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端智库主任潘海生：需求有效对接是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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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的发展，不仅要以市场化校企合作为基础，更要强化政府统筹下的深入发展。其关键在于“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之间的密切合作。

文/《在线学习》主笔 何曼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端智库主任潘海生

产教融合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新形势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对产教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多项政策规定，助力产教融合发展。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端智库主任潘海生在与本刊对话时表示，推动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是顺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为现代制造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打通技能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关口的现实需要。“国家高度重视产教融合，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强调‘链’的思维，即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和人才链协同发展。这是一种系统观的体现。在这种系统观下，职业教育不再是孤立的教育环节，而是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

产教融合要尊重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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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您在多个场合都做了深入探讨。在您看来，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潘海生：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跨界性，即教育与产业的有机融合。推进职业教育更好地面向产业，特别是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将产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融入教学体系，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力、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职业教育。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多项政策，加强产教融合，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职业教育和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充分发挥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作用，推动其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产教融合的本质是在尊重职业教育跨界属性的基础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和深化。

强化“三力” 推进共同体实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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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应如何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面临的难点是什么？

潘海生：要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产业面向。当前，尽管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共同体的建设热潮高涨，但在实践中，“两体”建设的产业面向并未做出清晰界定。行业产教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应聚焦国家和区域战略以及新兴产业的产业面向。职业院校应根据这一方向，不断推进“两体”建设，优化专业设置，提升职业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程度。这一过程的难点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需求，以及如何确保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相匹配。

二是加强统筹力度与完善治理机制。统筹力度的加强旨在解决产教融合的外部发展环境和激励环境的问题。产教融合涉及多部门合作，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明确各主体责任和工作机制。例如，天津市出台的《天津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旨在明确政府的引导作用，形成多部门参与的管理机制；同时，建立跨部门的协商共治机制，解决体制机制障碍，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如土地、税收、财政和信用激励的有效实施，以营造产教融合的良性发展环境。这一过程的难点在于如何协调各部门利益和如何确保激励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是数据赋能。在产教融合框架和核心问题解决后，提高产业需求与教育信息的转化效率成为关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促进产业需求与教育信息的有效对接，将企业需求转化为教育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实现产教融合至关重要，这也是我正在研究的“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谱系图研究”课题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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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门的协商共治机制在建设初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潘海生：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认为须着重解决“三力”的问题。首先是统筹力。这主要体现在产教融合组织的整体规划和协调上，是确保各方主体能够有效协同工作的关键。通过建立由政府、企业和院校共同参与的董事会和理事会，我们可以明确各方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共同解决“两体”以及产业学院在发展中的重大决策和体制机制问题。

其次是协调力。协调力是将战略决策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秘书处来统筹协调。目前，一些市域产教联合体已经实现秘书处实体化运转，并提供专门经费以支持其日常运作。秘书处负责深入分析行业发展报告、行业人才需求报告和行业技术需求清单、行业人才需求清单；并在此基础上连接产业链，合理布局产学研合作，找到校企有效的对接点，进而明确行业共同体和产业学院在实体化运作中的主体任务。

最后是执行力。执行力确保任务的实施。成立具体的分支机构，由共同体或产业学院的具体部门协调，开展高质量的合作。这使得行业共同体的各方主体能够在明确产业方向的基础上，根据报告和清单形成任务清单，并确保这些任务得到有效执行。

随着共同体实体化运行的深入，我们还需要逐步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评价监督机制以及退出机制，促进共同体从初期合作到长期发展的良性循环。在产教融合尤其是校企合作层面，这些治理机制是最为欠缺的部分，也是难点和痛点，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并努力完善。

构建职链未来生成式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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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提到的课题攻关，在研制产教对接谱系过程中，您发现了什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潘海生：研制产教对接谱系是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举措。在初步研究中，我们试图简单地将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进行对接，但由于企业岗位需求有其特定的人才培养和生产需求，同一岗位在不同企业中存在差异，且同一岗位可能对应不同专业，而同一专业也可能对应多个相同或不同的岗位。这种对接关系极为复杂，缺乏有效的标准将工作世界的需求与教育世界的人才培养标准对接起来。

