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借据流传了五百年，只因立据人太出名！

文│丁聘聘

明·王宠·行书借银券卷

清代的大学者钱大昕有一首诗《题王雅宜借银券》：

草堂赀待王録事，少米惠乞李大夫。

分人以财今已罕，称贷保任古有诸。

诗人多穷乃往例，四壁萧然了无计。

雅宜山色难疗饥，下策区区凭约契。

谁其借者袁与之，白银五十无零奇。

万息二千一岁率，货殖之传宁吾欺？

年月日子纸尾压，岁暮责偿应不乏。

生平耻食豪家鲭，此来却费山人押。

风流寸楮偶流传，笔法圆劲针裹绵。

好事嗟赏归与赵，评估一字直十千。

褚先生客马少游，乞我作诗述其由。

岁将暮矣我亦愁，有台逃责招我不？

这首诗讲了一张借据的故事，我们的讲述就从这张借据开始。

差不多五百年前的 1528 年，有人因为缺钱，向好友借了五十两银子，随手写了一张借据，清楚写明月利、期限等内容：

“ 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寿承作中，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 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纳还，不致有负。 恐后无凭，书此为证。 嘉靖七年四月　日。 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寿承（押）。 ”

借据中的立票人王履吉，是明代中叶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宠（ 1494-1533 年）。 这位书法家又字履仁，号雅宜山人，吴县（江苏苏州）人，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小楷，行草尤为精妙，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为 “ 吴门三家 ” 。

借据中的证人（作中人）文寿承，即文彭（ 1498—1573 年），是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的长子，以篆刻见长，被誉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 借钱给王履吉的放款人袁与之，即袁褒， “ 袁氏六俊 ” 之一。 袁氏六俊者，表邦正、褧尚之、衮补之、褒与之、袠永之、裘绍之也，老五永之和老三补之是其中最杰出者。

这张借据只有纵24.3厘米、横20.3厘米大小，短短68字，并非书法作品，照理说无收藏价值，但因为书写者实在太有名了，被藏家视如拱璧。 晚明以来，达官显贵、学士名流纷纷为其题跋，包括前面提到的钱大昕《题王雅宜借银券》。 清代大书法家王杰（1725—1805年）书写了引首“雅宜手券”四字，遂成为一幅由众多大家共同完成的艺术珍品。

王国维在其笔记中专门记录了他见到这幅手券的感受： “考此卷自明时已为世宝，卷中题跋，明人有归昌世、赵宦光、文柟，国朝有沈德潜、徐良、王际华、孔继涑、周景柱、邵齐然、张埙、王宸、朱筠、邵晋涵等。 题诗，赵嗣万七绝一首，钱大昕、钱载七古各一首，朱筠五古一首，曹文埴七律一首,季学锦五古一首，吴寿昌、宋铣七古各一首，周震荣二绝句，邵晋涵七古一首，皆名人也。 ”其实，在王国维观摩之后，还有晚清的缪荃孙、方药雨等人题跋，前后共48人，最后成为纵28厘米、横281.3厘米的巨幅长卷。

题跋中有诗有文，不少是考证和题咏，基本上勾勒出此借券的流传梗概。 这张借券旧藏顾元方氏，乾隆间归元和马香谷（绍基），题咏最多。 后又被上海著名的收藏家徐渭仁(1788—1855年)所藏。 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城，徐渭仁“仓卒不及避”，被禁锢在家，用计将所藏珍品送出城外，只有王宠借券仍留在身边。 咸丰五年（1855年）清兵入城,徐渭仁被通缉，当年四月死于狱中。 徐氏殁后，借券幸存于世，辗转流传至今，1989年在纽约拍卖会出现，被北山堂主人、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利荣森（1915—2007年）购得，再转赠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

这张借据除了书法上的艺术价值以外，还有经济史上的研究价值。 我们看到敦煌契约文书中，主要以实物借贷为主，比如唐代的《卯年悉董萨部落百姓翟米老便麦契》（参见沙知：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这张借据中，有个名叫翟米老的人向寺院告贷，短短4个月要偿还一倍的麦子，折算年化利率高达300%，而且还有实物抵押、担保人。 这样的高利贷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中古时期可能是常态。

