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梁王城之四：走读中运河邳州段沿岸胜景之十三 | 张可春

古徐国历史文化研究之现状

李艳华、孔令远两位先生在《古徐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徐夷在东夷中是势力最强的一支，是商代晚期帝乙和帝辛的征伐对象和掠夺财富的目标。西周时期，其势力向黄河流域扩展，成为黄河流域夷人势力的首领，作为东方夷人的代表与周抗衡。春秋时期的徐国夹在齐、楚、吴三个大国之间，不时遭到他们的征伐，徐偃王时而嫁女于齐候（见《左传·僖公17年》）；时而又娶吴王之女为妻（《左传·昭公四年》），依违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最后还是难逃亡国的命运。在公元前512年为吴国所灭，徐王章禹率众臣奔楚，被楚子安置在夷，即今安徽亳县东南。此后，徐国渐渐从历史上消失。

史料记载，东乡夷人在先秦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徐人从商初立国，到春秋末期灭亡，达一千年，如果加上立国前的成长时期，则有更长久的历史。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江淮一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这一区域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南方地区吴、越、楚，以至岭南地区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以及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思略的地位。

然而，关于徐国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商代甲骨卜辞与西周、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只有简单的征伐徐夷、淮夷的记载。在《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及三《传》、《荀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以及稍晚的《淮南子》、《史记》和《后汉书》中，对徐国的星星记载，内容也大多限于征伐之事。

商州的灭亡与徐姨为首的东方夷人的反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所谓“纣克东夷，遂殒其身”的说法，西周王朝也始终为徐、淮夷的不断反抗所困扰。在商周中原王朝统治者的眼中，强大的徐夷集团始终是一支足以与其抗衡的势力。

传统的史书以商周为正统，故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局限于与徐国的争斗，加之相隔较远，西土人士对春秋以前徐国的状况也不能有真正的了解。有些记载甚至夹有神话的荒诞成分，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徐偃王有筋无骨”之类。故史书中很难看到徐国内部的真实面目。

过去，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正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恢复夷人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在夷族群中，以徐人势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活动时间最长，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在有关夷人的文献资料方面，也以有关徐人的最为丰富。因而想要了解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徐夷无疑是一个最理想的研究对象。研究徐国的历史和文化会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夷、夏从相互争斗到互相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方诸国尤其是吴、越、楚、群舒与徐国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古徐国在漫长的兴衰更替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左右，徐国一直未得到公平待遇，甚至被人为地加以抹杀。如《史记》中绝口不提“徐偃王仁义”种种迹象，只说一句“徐偃王谋反”，简单了结此事，致使徐偃王谋反的冤案蒙受了几千年。直到20世纪初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考古学的蓬勃兴起，徐器和器铭文字的出现，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深入到历史研究领域。

《韩非子·五蠹》和《淮南子人间训》都记载：“徐偃王服国三十六（或三十二）。”《后汉书·东夷传》载：“徐夷潜号，及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由此可见，徐国在西周时期也是一个泱泱大国。徐国和西周频繁叛服无定，应是考察西周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徐国才渐渐“露出水面”，引起了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根据有关资料，郭沫若大约是首先肯定徐国历史和徐文化作用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以后至2002年，如下研究文章或专著产生了较大影响。1943年，徐旭生出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其中有比较系统地叙述徐国的有关资料，做出丰富的史实考证。1960年，《安徽史学》第3期刊登了龚维英《徐偃王年代考》。

20世纪80年代之后，赣、浙、皖、苏等省相继出土铸著有铭文的徐器，又一次掀起了徐文化、徐国史的研究潮流。其中有1981年齐鲁出书社出版李白凤《东夷杂考》；1983年，《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六期刊载贺云翔《徐国史初探》；1984年《安徽史学》2期载何光岳《徐族的源流与南迁》；1984年《文史》第12期载顾颉刚著《徐和淮夷的迁、流》；1985年《考古与文物》1期载刘广和《徐国汤鼎铭文试释》；1986年《中国史研究》3期顾孟武《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1986年《安徽史学》6期载贺云翔《徐国史研究综述》；1988年《安徽大学学报》载崔恒生关于《徐国几个问题的辩证》；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世源《古徐国小史》，1991年《文物研究》第7辑载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略论》；1995年《东南文化》1期载王辉《徐国铜器铭文零释》；1996年《历史研究》4期载李修松《徐夷迁徒考》；1999年《考古》11期载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钟》；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徐永生《徐国史研究》。

