯瞰（中山大学文管部提供）

本次她报告的题目为《广州城市近代化时期的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结合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关键节点，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的设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成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等，梳理了十三行的历史发展与相关建筑营造之间的关系；1861年9月3日《沙面租借协定》签署之后，又进入租借区规划与建设时期，此后随着近代城市管理、田园城市理想等制度与思想资源的引入，进一步对广州城市近代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构成广州地区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的时代背景。

具体到康乐园，据1904年8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可知，岭南大学规划与加州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伯克利分校校园的规划存在共性，背后涉及的即1897年加州伯克利校园规划国际竞赛一事。加州大学所采用的四等奖方案来源于设计师John Galen Howard，其校园规划为“中轴线延伸至校园核心建筑构成远景视野下的穹顶建筑，其他建筑以群组式延伸于中轴线两侧，并向中轴线展开”。这一方案成为岭南大学校园规划的重要参考。

然而，岭南大学校园并非一次性建成，作为教会大学，岭南大学缺乏政府投资，只能依靠校友或教会募捐，难以一次性筹集资金，只得不断延长校园的建设时间，这便为岭南大学建筑设计方案的实施带来诸多变数。因此，在考察康乐园规划与建筑时，要对国民政府高层、校方主事者、经费来源、建筑师和施工团队等多重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尤其应当注意对中国近代大学建筑和纪念性建筑贡献颇多的墨菲（Henry K. Murphy）、吕彦直（1894—1929）、杨锡宗（1889—？）等人的具体工作。

第七位报告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程方毅老师，近年关注中国历史与文明中的“外来”因素，特别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各类图像、动物、传说故事等在全球跨文化区域间流转过程中的变形与接受。本次工坊，他的题目是《景观、空间与纪念性——康乐园惺亭的双重叙事》，主要研究对象即1928年建成、坐落在校园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的交汇中心点的纪念性建筑物——惺亭。

位于康乐园中心区域的惺亭（中山大学文管部提供）

报告指出，惺亭虽然如今以纪念反帝封建烈士而为人所知，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惺亭有三种称谓，分别是“烈士钟亭” “Bell Tower（钟亭）”和“惺亭”，三种称谓的背后，涉及到与惺亭选址、设计、建造相关的三个不同群体——1928级毕业生惺社、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校方管理层，三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和主导权消长，影响了后世关于惺亭之名内涵的理解与阐释。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山大学出版社的何韵老师。何老师此前曾任职于中山大学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2018年成立），因此，在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校内的文化遗产，统筹协调学校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校史馆）的各类文化资源等方面拥有很多一线经验，也深度参与了多项与中山大学百年校庆相关的具体工作。她本次分享的题目是《世纪回响：中山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小记》。报告指出，康乐园目前较好保存了一批栋历史建筑，共同构成了康乐园早期建筑群，是我国近代引进西方建筑技术的典范。

接着，她以百年校庆标志的设计理念为例，梳理了康乐园校园规划和景观空间的特点，尤其强调了以怀士堂为起点、建筑与景观两侧对称布置的校园中轴线的历史意义。报告还提到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的概念，即不同历史时代的人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及实践，分享了包括格兰堂校史馆修缮、惺亭维修与翻新、八角亭就地保护等案例，她强调，保护与活化工作展开的前提，是资料的系统性梳理，目前学校各部门正在共同开展对学校档案馆所藏四千余张康乐园近代建筑群手绘图纸加以保护、修复和数字化的工作，并希望借助GIS平台，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库，进而形成近代校园建筑保护工作的资料基础与共享平台。

本次工坊还特别邀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研究展览部主任瞿炼老师和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朱俊老师担任与谈人。瞿炼老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和佛教美术，朱俊老师则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历史建筑保护专业硕士，主要从事西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瞿炼老师从“思想”和“参与者”这两个维度，具体分析了自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的三个主要阶段和主要特色。

他提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转型是学校管理者以及规划和建筑的参与者面对的主要课题。瞿老师还建议研究者将视线拓展至中国以外的亚洲邻国，观察20世纪上半叶日本、印度和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践及彼此异同，追寻这种差异与趋同背后的深层原因。朱俊老师则强调，关于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筑营造的东西交汇问题，是与中国近代大学的诞生与发展相生相伴的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且仍在持续。

从以杨廷宝（1901—1982）、梁思成（1901—1972）为代表的第一代在国外接受专业教育的中国建筑师开始，探索一条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世界与民族兼容并蓄、创造性转化之路，就成为很多人的事业目标与毕生追求，揭示、讲述那些具体而丰富的实践，发现更多过去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与中国近代校园建筑历史发展相关的人与事，同时观察近年来正在发生的校园建筑和规划的新案例与新特色，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中山大学刘志伟、曹家齐、安东强等多位老师也参与了本次工坊的研讨，他们认为建筑作为经过规划和营造的物质化存在，具有科学、技术、政治和审美的多重属性，而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建筑也是一种独特的“史料”遗存，对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和近代政治文化史而言，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沙面考察现场

研讨之余，本次工坊还播放了由丁澄导演拍摄制作的纪录片《焕新：2023年中山大学北校园1号办公楼修缮工程》，并请与会者参观了格兰堂校史馆的展陈。最后，工坊成员从康乐园移步沙面岛，开展了“拾翠沙面——历史进程中的规划模式和建筑形式”的调研活动，就“拾翠洲”如何衍化为沙面的历史进程及其反映的规划模式与建筑形式进行了实体建筑的个案考察，以期了解校园规划引入广州之前，西方规划模式与建筑思潮对城市的影响，进而加深对中大不同历史时期校园规划以及校舍建筑形式渊源的理解。

天然的材料经大匠之建造，再历年代的磋磨，终成历史、地理与美术之和，这也是每一座经过意匠点化、时间洗礼的大学校园最令人起敬与感动之处。作为一次多学科对话的专题讨论会，本次工坊的研讨氛围热烈，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共识，也打开了进一步合作与努力的方向，这一切离不开每一位与会者的专业分享与热诚参与，同时也得益于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系和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的大力支持，以及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的慷慨协力，在此一并致谢。

（摄影：周怡昕）

本文首发于中山大学人文学报公众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