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梵高

来源：文汇报

梵高《向日葵》，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鲍文炜

英国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的大展“梵高：诗人与情人”，恐怕是今年全球最受瞩目的展览之一。这既是美术馆为庆祝成立200周年而特别推出的展览，也是对两件梵高巨作《向日葵》和《梵高的椅子》入藏美术馆100周年的纪念。一个世纪前，著名实业家、收藏家塞缪尔·考陶德出资帮助国家美术馆购买了梵高的这两件作品，标志着美术馆在现代艺术的购藏和研究方面迈出了崭新步伐；即便于今日国家美术馆精品荟萃的藏品之中，它们亦堪称当之无愧的明星。

本次展览还是国家美术馆200年来首次围绕梵高作品举办大型特展，也是继2010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真实的梵高”以来英国规模最大的梵高特展。除国家美术馆自身藏品外，展览展出的超过50件梵高作品来自近40家借展机构及私人收藏，其中，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首次出借了梵高在阿尔勒镇居住期间创作的另一幅《向日葵》，诺顿·西蒙博物馆也出借了此前从未借展过的《农民的肖像》；而法国奥赛博物馆收藏的《罗讷河上的星夜》、荷兰梵高博物馆收藏的《黄房子》等，均是大众认知度极高的梵高名作，使得美术馆观众和梵高爱好者们得以在展览中一饱眼福。

爱与忧的面孔：诗人与情人

展览主要关注1888年2月至1890年5月梵高在法国南部阿尔勒镇和圣雷米镇居住时的创作。这既是梵高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生命的最后篇章。“诗人”和“情人”是展览的双重主题；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科妮莉亚·洪堡认为，与诗歌和爱情有关的想法使梵高将现实转化为一个充满理想和象征色彩的地方。例如，在《诗人的花园》等画作中，他把阿尔勒的一个小公园（梵高可以透过黄房子的窗户看到它，并每天在其中散步）想象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彼得拉克和薄伽丘漫步的花园。但梵高并未试图在任何画作中将这种想象实体化——这是一个仅在他脑海中被改造的空间。

展览以《诗人》（《欧格内·博赫肖像》）和《情人》（《米利特中尉肖像》）两幅作品开场。这两个被描绘的模特分别扮演着梵高心目中“诗人”和“情人”的典型。它们曾和其他13幅作品一道被梵高作为装点房间卧室（他预计高更会在1888年的晚些时候来到阿尔勒并住在那里）的画作，但这些画作并非随机挑选，而是梵高试图挑战孤立、自主的绘画批评标准，以充满张力和动态呼应的整体空间示人的重要例证；他将这个计划称为“装饰”。艺术史学者罗兰·多恩认为，这“提供了一个通过组合单幅画作来创造意义的机会……通过将作品放置在一起，使其相谐或对撞，从而形成某种‘视觉整体’。”就《诗人》和《情人》而言，它们蓝/橙和红/绿的色彩对比与人物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性情与生活组成了多重意义的并置，并同时在实体的建筑空间和不可视的意义空间里达成了双重的平衡。

“诗”和“诗人”的概念对于梵高而言无疑非常重要。诗歌在情感上的炽热和形式上的简洁可以与梵高的作品之间可以形成对照，他也曾经以“诗人”来形容伦勃朗、高更等他倾慕、欣赏的艺术家。在艺术评论家、诗人迈克尔·格洛弗看来，对梵高而言，诗歌的概念与一种更深入地观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密切相关。梵高曾用“可怕”来形容诗歌的特性，但他实际想表达的可能是，伟大的诗歌可以像阿尔卑斯山一样成为令人敬惧的存在，近乎于艺术史中所谓的“崇高”。梵高曾在信中多次援引特定的诗人和诗句来表达他不同情境下的心绪和思想，这份名单包括但丁、济慈、朗费罗、惠特曼等等；但丁是其中尤为特别的一位——梵高似乎深深为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笔下描绘的但丁孤独、严肃和智性的诗人形象所吸引，其诗歌中对于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描绘既契合梵高早年对于宗教的狂热，也象征着一种对于俗世的超越。在画作《诗人》中，梵高的模特是欧格内·博赫，一个声名不显的比利时画家；梵高称其“有着但丁一样面孔”。他的真实身份和性格特征并非画作表现的关键，梵高想要捕捉的是其长相中所透露的、画家认为但丁（或一切诗人、乃至所有广义上的创造者）应当具有的肃穆、严谨与深沉。作为背景的深蓝色夜空闪烁着群星，衬托着人物清癯的脸庞，似乎象征着一切灵性的创造者所具有的思维深度和情感延伸，构成了“博赫—但丁—诗人/诗性”由表及里的线索。