在徐州最早研究徐国史的是徐州师范大学地理系罗其湘教授。他于1984年去赣榆县搞地名普查时，发现徐福村是秦代著名方士徐福的故乡（出生地）。于198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以后又发表了《徐福故国——徐国》等系列论文及出版专著。罗其湘教授在论文中写道：“在我国东方徐淮地区，有一个曾强盛一时的古老方国——徐国，他的祖先是东夷部中一个重要成员——徐夷。《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中的徐州之名，就是导源于徐国的。丁山先生《禹贡.九州通考》说：徐州得名于徐方（徐方即徐国）是很正确的。他又据徐史和徐谱牒资料的考证和记载，徐福乃春秋时代徐国君主徐偃王的29代孙。因此他考证：徐国是徐福的故国,徐福村是徐福的故里。”

罗其湘教授对徐国史的考证，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为后世留下了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然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大多数机关、企业介绍徐国历史时，仍沿用“徐州古称彭，乃渊源于大彭氏国”的提法。直到2004年。“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成立后，从而把研究古徐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2004年3月26日，经徐炳仁同志提议，在徐州市政协高之均副主席的指导下，开始筹备成立“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2004年11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300多人。香港北海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展堂、台湾“世界徐氏宗族总会”理事长徐鸿进、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中华徐氏通谱》编委会、《徐氏考古文化大观》编委会等组织和团体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贺联祝贺。徐州日报、都市晚报、徐州电视台、新华网等新闻媒体相继进行了报道。研究会成立之后，先后组织外出考察，学术交流和各种形式的徐文化座谈会30余次，精心主办徐文化研究内部刊物20余期，共发表论文、文章80余篇，有一批论文先后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其研究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值得庆幸的是，徐国历史文化研究有了新契机和新突破。李艳华、孔全远先生在古徐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中指出，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从实物上证明了徐国文化的发达，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广大的，但这些徐国考古材料多出于徐国本土之外，而且大都为零散出土，传统性不强，较难反映出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导致徐国史研究必须主要依赖于考古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考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徐国考古材料的缺乏正是徐史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重要原因，比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就是一个聚诉已久的问题，如果没有徐国城址的发现，仅凭文献记载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徐国葬墓地出土，我们也很难对徐国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的和徐器的情况，直到1993年才宣告结束。1993年初，江苏省邳州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1995年夏，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同年，南京博物院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1997年11月——12月，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这一系列发掘，连同80年代初在生产建设中遭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号、三号墩，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徐州青铜编钟及其他青铜礼器。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有了这批资料，我们就有条件能够比前人更深入地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以及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更完善的建立起徐国器物的标准器群，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断定徐国器物的相对年代。我们相信，这一切发掘将会引起人们对徐国史研究的兴趣，使徐国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孔全远先生认为，受考古条件的限制，目前徐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如徐国各时期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徐国王族的世系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对徐偃王时代、徐国青铜文化与群舒、吴、越、楚等青铜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及若干重要徐器铭文的考释等问题，学术界还有着不同的看法。

孔全远认为，徐国历史和考古研究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随着大量相关考古资料的发表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相信徐国的历史和考古研究在今后一个时期，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

神秘“古徐国”亮相邳州博物馆

2020年春节将至，焕然一新的邳州博物馆面对世界对外开放。震惊世人的邳州“梁王城遗址”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古徐国”，即世界徐氏文化发源地。其中大量的出土文物，在邳州“古徐国展厅”、“东夷文化展厅”展出，真实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徐国当年的繁荣及文化。