敦煌借贷契约主要是实物借据，到了明清，银钱在借贷中就很普遍了。 王宠这张借据就是证明，它规定月息二分，年化利率24%，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算太高。 据此我们可知，明朝中期以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货币经济发展后给信用市场带来的显著变化。

王宠苏州石刻像

古代书迹的流传各有传奇，而一张借债凭据却得到藏家追捧，恐怕世上很难找出第二例。 当然，王宠为“吴门三家”之一，其书坛名望是重要因素，但显然不是唯一因素。 收藏家更看重的是书法家的人品。 在明代的书法家中，王宠人品高洁、德艺双馨，受到后世广泛赞扬。 雅宜借券的题跋中，就有不少赞扬王宠的人品，如沈德潜、王世维和周景柱的跋中就专门讲了王宠的为人。 古代文人将借贷称为“鄙事”，原本是不屑一提的，若非王宠其人，恐怕一张借据很难流传五百年。

除了王宠品性高洁，还值得说道的是，雅宜山人和朋友间的友谊。 有人说，袁与之既然是好友，为何还收二分利息？ 细心的朋友观摩这张借据，可以看出几个漏洞： 首先，借据系借款人王宠手书，后面有他和证人签字画押，却没有放款人的签字和画押。 其次，借款金额没有大写，容易被篡改。 特别是利率“起利二分”的“二”，极易改成“三”。 再次，到期如果违约，也没有规定。 最后，没有说明借据一式几份，由谁保管或持有。 就凭这几条，很容易作弊。

再者，如果这张借据当事人之间只存在纯粹利益关系，这张借据理应在到期后，由借款人收回并加以销毁，不可能留存至今。 清代著名学者朱筠就有疑问： “噫！ 其言然，则此券之灭久矣，安得流传三百余年尚在耶？ ”（参见陈烈编：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续）》，文物出版社，1999年）。 因此，清代的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救急而已，不可能收取利息。 “焉有缓急相假，而待一人焉为之居间，且仅数月之间，而必鳃鳃论息者哉？ ”（参见《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三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

后人考证，王宠在1510—1531年，进京赶考八次，每次都不第。 嘉靖七年（1528年）是他第七次应试，四月借钱，很可能是为了用作路上盘缠。 可见雅宜山人虽然名重一时，但日常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体面，正如前面诗中所说“雅宜山色难疗饥”。 而他的好友袁氏六俊，家境就好很多。 袁与之与王履吉年龄相仿，“风流酬酢”，情同手足。 袁与之是一个淡泊名利、轻财好施的人，汪尧峰《袁氏六俊小传》等文献都有记载。

综上分析，有人提出，王宠和朋友间不可能收利息。 清代学者翁方纲就主张这种观点。 实际上王宠究竟如何还贷，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仅靠当事人品德，也不能断定袁与之一定没收利息。 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书法家的作品留传了下来，不仅让后人得以一饱眼福，也让后人为之不断吟咏、传颂。 人们赞叹王宠的书法，也传颂王宠和好友间的情谊，清代诗人吴寿昌有一首诗《题马香谷所藏王履吉借券手迹》就这样写道：

草堂赀待王録事，少米惠乞李大夫。

雅宜山人品最高，夙尚丘壑怀清操。

陶谢诗格力摹古，钟王墨妙勤挥毫。

尔时吴中盛风雅，从空坛坫来英髦。

袁家伯仲文父子，一门名誉无凡毛。

山人结交殊不俗，往往觞咏称吾曹。

即凭遗券证往迹，姓氏落落参翔翱。

因思山人洁持己，不苟一介防贪饕。

乞米大夫岂得已，与钱司业非滥叨。

相须缓急亦偶尔，约剂贷息心劳劳。

此非财贿屑计较，或惧嫌隙由锥刀。

名流琐事昔争羡，高人绝艺今重遭。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