《情人》的模特米利特则是法国陆军的一名中尉，他曾于北越服役，并于1882年2月被遣返回阿尔勒。米利特于同年6月结识了梵高，两人成了朋友，经常一同外出。和博赫一样，梵高也为米利特的外貌所吸引，他充满男性魅力的潇洒面庞和他不羁的爱情生活使其成为“情人”形象、乃至于一种“可怕的人类激情”（梵高形容他在画下《情人》数周前所绘的《夜间咖啡馆》中强烈的色彩对比时所语）的代表。背景中月亮和星星的组合图案或许代表了一种对于无限的指涉——梵高曾在信中提到过，在伟大的艺术中沉思并体会到完满是一种将“无限”具象化的时刻，可与性的高潮体验媲美；关于后者，“情人”的代表米利特可以从众多阿尔勒女人身上获得，而前者，则只能属于梵高。

黄与蓝的交响：阿尔勒的向日葵

法国南部强烈明媚的光线下鲜明的色彩效果是吸引梵高前往的重要原因。他尤其被湛蓝天空映衬下的红色、橙色和黄色吸引；这种色彩的张扬对比在他最为著名的《向日葵》系列画作中一览无余。

梵高在阿尔勒期间总共创作了七幅《向日葵》：1888年8月底的一周内他创作了四幅，同年的11月底/12月初和1889年1月又再次创作了三幅。但这并不是梵高第一次以向日葵为主题进行创作。当他前一年居住在蒙马特时，他就已经画了四幅表现结籽的向日葵躺倒在地的画作，其中两幅在与高更交换画作时被高更选中，这或许更加促使梵高认识到它们内在的艺术价值，而对高更的欣赏以及对于他前来阿尔勒与自己共同创作的期盼，则促使梵高画下更多类似主题的作品。他把于阿尔勒创作的《向日葵》系列称为“蓝色与黄色的交响”；1888年8月，他在写给弟弟提奥，妹妹威廉明娜和艺术家朋友埃米尔·贝尔纳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想用六幅《向日葵》来装饰我的工作室，让灼目或破碎的黄色在各种蓝色的背景中迸发——从最浅淡的维罗纳蓝到宝蓝。”梵高在阿尔勒创作的静物画不到30幅，数量并不算多，但他不用为此寻找模特并支付费用（考虑到他自己的生活已然相当困窘），也不必以并非完全健康的身体对抗户外的强风与多变天气，因而能够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形式和色彩的研究和探索之中。

今天，梵高笔下如阳光般闪耀的向日葵已成为大众记忆里最为熟悉的艺术图像之一，但在它诞生的时刻，它代表着一种极为大胆的视觉革命。梵高试图追求的是“一种或许不属于印象派画家的简单技术”，从而将他从细碎的点画风格中解放出来，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荷兰梵高美术馆的策展人尼科·巴克与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策展人克里斯托弗·里奥佩尔形容国家美术馆所藏的《向日葵》“强化了视觉体验的真实性”，这种强烈的、直接的真实感却带来了一种近乎幻觉的冲击。它体现了梵高对巴黎先锋派和其他非西方的艺术形式（如日本版画）的汲取，同时又展现了他对各类笔触的综合运用和对物象的图式化处理。

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展览中展出了两幅阿尔勒的《向日葵》。在1889年5月给提奥的信中，梵高计划将这两幅《向日葵》画和一幅名为《摇篮曲》（描绘的是当地邮差的妻子）的画作共同作为三联画展出，认为《向日葵》明亮黄色的左右迫近能够让居中的《摇篮曲》中人物橘色和黄色的头部焕发出更多光彩——这足见其对于色彩效果的极致追求，并再次体现了他对创作“装饰”空间而非仅仅单一画作的痴迷。这个梵高生前从未实践的展示计划，在此次国家美术馆的展览中终于得到了实现。

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梵高的生平及其艺术与一种冲动、本能乃至癫狂的创作方式联系在一起。但无论通过阅读其生前的信件，还是揣摩其在绘画中的实验与细节，均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呈现出无异于常人的理性，其对艺术的理解和画作的绘制更堪称苦心孤诣的结果。科妮莉亚·洪堡特意使用了“思忖”一词来形容梵高的创作过程，她提到，人们喜欢梵高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他作品中蕴含的激情，并深信他将自己的情感倾注于作品中；但他也同样仔细地思考着如何在他的画中创造意义。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展览通过大量梵高油画名作，以及多幅难得一见的、芦苇笔所绘的风景速写，呈现出梵高艺术的多元风格与艰辛的探索历程；同时，通过“诗人”和“情人”所象征的、艺术家对于超越的渴望和对于生命的激情，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多面梵高。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