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分析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经济活动、职业活动和人才培养活动的标准，这些标准反映了国家对这些领域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和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行业、职业和专业的谱系图，力图将工作世界、职业世界和教育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原理仅停留在理论模型层面。标准虽反映了趋势，但无法实时反映工作世界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将外部企业的岗位需求和专业的人才培养需求对接到谱系图中，使谱系能够随着岗位变迁而动态更迭，实时反映产业发展需求。这样，我们就能及时判定职业教育与专业的匹配程度和其对专业的支撑程度，从而满足产业的相应需求。

基于上述模型原理，我们构建了职链未来生成式大模型（vocation link future model，VLF），期望通过此模型为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其底层逻辑是，以职业为中介点的产业与专业的对接模型，实现产业—职业—岗位谱系对接；以岗位对职业的匹配度模型为基础，实现工作世界与职业世界和教育世界的有序对接；构建岗位能力动态追踪模型，实现工作世界变化、职业变化和专业变化的有效传递。

此模型的核心是通过从产业到职业，再到专业的图谱，建立起工作世界、职业世界和教育世界的紧密联系，这是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我们用了三年多时间才最终建立起来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产教融合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大模型的技术和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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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F生成式大模型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

潘海生：在当前的应用场景开发中，主要围绕四类主体展开，已开发近二十个相关应用场景。具体来说，该模型针对政府、行业、企业和教育机构等不同主体的需求，提供了定制化的服务。

一方面，该模型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了给政府提供虚拟产业动态调整及行业布局的决策依据，我们基于产业需求数据和院校人才培养数据的对接，构建了两个关键端点。首个端点为行业端点，通过区域、行业、产业的分布，帮助政府了解当地产业布局、关键企业及其核心技术和产品。这一端点有助于政府全面了解当地产业的主要特征和需求，为产业规划提供决策依据。第二个端点为专业端点，围绕核心企业、核心产品及核心岗位的需求，分析职业教育中相关专业的开设情况、人才培养规模、质量及对接程度。这有助于政府在专业产业布局时，了解所需岗位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为学校的专业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该模型能够进一步深化为院校提供的服务。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是关键。传统方法依赖于大量的人工调研和现场考察，而我们则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捕捉产业需求的变化，并将其转化为人才培养的需求。

未来，该模型将主攻基于生成式谱系对接方向，推进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致力于开发专业能力图谱、专业课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推荐系统，以更精细化的方式满足院校的需求。目前，我们已在一些学校进行了专业群布局的应用尝试，完成了前期调研和粗颗粒度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推动“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紧密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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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未来产教融合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创新点在哪里？

潘海生：从宏观层面看，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教融合的主体与组织创新速度正在加快。未来的产业学院和产教融合将更加紧密地与区域经济战略发展和产业快速更迭相结合。产教融合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之间的密切合作。

从现有基础层面看，随着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我们面临着制度和政策局限的挑战。例如，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涉及到产业和教育两类不同属性组织之间的融合（产业的营利性与教育的公益性）。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产权变更、资产融合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未来产教融合的发展需要在法律和体制机制上进行突破。

从组织形态来看，当前产教融合已不再是单一院校与企业的简单合作，而是多个主体参与的多元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起科学的治理体系，成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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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教融合和职业教育领域，您未来有哪些研究计划或期望达成的目标？

潘海生：首先，在技术层面，期望深化产教融合VLF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并随着技术的成熟，不断拓展其在不同省市和院校的应用场景，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方法论和工具上的支持，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这将是一个持续探索和投入精力的过程，旨在利用新兴技术解决职业教育领域的传统问题。

其次，在理论层面，计划围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特色与核心特征，推进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通过深入研究和规划，以期尽快将研究成果推广开来，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建构提供支撑。

最后，在实践与政策层面，期望能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转化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决策咨询建议，为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提供重要支撑。目前，我们正在规划实施“四个一”战略：建立一个智库，做大做强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智库；完善一部法规，完成并出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发布一个指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指数；发布一份报告，出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报告。

希望通过这些计划和目标的实现，能够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贡献力量，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来源丨《在线学习》杂志2024年10月刊（总第108期）