改造提升后的邳州博物馆常设5个展厅，其中第一个展厅“东夷肇始”，以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梁王城遗址为重点，展现邳州灿烂辉煌的史前文化和“邳”字的由来和演变。第二展厅“古徐王都”，以徐国始建、壮大、灭亡的史实为线索，展现上古方国徐国王城的赫赫盛况和历史风采，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东夷肇始:邳州史前文明的起源
早在6000多年前，邳州大地上已初现文明曙光，东夷先民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用他们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梁王城遗址的发掘发现，把江苏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800年，为深入研究黄淮地区人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据邳州博物馆讲解员周楠介绍，这三处文化遗址全部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大墩子遗址和刘林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各式各样的磨制石器工具，比如石铲、石刀、石镰等，表明当时的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工具大多出自于男性墓葬，纺轮等多出现于女性墓葬，这说明先民们已经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
从2004年4月开始，位于戴庄镇李圩村的梁王城遗址被发掘，出士石器、陶器、瓷器、骨角器等各类文物 4000余件。记者发现,在梁王城文物展柜背后的墙面上，划分出了深浅不同的颜色，这是根据梁王城遗址文化层剖面做的一个复原，每一个不同颜色的土层，代表邳州不同的历史化时期，从北辛文化层一直到宋元明清文化层，可以说，凝聚了邳州整个6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邳州有着“彩陶之乡”的美誉，在梁王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白陶、黑陶和红陶，而蛋壳陶是黑陶的巅峰之作，第一展厅里的蛋壳陶，是参观者一定不要错过的展品。“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它:黑如漆、明如镜、击如磬。”周楠说，“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繁杂，厚度最名薄处只有0.2至0.3毫米，最厚处也不超过0.5毫米，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还原这种工艺。”
东夷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劳动与创造推动历史的车轮,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也为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日后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夏初起，这片土地开始以“邳”为名，“邳”字的起源,在这个展厅中也有介绍。据悉，“邳”在甲骨文中，其实是写作“不”，后来加横，读作“丕”，有盛大的意思，后来加上“邑”就变成了现在的“邳”，有大城邑之说。当时，东夷先民对鸟类非常崇拜,“丕”字像飞翔的鸟落地翅膀放下的那一瞬间。1951年，山东枣庄市出土了一件青铜疊，上面刻有不白二字，其实就是丕伯的意思，据后来考证，它的主人其实就是邳国的国君。邳国的第一任国君叫奚仲，他是大禹的车正，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马车，奚仲造车就是邳州有名的典故。
“东夷肇始”展厅用一句话可以总结为:“一字成名地，须臾6000年”。邳州6000年文脉由此展开。

古徐王都；上古方国的巍巍都城

夏朝初年，东夷族众部落中诞生了一个方国，在此后1000

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东夷部落最强大的势力，它就是第二展厅的主角:徐国。徐国历经夏、商、周三朝，传44世,享国1600余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诸侯国之一。“古徐王都”展厅共分为3个单元，分别是国祚千年、武原中兴、徐器风华。以徐国始建、壮大、灭亡的史实为线索，展现上古方国徐国王城的赫赫盛况和历史风采。进入展厅，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复原的春秋时期徐国王城的模型，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邳州博物馆讲解员周楠介绍，在徐国王城向东2公里的地方，出土了九女墩墓群,这里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编钟和一套完整的编磬，其中，甬钟置于墓主的南侧，傅钟和钮钟放于墓主的东侧，编磬位于墓主的北侧，三面围起只留出西边一面缺口，这恰好同《周礼.小胥》中的“轩县(悬)之制”相符，也证实了九女墩墓葬群的主人就是徐国的王室。
徐国经济发达、国富民强，是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之，徐国青铜制作技术非常高超，作为春秋时期徐国的都城，邳州境内发现了大量造型丰富、品种繁多的徐国青铜器，让人叹为观止。
在“乐之华章”展区，九女墩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磐看上去色泽古朴、造型优美。周楠介绍:“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编钟，里面有4个甬钟、6个镈钟和9个钮钟，其中最大的1个甬钟达到了29.7千克，最轻的1个钮钟仅重0.7干克。在这些编钟上面还有些铭文，后来专家解读出了有一句叫‘徐王子孙永葆之”，证明了它的主人就是徐王。这13件编磬是国家一级文物,编磬其实在古书中有记载，它只有王才能够使用。”
在古代，编钟和编磐还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有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常用于雅乐。九女墩出土的这套编钟和编磬，在我国音乐和冶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邳州出土的徐国青铜兵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还出士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彰显了徐国国力的强盛，对研究当时的军事制度、青铜铸造技术水平和社会等级结构都有重要作用。

春秋后期，青铜器不再仅限于统治阶级使用，而是逐渐走入平民百姓的生活。“民之阜物”展区展示的就是出土的徐国民用青铜器，有铜勺、铜锛、铜锄等。周楠指着其中的一件铜锯说:“我们一般都说锯是鲁班发明的，但是这件青铜锯出土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时间比鲁班所处的时期还要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